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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笔记第十讲
发表时间:2002-1-25 15:13:09
拉康在大会上被琼斯打断,15年之后写了此文,这是德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冲突。在精神病界则无此冲突,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客观性,而精神分析则始终是与文化联在一起的,所以始终是有冲突的。1953年拉康与IPA分裂。
为了写博士论文,拉康到瑞士精神病院,见到了荣格。虽然与维也纳近在咫尺,但未去见弗洛伊德。荣格讲德语,但是他是天主教的,这里与天主教共同体有点关系。那次大会后不久,德法之间出现了战争。可见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比现在复杂得多。
还有一个例子,在法国兴起超现实主义运动,其中有一项是自动书写,不管能否理解都写下来,从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东西。弗洛伊德听说之后,说“这个东西与我的东西有些类似”,可是当Breton想见他的时候他却拒绝了。
在德国文化内部弗洛伊德也引出了许多冲突和愤怒,一如Breton当时在法国也遇到 同样的问题。精神分析学家向大众讲演、写书的时候是被分析者,精神分析学家不是外交家,不考虑妥协,所以问题更多了。
荣格在一个精神病院中做自己的实验,认为个人有情结可以用一个方式测量。他用词表,一个个地念给病人听,病人回答出其联想。这之间有一个反应时,如果反应时较长,例如听见太阳之后很久才说月亮,荣格就认为对该词病人存在情结。这不是正宗的精神分析的倾听,但有些类似。所以听说了弗洛伊德之后,荣格就去找他。弗洛伊德接待了他,因为荣格讲德语。两关系曾很好。一次荣格去阿姆斯特丹开会,准备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不准备讲性的问题,因为这将引起公众的抵抗。弗洛伊德说:“不行,必须讲性!如果不讲性就是没有讲我的理论。”精神分析学家不是外交家。
弗洛伊德谈性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总是拿别人的例子来讲自己的问题。荣格没有遇到性的问题,所以荣格愿意讲他个人遇到的问题。
荣格也写了一本释梦的书,几十年后人们才发现其中的例子是荣格自己的。
这导致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裂。
又一个例子:昨晚做了关于“好”的解释,一位年轻女士站起来反驳我,说我错了。但我并不是讲中国的实际事情,也不是讲那个孤独症的孩子。我只是借此来讲我的事情,我的父亲死后带给我的悲痛的事情。
也许在说“好”的时候说到了中国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在此之有就知道一些。但我不知道说的是我自己,只有当那个年轻的女士干预时才意识到。
治疗实践中并不关心病人的真实性,只说自己的真实性,而且对于自己的真实性也只是“半说”(midire)。拉康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说科学建立在真实性上,精神分析成为一门科学是因为不能完全说出真实,只能伴随真实,不管其真假。科学的真实性标准不适合精神分析。
再举年轻女士的例子,她说我错了,是利用了真实性标准,同时她又举了一个自己的解释。也许她的解释适合于所有的中国人。对于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给了一个代表了我的感觉的解释。
若干年之后,1964年,拉康构建了他的学校。如何培训精神分析学爱,怎样才算是精神分析学家?在大学,通过几年的学习,通过考试,给一个文凭,但是精神分析学家不给文凭。IPA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但与学校仍然不一样。拉康与IPA分裂,所以应有不一样。拉康最后认为无法给,这引起了与国家的冲突,使精神分析学家很迷惑。拉康想了很久,仍然认为无法给,因为
Le psychanalyste ne s’autorise que de lui meme(精神分析家只关心自己),然后又补充说:
et de quelques autres(和某几个旁人)。
注意:ne+que—uniquement
这引起公愤,因为大家未注意到拉康的补充。
我工作了40年又跑到成都来,自然表明精神分析的作用。学生居然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然我要对她说没有用。
同事之间的交流,不同于精神分析学家与病人的交流。后者更多地倾听,听病人实际上说的东西并有一个回应。
Lui meme
Comme toi(他自己如同你)
Toi-meme(你自己)
Soi-meme=je m’aime(自己=我爱自己)
Soi是je的主格与宾格的统一。
这里又说到了镜子。拉康引入Hegel的关于奴隶主与奴隶的思想。拉康认为父母的意象是奴隶主,镜子中的像也是奴隶主,但是这两个奴隶主与主体的关系不一样。父母的意象与主体之间是真实的关系,而镜象与主体之间是想象的关系。主体总是失去想象的一些东西。
