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我们要讲“心理治疗中防御的功能”，如何跟防御做工作。第一，到底是什么防御？防御是一些潜意识的、心理的行动，它的功能是要去阻止个体理解任何所有内在痛苦的体验。通常来访者来到治疗室会非常痛苦，我们会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同时你可以发现他看上去非常不安和痛苦，但是这个来访者会说我并不感到痛苦，然后你会对他说，你看上去像是在哭，他会说：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痛苦。这就是刚才描述的防御过程，你可以看到在运作过程中，个体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治疗里面跟来访者做工作，就是让来访者知道他所不知道的那部分。
我们最主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让来访者对我们解释、阐述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总的来说，防御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有时候防御是一个适应功能，但是有时候防御让我们无法从我们的内在去表达自己的痛苦。防御，作为一种心理功能，发挥了很多不同的功效。
我将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防御和它在治疗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它的同时，认识到防御也是一件工具，在治疗中我们能使用的诸多工具之一，有趣的是，防御往往是我们使用的第一件工具。
某人给了你一个盒子，然后说，里面有一件对你很重要的东西。但这盒子是用螺栓拧上的，需要一个螺丝刀才能打开，而盒子内的东西还需要电池来运作，仅有一块电池是无法使其运作的。这就是我们的防御。
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Neuropsychoses of Defense>(1894)中首次提出心理治疗中的防御概念。他提出，在我们的心理中有一名审查员，会筛查进入表意识的内容。而那时，弗洛伊德正在和他的同事就歇斯底里症的问题争论不休，他的同事Breuer认为是个体天生的更容易被催眠的特质使之发展出歇斯底里症的风险更高；而弗洛伊德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个体是经过创伤后，产生了“审查员”，将有关创伤的回忆从意识中抹去，即歇斯底里症是由于后天创伤，在精神上造成的病症。弗洛伊德这样认为的原因，是他的两个病例露西·R和伊丽莎白·冯·R，对这二人的治疗发现，她们的症状都来自于性冲动与道德观念的冲突。
1900年，弗洛伊德完善了他的防御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心理理论和一套新的技术模型。他说，心理中还有更多内容，超越了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使弗洛伊德有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他的许多病人有大量的内容需要倾诉，甚至会在被打断时斥责他。他把这部分内容称为“前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病人能够回答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而那些他们无法表述的内容，是潜意识的，是最重要的。弗洛伊德提出了假设，无法表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内容是令人痛苦的。
这个观点来自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他认为做梦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与清醒时的不同。比如这样一个梦：我们梦见自己在父母家中，此时我们已经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们却让我们去上学。我们不懂这个梦境的含义。弗洛伊德把梦的思考方式称为原始过程(primary process)，所谓“原始(primary)”是因为他相信这个思维方式是生来就具有的、原初的，而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加深，他才逐渐学会了这个世界的逻辑思维方式——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痛苦的，因为在孤独时，我们会感到难过，而发现周围的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又令人恐惧。