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班：当遭遇治疗师意外死亡，我们可以做什么？
时间：周五 2018-04-27 10：30-12：15
主题：忧郁与修复
演讲：Arlene Richards 教育学博士，临床心理学家
美方教师代表：我跟武汉市心理医院的团队在一起工作，我们在一个小组里相处了好几年。缪医生是团队的一员，我就能了解到缪医生是什么样的人。他是那么的温和，那么的善良，那么爱他的同事也爱我们。除了工作以外，缪博士还经常带着我们参观美丽的江河湖泊，还有武汉的博物馆，也带我们享受美食。
上一次中美班结束的时候，缪博士代表医院带我们去了云南丽江，我们在一起有非常非常难忘的旅程。在经历了这些亲密的私人接触后，我更加了解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那么样的绅士，那么样的宽容，那么样的照顾人，那么的善解人意，也尊重我们的界限。
回想起这些经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失去了他。我们失去了一个人，他也可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对他的家庭表示哀悼。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的痛，并和你们在一起。
主持人童俊：我们昨天看的电影里，女主人公Tina死掉了。她外孙女在影片最后说，如果我保有外婆的喷条，一个切洋葱的工具，她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喜欢的事，就是心理治疗，他也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Old soldiers never die , they just fade away.
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
Arlene Richards演讲
感谢童教授的安排，让我们有一个机会纪念缪医生。他除了是一个很好的人之外，还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学者和思想家。
我这篇文章是因为纪念他而写的，名字叫《忧郁与修复》。
这首诗来自于一位越南诗人。如东方的很多诗歌一样，它非常简洁。它描述的是“每一个你爱的人，在死在这个城里面之前，都拒绝死在这里。”
它讲的是，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拒绝死亡。即便是离去的最后一刻，也是拒绝的。
有一位与我们非常亲近的同事，在上次培训和这次培训间离我们而去了，我们称他为缪医生。
他去的很快。明确的是，出于对家庭的责任和对病人的责任，他默默努力。逼迫自己做得更多，学得更多，干得更多。他的离世影响了认识他的每一个人。起初是震惊，因为他英年早逝，愤怒送去的那个医院没能挽救他。
每一个思念的人都失去了和他继续维持关系的机会，如何处理这些，如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转变成一个“他已经不在”的内心世界，如何使我们的生活重回正轨？
每一种丧失都会开辟一个伤口，这个伤口让我想到多年前我的一位病人。
这个病人因为初期人格障碍来看我。他妈妈把他带离治疗几个月后，他被谋杀了，被另外一个小伙伴用棒球棒击中头部死亡。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非常悲伤，也很愤怒。
我没能参加他的葬礼，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他的死讯时，已经太迟了。
多年以后，我的一位朋友失去了他的女儿。他女儿18岁时自杀了。他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他的女儿，叫《哀悼中的治疗师》。这本书由两位治疗师共同著作，他们邀请我也写一章，我写了这个小病人。他对这本书的介绍，以及书中所描述的体验，就是他哀悼的过程。
这两位作者认为，弗洛伊德所提到的只是哀悼工作的一半。前一半是让我们的内在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永远见不到这个人了；后一半是保存这部分记忆，让逝去的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想一直爱着那个离去的人，就必须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未能哀悼我的小病人，使我失去了喜爱儿童治疗的大部分自我，我从那时就完全终止了跟儿童的工作。
通过写这个小病人的故事，我又获得了能力。我写出这个故事而不给其他人看，或许能完成一些哀悼，但哀悼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与哀悼者一起分享与亡故者的记忆，就如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分享缪医生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会帮我们铭记哀悼者。
我非常清楚记得，跟缪医生的一个对话。他问我你有孩子吗？他做什么的？你也会像中国父母一样给孩子买房子吗？我说我有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是律师，他在政府工作。因为在政府工作收入不高，所以我会在经济上帮助他。
缪医生听见这个回复就哈哈大笑，说这个做法跟中国父母完全相反。
缪医生不停地笑，我现在知道他的笑点在哪儿了。相反的地方是在于，国内在政府工作的人平常收入是更高的，这跟国外相反。
我们的谈论就是了解彼此背后的文化。这是我和他在一起的真实记忆。
