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一家测试中心，Terrie Moffitt和Avshalom Caspi正在探寻受试者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1987年，在一场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举行的会议的海报展上，心理学专业的两名博士后——Avshalom Caspi和Terrie Moffitt展示的海报挨在一起。通常并不鲁莽的Caspi看到Moffitt的海报后，被后者的科研成果深深吸引。“你拥有最漂亮的数据集。”Caspi说。不会轻易接受追求的Moffitt在会议结束后来到学校图书馆并查看了Caspi的论文被引情况。然后，Caspi成功了。“这是一场书呆子式的恋爱。”他说，“我们因为数据坠入爱河。”
自此以后，这成为一桩个人的和科学界的“风流韵事”。在近30年的时间里，Moffitt和Caspi合作对人类发展进行了极为复杂的研究。启动于1972年的新西兰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就好像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之于心血管疾病和护理健康研究之于女性健康。
通过对约1000名新西兰人一生的详细观察，达尼丁研究中心产生了1200多篇论文，回答了从反社会行为、压力的生物学后果到吸食大麻的长期影响等一系列问题。Moffitt在1985年加入这项研究，Caspi紧随其后加入。两人主导了该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家Brent Roberts看来，他们做了如此多的工作，以至于谈到达尼丁研究时完全无法不提及他们。
关注犯罪行为根源
在南加州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Moffitt同著名的心理学家Sarnoff Mednick共事。她关注的是犯罪行为的根源。在博士论文答辩的几个月前，Moffitt和几个同学决定学跳伞放松一下。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Moffitt摔断了腿。被“囚禁”在轮椅上的她花了好几个小时款待一名来校讲述其研究的新西兰访客Phil Silva。
Silva一直在追踪1972年4月至1973年3月出生于达尼丁医院玛丽女王妇产中心的1037名儿童。每隔几年，她便会评估这些儿童的认知和心理发育情况。Moffitt认为，这个人群是探寻其关于早期童年和犯罪根源的一些观点的现成实验室。她在这些孩子长到13岁时加入了此项研究。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Moffitt第一次来到新西兰，收集和警察有过麻烦的女孩的数据。她在圣路易斯市举行的会议上展示了自己的发现。靠近她的是一个有着橄榄色皮肤、深情眼睛和棕色头发的男生。
他就是Caspi。Caspi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一个小型集体农场中长大。10岁时，全家搬到伯克利。在那里，他的父亲完成了国际研究的博士学位。Caspi的经历使其对人和地有着很强的好奇心。他原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记者。然而，心理学将他“争取了”过来。
在康奈尔大学，Caspi跟随社会学家Glen Elder攻读研究生。Elder著有《大萧条的孩子们：生活经历的社会变化》。这是一项关于经济环境如何影响人类发展的里程碑式研究。Caspi被人的性情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深深吸引。当一名有着深红色头发的年轻女性将海报展板放在他的展板附近时，Caspi正在展示一项关于坏脾气的孩子如何变成脾气暴躁的成年人的研究。
多年的远距离恋爱后，两人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安顿下来。同时，Caspi加入达尼丁研究团队。他同Moffitt的首次合作涉及一个长期令他十分好奇的问题：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是会改变人，还是巩固已有的性情？研究团队关注的是女性青春期发育。在达尼丁研究中，超过一半的受试者是女孩。到15岁时，她们会接受生理和心理测试。
此前研究发现，提早进入青春期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Caspi和Moffitt则发现，最难以适应青春期早期的是那些在童年时期表现出行为问题的女孩。这促使Caspi提出了“加重假设”，即压力的转换会加重人类已有的性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是一种激进的观点。当时，心理学家通常认为，决定个性的是环境而非性格。
探寻人性中的黑暗面
自此以后，他们的工作经常探寻人性中较黑暗的一面。和《指环王》电影中展现的田园诗般的风景相反，新西兰并非地球上的天堂。经济上的不平等与美国的情形相似，吸毒、自杀和强奸率也很相似。
通过承诺进行严格保密，研究团队从受试者那里获得了极为坦诚的自白，包括他们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我们的政策是绝不干预和背叛他们。”Moffitt说，“了解研究价值的新西兰警察也从未过问。”
这种长期、密切的监视使Moffitt得以追踪达尼丁队列研究中一个比较麻烦的子集。研究认为，违法行为在青少年晚期和20多岁时达到顶峰，并且主要发生在男性当中。
Moffitt发现，到15岁时，参与研究的男孩中约有1/3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违法行为，而其中一个子集人群会更加频繁地冒犯他人。当她研究了来自童年的数据时，Moffitt发现，习惯性犯罪者往往从3岁起便开始制造麻烦，并且在十几岁之前就有了逮捕记录。
多年来，Moffitt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些男孩在神经心理学测试中表现很差并且可能在长大后参与药物滥用的论文。2002年，她报告称，26岁时，这些人在社区中犯下很多罪，而这种模式一直延伸到三十几岁。简而言之，很多男孩表现出的犯罪行为仅限于青春期，而约5%的人是“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持续出现犯罪行为”的冒犯者。此项研究对于社会工作和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Moffitt也因此在2007年获得犯罪学研究领域的世界最高奖“斯德格尔摩奖”。
所有人并非生而平等
近年来，Moffitt和Caspi对其研究成员（如今已经45岁）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研究。这是一生中比较痛苦的阶段：中年人开始面对年轻时的很多梦想无法成真的现实。达尼丁研究的数据显示，1/5的人群占据了大部分社会成本：犯罪、福利金、住院、购买香烟、缺失父亲的子女抚养以及社会机能障碍的其他指标。
这些人到底怎么了？Moffitt和Caspi回顾了受试者3岁以来的数据。目标人群似乎从一开始便表现得很糟糕：他们在早期语言技能、精细和全体动作、神经系统健康和自我控制方面的得分都很低。通常，他们还在贫困中长大并且遭到虐待。在整个一生中，这些劣势都困扰着他们。“他们并未获得一个公平的开端。”Moffitt表示，“你不可能指望有着这种童年经历的人在以后的人生中表现得很好。”
和那些有着较好开端的人相比，这些人甚至衰老得更快。在研究的队列人群中，Moffitt和Caspi发现了从三十几岁便开始衰老的迹象。早年压力的影响会给他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童年时被虐待似乎会侵蚀端粒——位于染色体末端且同细胞保存相关的“帽子”。而这反过来可能加速了衰老。
Moffitt和Caspi无法提供关于人类发展的大统一理论：人类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无法总结出一个定律。“所有人并非生而平等。”Moffitt说，“一些人拥有真正的天赋和才华，有的则从一开始就很麻烦。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一现实，便无法逃避采取社会行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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