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是令人痛苦的。所以他将“审查者”的概念带入了梦的研究，人在醒来时，审查者就会压制那些令人痛苦的部分。后来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Breuer将对“审查者”的研究发表在了<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for the Studies on Hysteria>上，他提到“在大部分的案例中，仅仅通过询问就想要找到心理问题的源头，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你问多少问题。一部分是因为来访者不喜欢你所问的内容，但主要的原因是，来访者真的完全无法回忆起来，而引起的的事件又看似与病理现象毫无关联。”简单地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知道”。
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些内容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引起了弗洛伊德的兴趣。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梦里。在《梦的解析》第7章中，弗洛伊德说：“做梦，是因为我们有未完成的愿望，往往来自于幼年”，他称之为“是童年期永恒的愿望”。白天生活中的事件触发了这些愿望，并以梦的形式出现，以期满足那个愿望。而当我们意识到梦境里所代表的欲望时，我们会感到不适，可能是因为梦代表了初始过程的思维模式，也可能是这些欲望过于原始，即使在梦中也会使我们感到不安——于是梦境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温和的形式来呈现这些欲望。有时候来访者呈报的梦境中，事件似乎是无关的，实际上在这些零碎的梦境事件背后，可能是相同的欲望，由不同的防御处理后呈现出来，所以个体才不会觉得不安。听来访者呈报这些梦，对于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思考这些梦境当中，防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上面所说的这些梦境的过程是防御的结果，但我想声明一点，梦的作用并不是防御，梦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睡眠。弗洛伊德说，欲望确实在梦中给个体带来了一些不快的体验，但这些感受并非不能忍受的，同样地，在清醒时，当个体本来是为了得到快感而试图满足本能的愿望，结果却激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体验/回忆，伴随着焦虑、羞耻、内疚感，这些感受也不是不能忍受的。如果到达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个体就会形成创伤。
那么被压抑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些婴儿期的欲望？令人不愉快的内容？这些被防御处理过的内容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内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是理想化的，而只要它们不会引起我们的不适，我们就可以继续追求满足这些愿望；而当愿望变得使人痛苦时，我们就会试图离开——但不会真正放弃，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冲突来源，痛苦使我们远离，而欲望又将我们拉近。
弗洛伊德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愿望和“担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弗洛伊德相信，如果能弄清个体欲望和痛苦的来源，他就可以帮助这位来访者减轻痛苦，缓解冲突。他认识到这些愿望都是来自童年，然而童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过程变化。为了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弗洛伊德将两条发展主线串联到一起：一条是力比多的性心理发展阶段，另一条是客体关系发展阶段。在这两条发展主线上，他试图追溯从彻底的依赖关系发展到成年期令人满意的双向的爱的关系这一过程中，个体要经历哪些挑战。尽管弗洛伊德从癔症中已经将压抑这一机制看的相当清楚，他同时也在大多数其他的心理疾病中发现了压抑的存在，甚至是在正常的心理功能中压抑也在起作用。弗洛伊德开始相信压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潜意识创造物的建构提供了一条独有的途径。至此，压抑兼具了两个功能，它既是防御过程的一个方面，同时又是个体其他防御程序的原型(Laplance and Pontalis, 19__)。