精神分析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哀悼的方式。我们知道，Anna·O是弗洛伊德第一个个案。当她开始生病就是在哀悼父亲。
她在父亲生病期间，忽然一下子充满活力，目的是为了日夜照顾父亲，在他需要时随时都在。
这样子过了几个月，她病倒了。布洛伊尔写了这个案例报告，他发现，她经历的创伤即失去她的父亲，使得她在工作中的好转迹象被打断。
当布洛伊尔医生通过按摩的形式，试图帮助她缓解这种焦虑时，Anna·O对布洛伊尔说我需要对你说一些事情，她就不停地讲自己的记忆。
布洛伊尔明确说过，精神分析不是他的一个发明。他发现Anna·O有变化时，感到非常惊讶；当Anna·O不再表达时，他同样感到非常惊讶。
换句话说，是Anna·O自己发明了精神分析疗愈自己。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个案中，最终是弗洛伊德发现自我疗愈的模式是谈话疗法。
《哀悼中的治疗师》这本书的两个作者认为，对去世亲人的记忆是重构哀悼者生命故事的基础。继续自己的生活不仅需要保留这样的记忆，也需要正视对丧失客体的矛盾心理。
除了保留珍贵记忆之外，我们对逝者也要表达由于被抛弃而产生的愤怒。
死去的人，如果是自杀，那我们对这个人的矛盾心理会特别尖锐；如果是因为疾病或年老离世，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他并不是有意离开我们，而是努力活着，试图与爱他的人在一起。
当一个人是自杀的时候，哀悼变得复杂。自杀者有意离开，排斥生命，拒绝哀悼者的爱。
哀悼者发现自己被侵蚀，好像去世的人不在乎给自己带来痛苦，他所做的事情也没有看起来那般有爱。这个想法与爱的感受相冲突，使得哀悼者乱作一团。
很多情况下，如果家人自杀死亡，那他的亲人，比如伴侣或者是子女，更容易有自杀风险。
我有一个病人，父亲在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自杀了。
他一直被隐瞒着这个消息，直到青春期才知道。他的兄弟姐妹对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都知道，并且也谈论过这件事情。
他的父亲在股票市场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家人认为他自杀是因为无法忍受耻辱。
这个病人则认为，父亲是遭遇了抢劫，为了保护钱被杀害的。他把父亲想象成一个英雄人物。
不幸的是，他妈妈变得情绪低落，在病人童年期和青春期大部分时间都患有忧郁症，不停地吸烟、酗酒而且总是暴躁易怒。
她在病人上大学的时候，割开自己的静脉坐在热水浴缸里死去了。
现在轮到这个病人忧郁了，他用几种危及生命的行为方式进行对抗。他参军自愿参加战斗不断伤害自己。
在接受了几年支持性治疗后，他能够承受精神分析的强度，以亲社会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比如，支持女权的看法，参加这些社会组织。
我极力了解他并使他能够讲述，多年来，他看着母亲慢性自杀是多么糟糕。割腕流血是可怕，但是确是一种解脱。
他摆脱了焦虑和恐惧，但是抑郁诞生了。
退役后，他成为餐厅、酒吧、办公室和剧院禁烟的倡导者。他带着那些吸烟的人去看戴呼吸机、氧气管和住院病人，他加入了一些倡导团体，最终也成为这些团体的领导者。
在母亲在世时，他没能够为她哀伤，也没能够保护这个养育者。他为此深感内疚，从而不让自己生母亲的气，他被这样矛盾的愤怒所淹没。
在治疗中，我们谈论他是如何让我成为他危险行为的观察者，就如同他母亲让他做的事情一样。我明白，他必须要展示给我看，我也是最先把事情说出来的人。
他当时非常想救妈妈。不管是让妈妈不要去吸烟、不要去酗酒或者是不要有自杀行为，他只是把这个过程变慢了。
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用憎恨妈妈吸烟、喝酒这样的情绪，然后让母亲的死亡过程减缓。
他憎恨吸烟，将愤怒转向一些有帮助的激愤，帮助更多人避免死于吸烟。
这是他无法拯救母亲的一种激愤，是由于对妈妈的哀悼所释放出来的，并且是创造性的。
他有能量取代无力感。他从儿时到青春期所保有的那些拯救者形象或强大父亲形象，使得他能够在后面的岁月里战胜这些困难。
我谈论他的故事，使他有能力跟所帮助的人进行交谈，也使他有勇气请愿做一些法律变革。
哀悼的目的是使团体中的每个人都能够面对愤怒。我们表达愤怒并且将其合理化，有助于我们减少羞愧。
讲述和创建故事是犹太人的一个仪式。当犹太人丧失亲人时，他们会花整个星期的时间待在家里，与彼此进行谈话或与来拜访的人进行谈话，这是他们对待死亡的一个仪式。
通过这样的仪式，Anna·O得知，谈话具有疗愈效果。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提问环节
问：我的亲属患了癌症，尽管术后恢复很好，但整个家庭时刻笼罩在死亡恐惧中。得了癌症的妈妈跟孩子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但孩子却想要照顾她。我的问题是，作为亲属，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答：如果他们不能谈论病人的情况，不能谈论遭受疾病的病人有多痛苦，也不能谈论丧失这个病人后有多痛苦，那他们会有一些行动，这个行为可能更具破坏性。
我们能做的事情，第一个是说出来，第二个是去谈论，跟其他人分享痛苦的感受。
如果和其他人没办法谈论这部分感受，那她可能就要去见咨询师。
相比找咨询师，与亲人谈论是个既省时又省钱的方式。
问：我有一个男性病人，在青春期跟父亲关系很冲突。他目睹父亲在自己眼前离世，一周年祭时惊恐发作，频率越来越高。
他沉浸在对自己的症状或者身体的关注上，我们工作很困难。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病人的症状，以及如何完成修复？
答：我可能会以一种比较疯狂的方式去跟他谈。我会告诉他，你好像在用你的症状跟你的父亲保持联系，你怎么样看？
