【摘要】作者研究了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认同概念并回顾了对此主题研究的相关文献,提出了弗洛伊德认同理论形成的三个主要阶段:(1)1897-1917为早期阶段,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提出了癔症性认同和梦认同,主要是把认同作为一种临床上的病理性防御机制对待;(2)1917-1921为中期阶段,弗洛伊德主要阐述了自恋性认同及其与忧郁的关系,开始注意到认同在心理发育中的重要作用;(3)1921-1932为晚期阶段,弗洛伊德全面阐述了认同与心理发育、人格形成的关系。作者尚建议应保持弗洛伊德主义理论术语的丰富性以保证理论和临床的契合。
【关键词】认同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概念研究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in Freud’s works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 demonstrates three period in Freud’s works about identification:(1)1897-1917,hysterical identification and dream identification was mentioned , and identification was taken as a pathologic mechanism ; (2)1917-1921,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lancholy was discussed, and the role of identification in development was noticed ; (3)1921-1932,the relationship among identification , development , personality formation was mentioned demonstrated in details.
似乎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并不在于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进步,而是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做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序》
引言
心理治疗师,研究认同和同一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
1 我们生存的地球在文化上处于一个认同混乱的时代;
2 我们寄身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同一性(identity)丧失的社会;
3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咨询者都面临着认同的危机;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师的认同危机——或者说,这是身份弥散(identity diffusion)——体现在学科发展中诸多奇异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弗洛伊德的崇拜和攻击,这种崇拜和攻击恰恰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前者(崇拜)有点类似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奴性认同,后者(攻击)有点类似于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施虐性投射——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
对弗洛伊德的误解和幻想体现在我们很难承认一点,那就是,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对弗洛伊德还是不太了解。
有一点可为资证的是,虽然我们言必称弗洛伊德,可是弗洛伊德全集中有关临床的文献至今没有翻译出来,更不用说全集本身了。这让我不由的想到:盲目崇拜弗洛伊德——尤其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界——其实是一种反向形成的掩饰,也许在潜意识中,我们咬牙切齿地(带有口欲期吞食特征地)攻击弗洛伊德。而这种攻击恰恰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认同完成的,这可以用一个口语公式表达为:“爱你,就等于吃了你,让你变成我,我们同归于尽。”
东方文化中这种吞并式爱情的一个生动的脚注是日本的电影《感官世界》,当然从潜意识的共同性来说,它还有一个蹩脚的双生子——《失乐园》。
在中国《封神演义》的传说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这种口欲期攻击性的一个隐喻——周文王吃了自己孩子的伯邑考的肉,又吐了出来——当然,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苏妲己想和伯邑考“成就鸾凤,共效于飞之乐”。这个隐喻被目光锐利的鲁迅在鸟瞰中国文化的茂密森林时用两个字总结了——“吃人”。
在这种亲子共生、家国同构、天人相通的文化设计中,中国人完成了自我的图景,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切都是那么安逸——请允许我用四川的方言表达这种状态——修齐治平,功成身退,身前身后的时候都被安排好了,没有必要探险,去寻找什么传说的新大陆,更没有必要为明天、失业、婚外恋、分期付款担心。
这首田园诗,这个温暖的怀抱,这个源源不绝的亲情输液管,破灭了,在侯德建歌咏的“百年前宁静的那个夜里”。
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临了,在“五四”运动和“文革”把中国传统文化摧毁得命若游丝后,人们再也无法通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君主保持一种受虐式共生关系,再也无法通过投身革命的烘炉认同父母合体的毛泽东——这个超级自我理想——和他保持那种暧昧的情调。
那个中国人的主体,那个永恒的、心灵平静、怡然自得的奴隶和他的主人一起退出了文化设计的网络。
我们孤魂野鬼般四处漂泊的自我饥不择食地找到了任何一个可以放到超我祭坛上的人物、意象、概念、理论。这样,作为精神替代品、作为尸位素餐象征者的弗洛伊德在80年代和萨特被饥肠辘辘的中国知识分子捕个正着。
弗洛伊德,更多是被幻想成一个尼采式的、和压抑机制做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一个天生威武的话语大师,一个带领人们向理智、超我发动冲锋的革命战士。
对他的认同真的可以暂时缓解中国人沉积百年的文化被阉割的切肤之痛?和他的前任者——封建帝王、马克思、毛泽东——比较起来,他是难免受到抱怨和攻击的。
仔细研读他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既坚强又软弱、充满理想又身不由己的奥地利的犹太人,他的意志、情感、信念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必须通过误读弗洛伊德而虚构出一个自我停泊的港湾。
把对弗洛伊德的幻想进行到底——理想化或妖魔化的意淫都可以。
幸好,——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是,“可以值得幸灾乐祸的是”——这种治疗师职业身份认同的困境不是仅仅在中国才存在。
Klauber (1981)提出对精神分析之父的认同对整个精神分析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弗洛伊德在《哀悼和忧郁》中清楚的阐明——也就是说,分析师们对弗洛伊德存在着自恋性认同。
Klauber认为,分析师们无法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死亡。分析师们的创伤让他们一方面严格限制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精神分析的框架,另一方面拒绝认识到弗洛伊德对科学、宗教、哲学的影响是多么短暂。
正是这种创伤的付诸行动,造就了精神分析历史中僵化主义和起义主义的平行发展。而分析师的身份(identity)也成了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历史事件是IPA把分析师的身份作为讨论的主题,也提示着分析师们不能再依赖对弗洛伊德的认同了。
不少研究分析师认同的人都提出,分析师这个行当比其他职业更多的和其身份认同有关(Thomä & Kaechele,1987;Cooper,1984a; Thomä,1983c)
也许这里我们可以走马观花地看看中国精神分析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德国的情况——这种密切关系可以用一个具有客体关系学派色彩的成语来描述,叫做“一奶同胞”。
近代德国和中国相似性的地方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