有了这样的理解，弗洛伊德在聚焦于整体的防御过程时，对不同形式的防御的兴趣就大为减少，他将所有的防御过程统称为“压抑”。尽管还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存在，但在1900年至1926年期间，弗洛伊德将“压抑”这一术语等同于全部的防御。在这一时期，他治疗中关注的焦点是压抑的表现形式，在治疗过程中，“阻抗”被当作是压抑的一种表现形式。弗洛伊德一开始认为治疗过程中代表着防御功能的阻抗是需要治疗师通过直接提问、施加压力或不断坚持才能处理的问题。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病人伊丽莎白·冯·R的案例中再次予以了说明，这个病人拒绝向弗洛伊德透露她的一些想法也拒绝被催眠。他也开始理解妨碍治疗的那股力量就是阻碍感觉和想法进入意识层面的那股力量。此时他的治疗目标变成了将潜意识意识化。
早期的治疗
（弗洛伊德是如何处理这一临床障碍的？）
从癔症研究开始，弗洛伊德就运用了一个简单的治疗模型。他一开始使用了从夏科特和伯恩海姆那里学习到的催眠技术将病人的回忆带回到意识层面。但很快弗洛伊德就对这种方式失去了信心，逐渐的用建议取代催眠，然后对病人施加压力，以及/或者密集的提问。这一早期的技术演变过程发生在1892年至1896年之间（格林森，1967）。在这一时期，据琼斯（1953，pp.243-244）透露，伊丽莎白·冯·R责怪弗洛伊德的提问干扰了她向弗洛伊德讲述她通过自由联想得出的一些想法。通过“施压法”和“自由联想”，弗洛伊德探索到了病人潜意识的内容及伴随这些内容的被屏蔽的情绪。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
因此我们告诉他，精神分析治疗要取得应有的疗效，取决于他要敏锐的觉察到并报告出任何出现在他脑海里的东西，而不会因为他感觉到这些想法不重要或毫无关联或对他来说似乎毫无意义就去抑制它，不要被这些感觉所误导。他必须采取一种完全公正中立的态度面对任何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想法，因为正是他评判的态度导致他无法在一般情况下解决他的梦或强迫观念或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1900，101页）
这个时期（1900-1920）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深深的沉浸在临床数据的海洋中。尽管他一直试图建构起他的宏伟理论，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他的后设心理学让人困惑，他的理论严重的影响着他的临床观察。但这些模糊不确定的感觉又让他敢于挑战所有的科学假设。
在这个阶段弗洛伊德写下了包括有关移情等最为重要的有关精神分析技术的文章（1912a,1912b,1914,1915a）。这时候的他似乎最关注移情的概念，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探寻移情解释的价值和重要性。如前面提到的，他深刻的理解了压抑及其阻抗，但他仍认为这些现象是治疗中的障碍，应该在治疗中有意识的直接通过建议来处理。移情则成为了指路明灯。
在弗洛伊德的三篇有关移情的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他是如何逐渐意识到移情的重要性以及移情所呈现出来的临床上的困难的。他（1915a）提醒分析师们注意移情唤起记忆的性质，从而揭示了他关注的是试图去影响病人而非分析移情。弗洛伊德对移情的重要性的理解能力有助于他从不同层面把握心理病理的本质。在他有关压抑的论文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他的心理拓扑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我们接下来就会涉及到这个方面的内容。
接下来就该涉及到弗洛伊德对其理论的最后修正阶段了（1919，1921，1923&1926）
当弗洛伊德将他有关焦虑的理论从创伤泛滥转变到信号焦虑，他（1926）重获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即焦虑是防御的基本动机来源。下面我们将回顾自我心理学家及现代冲突理论家们的贡献。
弗洛伊德对防御概念最后的贡献——结构模型
弗洛伊德对心理模型的最终修订。这些新的心理机制包括了自我，超我和本我。弗洛伊德（1923）将自我的定义从“自己”改变为“连贯一致的心理过程的组织”（弗洛伊德，1923，p.17）。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的防御塑造着阻抗。他之所以会有这些发现是因为在他的临床工作中，他发现很难将这些防御意识化。他所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就是他认识到防御被用来抑制满足。这更加清晰的说明了防御是次级过程而非原始过程现象。另一个困境和第一重困境在形式上很相似，与潜意识内疚有关。（？？强迫性重复？？）弗洛伊德选择重新构思他的心理模型，然后在自我和超我中都发现了潜意识、潜意识和意识状态的存在。弗洛伊德运用这一新的模型能够更好的解释环境和生物性的决定因素，目的和驱力以及快乐和现实原则。