我说疯狂的原因是，要让病人知道，他有拒绝你这样想法的自由。
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继续问：他起初认为是鬼上身。后来慢慢接受，他在用这种方式纪念父亲，跟父亲亲近。在我诠释的那一刻，他很抗拒。
继续答：即便他拒绝这个想法，也在利用这个想法。
在治疗中，我们要允许病人拒绝你提出的任何一种想法。他实际上可能听进去了，也可能对行为方式有一些影响，或者改变了自己的某些想法。
就是你不必跟病人说你是对的，你要允许病人质疑你。
问：我有一个37岁的男性病人，惊恐发作。他父亲是政府官员，很胖，喝酒特别厉害。他总担心父亲死掉，也担心母亲死掉。如果父亲活到70岁，他就觉得非常好了。面对这样的病人，怎么进行工作？
答：他的父母或许可以活到70岁。他如此害怕失去父亲，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他非常依赖父母，觉得没有父母活不了；另一个方面是他对父母有愤怒，希望亲手杀掉他们。
最糟糕的情况是，这两种情况都有。就是非常依赖他们，又足以杀掉他们。
你把这两点讲给他，让他感受到有人在理解他、帮助他，他不是孤单的。
问：我有一个同行，是48岁的女性，父亲去世了25年。这25年中，每当有机会表达，她就表现出歇斯底里、哭天抢地的状态。
我想问，她不断表达是不是一种内在否认？对于这种来访者，如何进行工作？
答：第一要跟她谈论她的爸爸；第二要跟同样想念她爸爸的人去谈论这个事情，让她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样情绪才可以被正常化、合理化。
要小心，对于完全不想接受的人，不要跟她进行讨论。你说任何事情，做任何的解释都没有用。
问：我知道，农村有些哀悼仪式是逢年过节不停进行。说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哀悼结束不了，我们该怎么理解它？怎么应对？
第二个是关于Anna·O。她最后成为“德国社工之母”，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结局。我想问，这个和讲述与叙事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实际上，哀悼的过程永远不会结束。
丧失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失去了这个实体，这个人确实不在了；其次，我们也丧失了和这个人产生联结的那部分自我。比如，当一个妻子失去丈夫，她就失去了妻子的身份。
Anna·O说，自己疗愈的方式是表达。
这个想法非常强大。弗洛伊德花了一生时间探索她所说的这句话，实际上，这个表达就是谈话疗法，或者精神分析。
她有能力让自己觉得有趣，获得乐趣是有帮助的。
最重要的是，她能够亲近一些人，能够进行表达，这帮助她与其他人建立联结，进而代替丧失的那部分联结。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病人表达自己的感受。让她知道，她在表达感受时并不是孤单的，有人在跟她一起去见证这个过程，这就是哀悼。
问：我有一位女性来访者，谈到家里老人去世时，忽然想到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就是她在没有做好结婚准备时，堕胎了一次。
这让她泛起深深的悔恨。这种感受很痛苦，但她又拒绝谈论。我们在这个地方卡住了很久。我想问，这种情况怎么继续？
答：对于堕胎的女性来讲，这是非常常见的反应，即不能接受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跟她们谈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只是胚胎，并不是你的孩子。
胚胎未来会发展成一个孩子，就像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但种子不是大树，这个胚胎也不是你的孩子。
当这个老人离世的时候，激活或者唤醒了她对于自己孩子的原初内疚。
对死去的人感到愤怒，是因为他们唤醒了我们原初的内疚，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
问：因为计划生育，堕胎在中国是普遍的问题。这是中国女性的一个集体伤，或者文化创伤。作为一个女人，我们能做些什么？
答：可以做三种事情。第一谈论这件事情，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在代际间去讨论，让这个消息一直传递下去；第三是珍视现在的女孩儿，让她们成为很强大的女人。
问：阿琳老师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女人，我很想知道怎么能如此强大？
答：总结来说有两方面。
第一，我们要被珍视，就是当你来到这个世界时，感受到是被欢迎、被期待的。
第二，对于孩子的成长历程，不要给予过多保护。让她可以走出去，去尽情玩耍，去跟其他人竞争，然后变得足够强大。
今天提到的三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相似的情况。就是其中一人死亡，周围世界变得糟糕。
我在中国也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跟其他人表达，其他人跟更多的人表达，然后个体会被群体产生的情绪所影响，这是中国的一种模式。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以演讲的方式纪念缪医生。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在表达，都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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