拉康在此阶段上还未讲语言。
精神分析笔记第十讲
发表时间:2002-1-25 15:13:09
拉康在大会上被琼斯打断,15年之后写了此文,这是德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冲突。在精神病界则无此冲突,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客观性,而精神分析则始终是与文化联在一起的,所以始终是有冲突的。1953年拉康与IPA分裂。
为了写博士论文,拉康到瑞士精神病院,见到了荣格。虽然与维也纳近在咫尺,但未去见弗洛伊德。荣格讲德语,但是他是天主教的,这里与天主教共同体有点关系。那次大会后不久,德法之间出现了战争。可见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比现在复杂得多。
还有一个例子,在法国兴起超现实主义运动,其中有一项是自动书写,不管能否理解都写下来,从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东西。弗洛伊德听说之后,说“这个东西与我的东西有些类似”,可是当Breton想见他的时候他却拒绝了。
在德国文化内部弗洛伊德也引出了许多冲突和愤怒,一如Breton当时在法国也遇到 同样的问题。精神分析学家向大众讲演、写书的时候是被分析者,精神分析学家不是外交家,不考虑妥协,所以问题更多了。
荣格在一个精神病院中做自己的实验,认为个人有情结可以用一个方式测量。他用词表,一个个地念给病人听,病人回答出其联想。这之间有一个反应时,如果反应时较长,例如听见太阳之后很久才说月亮,荣格就认为对该词病人存在情结。这不是正宗的精神分析的倾听,但有些类似。所以听说了弗洛伊德之后,荣格就去找他。弗洛伊德接待了他,因为荣格讲德语。两关系曾很好。一次荣格去阿姆斯特丹开会,准备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不准备讲性的问题,因为这将引起公众的抵抗。弗洛伊德说:“不行,必须讲性!如果不讲性就是没有讲我的理论。”精神分析学家不是外交家。
弗洛伊德谈性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总是拿别人的例子来讲自己的问题。荣格没有遇到性的问题,所以荣格愿意讲他个人遇到的问题。
荣格也写了一本释梦的书,几十年后人们才发现其中的例子是荣格自己的。
这导致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裂。
又一个例子:昨晚做了关于“好”的解释,一位年轻女士站起来反驳我,说我错了。但我并不是讲中国的实际事情,也不是讲那个孤独症的孩子。我只是借此来讲我的事情,我的父亲死后带给我的悲痛的事情。
也许在说“好”的时候说到了中国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在此之有就知道一些。但我不知道说的是我自己,只有当那个年轻的女士干预时才意识到。
治疗实践中并不关心病人的真实性,只说自己的真实性,而且对于自己的真实性也只是“半说”(midire)。拉康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说科学建立在真实性上,精神分析成为一门科学是因为不能完全说出真实,只能伴随真实,不管其真假。科学的真实性标准不适合精神分析。
再举年轻女士的例子,她说我错了,是利用了真实性标准,同时她又举了一个自己的解释。也许她的解释适合于所有的中国人。对于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给了一个代表了我的感觉的解释。
若干年之后,1964年,拉康构建了他的学校。如何培训精神分析学爱,怎样才算是精神分析学家?在大学,通过几年的学习,通过考试,给一个文凭,但是精神分析学家不给文凭。IPA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但与学校仍然不一样。拉康与IPA分裂,所以应有不一样。拉康最后认为无法给,这引起了与国家的冲突,使精神分析学家很迷惑。拉康想了很久,仍然认为无法给,因为
Le psychanalyste ne s’autorise que de lui meme(精神分析家只关心自己),然后又补充说:
et de quelques autres(和某几个旁人)。
注意:ne+que—uniquement
这引起公愤,因为大家未注意到拉康的补充。
我工作了40年又跑到成都来,自然表明精神分析的作用。学生居然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然我要对她说没有用。
同事之间的交流,不同于精神分析学家与病人的交流。后者更多地倾听,听病人实际上说的东西并有一个回应。
Lui meme
Comme toi(他自己如同你)
Toi-meme(你自己)
Soi-meme=je m’aime(自己=我爱自己)
Soi是je的主格与宾格的统一。
这里又说到了镜子。拉康引入Hegel的关于奴隶主与奴隶的思想。拉康认为父母的意象是奴隶主,镜子中的像也是奴隶主,但是这两个奴隶主与主体的关系不一样。父母的意象与主体之间是真实的关系,而镜象与主体之间是想象的关系。主体总是失去想象的一些东西。
拉康在此阶段上还未讲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