弗洛伊德（1926d）提出了新的焦虑理论。他最初的理论认为焦虑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1894，1895），他后来的理论认为焦虑是一种信号（1926）。弗洛伊德最初的理论认为，压抑（防御）干扰了力比多的释放从而导致了焦虑的产生。而弗氏后来的理论则认为，焦虑是一种“危险信号”，充当一种实验性的行为。此时的弗洛伊德从能量模型开始转变为以意义为本或更加心理学化的模型。“信号”模型的核心观点就是，童年期的愿望与童年期有关丧失的危险相关。弗洛伊德列出了这些危险，包括：丧失客体（重要他人），丧失客体的爱，丧失生殖器或生殖器受到伤害（阉割），超我惩罚的恐惧（内疚）。这一模型认为，一个威胁性的愿望即标志着危险，从而引发了焦虑，继而启动了防御。弗洛伊德观察的核心是自我，他试图澄清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在整合他之前的客体关系发现中的作用。这在他的专著“群体心理学及自我的分析”中可窥见一斑（1921）。
在个体的心理世界中必然会有他人的存在，这个他人可能是一个榜样，一个对象，一个帮助者，或一个对手；因此从广义可以说，个体心理学从一开始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p.69）。
在这本专著中，弗洛伊德（1926）将掩盖在压抑这个表面现象之下的各种不同的防御机制，还原到了他们最初的重要性上。他同时也重新涉及到了潜意识的愿望-恐惧/担心连续普，这一连续普是他早在26年前就在释梦的第7章概述过的。童年期的危险是那些潜在的丧失，这些潜在的丧失可能发生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这些童年期的危险与阶段性的困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来的心理组织。当然，弗洛伊德强调了俄狄浦斯冲突是童年期危险的主要心理组织，但这并没有否定掉更早期提到的其他的心理组织。我们可以假设弗洛伊德有关焦虑的新理论放弃了焦虑是力比多创伤性的泛滥的说法，改为焦虑是即将来临的危险的信号。焦虑现在被看作是对早年发展过程中各种创伤的反应和警告。在弗氏早期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弗洛伊德正是从抑制，症状和焦虑这些概念中“开始识别出前结构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即压抑导致焦虑的构想。然后他从能量模型转变到意义模型，意义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童年期的愿望与童年期有关丧失的危险相关。”（Richards & Lynch,1998, p. 4）
当时的分析师们对此有很多的担忧，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新的结构理论不过是一个平常无奇的理论，虽然也提供了一些见解但仍然与临床上遇见的病人相距甚远。这一理论上的变化经历了重重困难，直至今天，我们才能引申出一些稍有不同的结论。在有关后设心理学的论文中，那些临床案例资料，那些有关治疗技术的论文，弗洛伊德集中研究并理解了那些有关人生的戏剧中所呈现的心理内容和冲突的本质。他在这个时期的治疗技术从自由联想扩展到移情分析，他积极的处理了在治疗性质的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影响了病人客体关系性心理发展的固着。虽然通过这些方法，弗洛伊德在临床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仍然努力在治疗上找到最佳的方法帮助病人参与到治疗过程中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会直接牵涉到我们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如何确定我们的首要任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弗洛伊德关注的点转向了个体如何利用他们的能力去了解他们自认为“不知道”的心理内容。弗洛伊德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个体究竟运用的什么策略来回避触及到他们生活中那些如此令人痛苦的经历的？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谜题，他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不仅改变了他的心理模型，还改变了他的治疗技术模型（例如，他在移情分析基础上又加入了防御分析）。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早期引导弗洛伊德的临床目标（“将潜意识意识化”）后来升级了（“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从未知的地方开始，个体逐渐意识到他/她对他人的需求，同时也意识到他人在他/她的生活中的本性。也许有人会说，就如同格雷，戈德伯格，布什等人认为可以通过细致的分析病人易变的防御促进病人对分析师心理世界的洞察。所以说其实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构想草图。客体关系时代以及更具有说服力的防御分析理论价值还没有得到完善和整合。而这也将对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导向了两个不同的精神分析分支：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心理学；二者均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整合重要的维度。这里涵盖了第一部分的内容。
自我心理学时期发展出的治疗选择
（自我心理学家们是如何处理这些由防御所导致的临床阻碍的？）
从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著作说起（结合克里斯和罗温斯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们，努力澄清精神分析的任务。他们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无疑是弗洛伊德结构模型的主要诠释者和开拓者，自1940年代开始，他们开创性的著作的发表：自我及其防御机制（A. Freud, 1936），自我心理学及适应问题（Hartmann, 1939）使得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在美国日益流行。沃勒斯坦将这两本著作比作“自我心理学建构的两根支柱”（1894，71）。这两本专著标志着对心理过程和意识层面体验及行为功能的更深刻关注，（例如，由自我所调节的本我与超我或者“它”与“在我之上”直接由“我”指代）。
在安娜·弗洛伊德致力于关注防御的本质时，哈特曼则转而研究自我的适应功能。他们二人都寻找到了本能驱力的新的平衡点，及现在提到的力比多和攻击性。哈特曼的观点提供一个更为协调的生物-心理-社会依据，他认为自我的某些方面有着相对自主的发展，不太受到冲突的影响。安娜·弗洛伊德一开始聚焦于能够提供一种临床依据，在此基础上逐渐由浅入深进行研究。他们的合作非常谨慎努力的想要通过发展的视角以及从正常到病理功能的角度刻画心理运作的基础。这其实是实现了弗洛伊德最初的想象，即打造一个精神分析心理学总论。
我们可以结合安娜·弗洛伊德的身份和她的周游经历作为背景来理解她的人生和著作。她的贡献为心理模型，心理发展，心理病理以及治疗技术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心理模型方面，她致力于研究自我如何调节本我，超我及环境的要求。她接受了她的父亲弗洛伊德对于防御的定义“自我在面对冲突时所动用的所有方法，而这些方法直接导致了神经症的产生”（ S. Freud, 1926, 163）。她在此基础上拓展了防御这一概念，她认为防御解释了心理保护自己免受各种不愉快的感受包括冲突和痛苦的情绪的多种途径。简而言之，防御机制被用于最小化或消除威胁带来的焦虑。她是这样描述的：
一些本能愿望想要进入意识.....但遭到了超我的抗议。而自我则遵从更高级的心理结构，顺从的与本能冲动抗争，这样的抗争的结果…成人的自我恐惧本能因为自我恐惧超我。自我的防御被超我的焦虑所驱动（1936，54-55）。
自我及防御机制：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
在定义精神分析时，安娜·弗洛伊德写到：“‘深度心理学’这个术语当然无法囊括精神分析研究的全部。当前我们或许应该把精神分析的任务界定为：获得对这三个心理组成部分的最可能全面的了解，这三个心理组成部分是我们所认为的构成心理人格的成分，我们也通过这三个心理组成部分学习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意味着：关于自我，我们要探索它的内容，它的边界，它的功能，以及它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及自我所受到的来自于本我和超我的影响，关于本我，要考虑本能，例如，本我的内容，以及它们的一些变形”（1936：pp.4-5）。她的定义必要的考虑到了自我功能，特别是潜意识自我及其防御行为等方面。
安娜·弗洛伊德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纠正了我们对于防御的重要性以及防御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作用的理解。在她的年代，她将精神分析有关防御的知识系统化，并且从更宽泛的标准化及病理化发展角度解释了精神分析工作。弗洛伊德在对快乐原则的讨论中概述了这一点。潜意识的冲突是自我与想要进入意识层面的痛苦的想法和情绪之间的斗争。对于弗洛伊德父女两人而言，这一冲突的定义是人类本性的基础：我们永无止境的竭尽全力回避或摆脱那些会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事物。安娜·弗洛伊德强调防御我们用以实现这一撤退的心理途径或方法，因此防御是我们心理世界中不可或缺之物。
在安娜研究防御的过程中她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内心世界究竟在保护自己免受什么的伤害？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他们是从原始状态逐渐成熟起来的吗还是成熟状态会替代原始状态？在防御与病理或健康状态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在治疗中防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如何识别防御，我们一旦识别了防御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别指望能回答以上所有问题，我们试试看能否解答其中几个。当安娜·弗洛伊德找到了以上问题的答案时，她理解了内心世界保护自己免受所有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各种痛苦的或不愉快的感觉的影响，从而扩展了她的父亲对防御的理解。她同时还识别出了一些新的防御形式。其中可能最有名的就是“与攻击者认同”。在这个防御中，个体完全无意识的认同了来自于他人的愤怒或敌意，因此吸收同化了这一体验减轻了焦虑。与攻击者认同变得很重要因为多种原因。它让我们理解了许多童年期的游戏，比如，假扮。它让我们对于孩子被外界激发起来的攻击性有了一些了解。我们明白了只要我们感知到了威胁，防御机制就会被触动。而威胁的来源却对防御影响不大。最终与攻击者认同这一防御机制代表了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相当早期的防御。不像许多发生在青春期的防御，都是在生命的较晚阶段才出现的。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防御的是什么？她识别除了三大类引出防御的威胁：超我焦虑，本能焦虑，客观焦虑（正当的恐惧）。不管焦虑的来源是何处，内心世界都会排斥不想要的或痛苦的情感或情绪，以求保持健康快乐的感觉。
当安娜·弗洛伊德能够看到防御普遍的线索时，不论防御是被现实的或内心的威胁所激发，从这些威胁的来源出发，她都能发现进行不同临床干预的机会。建立在正当恐惧基础上的症状可能不太容易通过解释防御得以解决。但是，这些情况下的干预往往要注意从源头上解决威胁本身。比方说通过支持主要关系来改变有害的威胁，或将孩子带离伤害源。当外在的创伤是虐待或儿童虐待时，改变环境应该就足够了。有时，临床治疗师需要增加病人的防御以抵消长久以来防御所造成的伤害。这有可能使病人逐渐意识到威胁的来源再不可能存在或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比如这个威胁根本就是幻想出来的。安娜·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只有当冲突被内化，且伤害到了孩子的内在世界时，才需要进行精神分析治疗。
自我的临床含义及防御机制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分析师的任务就是将潜意识意识化，不论这些潜意识的内容属于哪一个心理组织（1936：30）。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临床任务，但在著作的卷首她就将它简要的刻画了出来：
所以，分析师首先要做的是，识别防御机制。当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就完成了一部分自我分析。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抵消防御所产生的影响，比如，找出并保存被压抑漏掉的领域，纠正置换，将被隔离掉的东西放回它本来的位置。当他重新建立了一些连接之后，他要再次将注意力从对自我的分析转移到对本我的分析上去（1936：14-15）。
这里临床工作者要敏锐的察觉到病人对治疗的感受什么。如果仅仅是关注挖掘病人压抑的愿望，潜意识的幻想，或病人的阻抗，潜意识的防御行为，都只是片面的，对治疗并无益处。对安娜·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方法，包括关注梦、自由联想以及移情，它的核心之美在于所有的方法都同样是触及潜意识活动的入口。
她说的很简要：
事实上，当病人用一种对他来说仅有的可行的方式，即被扭曲的防御方式表达他的冲动或情感时，他已经相当的坦诚了....更为正确的做法是，改变分析中的焦点，首先从本能转移到某种防御机制上来，比如，从本我转移到自我。如果这样做我们成功了...那么精神分析工作的效果会是翻倍的...我们就不仅仅是填补了病人本能世界的空白…我们同时还获得了完善和填补他自我发展历史中的空白信息....他的本能就是在这个转变的历史中得以实现。（1936：20-21）
要让病人意识到这样的防御机制，会冒着激起痛苦感受的风险；但从治疗的角度来讲，这为病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重新评估内在和外在现实，并找到更好的应对方法。这种在潜意识内容之前在临床上再次强调阻抗的方法，由浅入深，使得安娜·弗洛伊德在与病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的同时还始终与病人建立着良好的治疗联盟。作为治疗联盟，科尔斯提醒我们，她总是：“只说必须要说的，[和]…也不会把病人将要看到的痛苦事实裹上糖衣（Coles, 1992:98, qtd in Midgley, 2013:105）”
安娜·弗洛伊德并没打算让防御分析成为一种新的分析技术。相反的，她见证了并且相信无论强调任何一种分析技术优于另一种，是精神分析的关键因素，都是危险的。安娜·弗洛伊德经常强调灵活运用分析技术的重要性，任何技术上必需的调整都要有充分的理由，要深思熟虑之后再做调整。
安娜·弗洛伊德尤其强调了由浅入深工作的重要性，要从最接近病人自己的意识部分开始，逐渐的深入。此外，这样的探索应该是治疗双方都有想理解更多的愿望，共同分享的冒险旅程。
当今的分析师很少会忽略解释心理保护自己不受到痛苦和恐惧伤害的不同方式。这是安娜弗洛伊德在她早期的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她强化了“防御分析”是精神分析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重要性。
她（Anna Freud, 1985）最后的贡献是区分了易变的和僵化（或性格遗传学的）的防御。不同的防御需要不同的临床技术，取决于这些防御自我协调状态强度的不同。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格雷的“密切关注过程”方法对那些不稳定易变的防御十分有效，但在处理性格防御时需要做些调整。对防御的解释永远是精神分析工作中不可低估的部分。它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展开移情并澄清伴随着潜意识幻想的核心问题的途径之一。
兰格儿（2004）总结到，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与孩子的工作中的一些发现非常不幸的被剥离出来，限定在英国儿童精神分析领域，而不是将其扩展到成人精神分析领域，服务于世界上更多的人。安娜·弗洛伊德相当推崇关系取向和人本主义态度，而当今主体间性和共情这两个主题方兴未艾，可见安氏的主见跟当今之潮流是多么契合，但是这一契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这些要素如果运用到治疗中，可以使成人精神分析变得“更为柔和”。同样没有被很好的运用的是她关于治疗师应与病人内在心理结构保持同等距离，与内在和外在世界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的观点。兰格儿认为，如果以这一条作为所有治疗的标准，那么就需要治疗师在与病人的自我建立同盟的同时注意转换治疗立场，并且要解释治疗中出现的必要的变数。这样的灵活性在对儿童和严重人格障碍的治疗中已被证实非常必要。但相当讽刺的是，从英国流传出的却是克莱因的思想：“过度聚焦于移情夸大了早年经历的重要性，低估了现实的重要性，防御之下的解释，对比喻的具体化”（2004：p.179）。这些克莱因的观点流入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最终导致：“很大一部分的精神分析…都与现实世界脱轨”（2004：p.180）。在克莱因去世之后，一些弗洛伊德派的学者（比如，桑德拉，沃勒斯坦）开始将克莱因的观点整合进他们的自我心理学架构里面。最近理查德和理查德（1995）发现了两种不同方法之间更多的相似性。
哈特曼罗温斯坦和克里斯对防御的贡献
在弗洛伊德（1926）对焦虑理论的修改基础上，跟安娜·弗洛伊德差不多的，哈特曼强调了弗洛伊德所关注的内在或外在危险情境的交互作用。这一改变让他重新聚焦于自我的防御性和适应性的两个方面。自我的功能是自主性的，可以是初级的也可以是次级的，被调整后的本能力量所推动（比如被中和后的能量），有点类似于升华的过程，但带来的是更为彻底的能量转换。中和也是一个更好的内涵性的过程（比如，包括力比多和攻击性），发生在与重要他人的互动和孩子由此产生的认同的过程中。这一逐渐发生的过程让个体能形成更好的自我控制及现实检验。自我，如同本我一样，都有生物结构的基础。它从未分化的矩阵中形成，自我从该矩阵中得到一些天生的能量。对于哈特曼来说，自我承载着进化适应功能和（弗洛伊德有关自己的存活的观点）以及持续发展分化出其他功能的使命（比如，系统内的），自我还需要不断的通过与社会和环境的互动将自己与本我和超我区分开来（比如，系统内的）。在这一过程中，认同（以及客体关系）在自我对驱力的使用和中和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哈特曼非常伟大的观点：个体并不是简单的寻找客体，而是希望通过对客体的使用更好的生存和适应。
哈特曼非常推崇客体关系。哈特曼对理论的重构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议题和概念，包括:现实的到来，现实原则，初级过程的问题，自我自主性的固有成分，以及自我的次级进化，在新的领域中超我功能的出现，“自己”的作用及其对雅各布森、马勒等理论家的影响，还有冲突的本质。
有关“冲突的本质”，哈特曼并非像弗洛伊德，克莱因或甚至是他后来的学生阿洛和布伦纳那样认为它无处不在。据博格曼所说，哈特曼是理论学界最乐观的一个；保持功能运行以及心理状态就能够达到没有冲突的境界。哈特曼，克里斯和勒温斯坦对精神分析技术的贡献相当多，几乎和他们对心理模型、心理发展及心理病理方面的贡献一样高效多产。从技术上讲，他们着重于克里斯和勒温斯坦所提出的自我再现，以及同时期的防御分析。
自我心理学，解释和临床进程
自体心理学的重点从压抑的修复转移到对病人自我的修正，包括改变自动防御功能。解释，尽管不是干预的唯一模式，却是实现内省的主要干预手段（Kris 1956a），导致人格和行为持续改变。勒温斯坦 (1951, 1957, 1958)认为解释是能持续拓展病人对过去如何不断影响当前经验的因素。勒温斯坦(1958) 讨论解释作为一个进程，反应了被分析者和分析师个人及治疗互动中的人格的独特性。克里斯 (1951)也提出，分析师作为“参与者-观察者”的角色，一个处在分析位置的动力性存在。勒温斯坦提供了框架，指引分析者去发现病人的交流中隐藏的无意识的含义。分析师从病人的言语和非言语交流中收集证据。这个仔细的过程强调谈话的作用（Hartmann 1951, Loewenstein 1956, 1961），谈话增加了治疗进程的人格化感知。勒温斯坦 (1951)写道：“解释关系人的个人体验。其目的在于拓展个体有关自身的意识化认识，因此，也关系个体的心理现实。” (p. 5)。自我心理学的这一方面经常被认为其非人格化、机械的评论家所忽视。
克里斯 (1956b)详细阐述了个体的独特历史如何用重要的早期幻想填充自我意象。个人神话作为“珍贵财产”被保留，压抑的幻想在生活的多个方面再现。个人神话具有多种功能，是防御，也是一种生活模式。对它的解释能促使被分析者的重新整合。当代自我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成就是详述了无意识幻想和个体行为的地位。“儿童时期不可接受的幻想是持续存在的无意识幻想的一部分，无意识的幻想寻求通过妥协的形式而得到当前解决。随着我们的发展，这些幻想变得成熟，塑造我们不同的兴趣和性格，决定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即使表现的形式已经发生改变，无意识愿望和恐惧的核心情节和故事依然存在。”(Bachant et al. 1995a, p. 75)
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等人，加上费尼切尔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安娜·弗洛伊德的方向是从意识表面看待冲突。她意识到，通过意识化的临床资料，能系统地揭示更深层次的内容。她也发现分析折衷形式对了解自我的防御操作并无帮助。对她而言，这个方向包括了一种分析方式，需要大量不同时刻的对话材料。保罗·格雷发展了这种分析方式，他的工作被理解为“密切关注进程”。
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式开始，现代冲突理论逐渐松散，最终更关注于对精神冲突现象的临床，伴随冲突的经验和动力领域的拓展。从强调作为组成冲突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转变为强调和观察数据密切相关的动力学群集。现代冲突理论家的临床关注并不相同。两个主要的变异都从自我心理学发展而来，关注对冲突的解释和无意识幻想的妥协形式(Arlow, Blum, Brenner, Abend, Boesky, Rangell, Rothstein) ，以及病人对防御运行的察觉的抵抗(Busch 1995, Gray 1994)。后一个观点对解释无意识材料极为谨慎，强调促进病人自我发现和形成自我分析能力的分析性伙伴关系。Busch认为治疗的成功与在分析中病人取消旁路的自我功能与分析师建立其意识化的，增长的自愿的伙伴关系有关。(Ellman, 2010, p.555).
保罗格雷对安娜弗洛伊德的发现的技术性应用
治疗，按照格雷（1990）的说法，“显著的目标在于减轻病人焦虑的可能性，而不只是减轻焦虑。减轻焦虑的可能性，通过分析无意识的婴儿期恐惧，减少病人对症状性压抑的需求。”(1990, p. 1085)格雷运用独特干预的周期性的三相进程来引发这种治疗反应。(Gray, 1993)
格雷关于分析师动力性解释的主要观点
无意识材料，假定分析师并没有确定的权威。这种权威指的分析师比病人更了解无意识领域，这种了解对治疗有益。由于治疗师“更懂”，这助长了移情中的顺从。为了弥补这种治疗中的不对等，格雷质疑所谓“深度解释”，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样，建议停留在表面，或在病人自由联想出现不可避免的断裂，提示出现防御的时刻才更加深入。对于断裂，分析师能系统地干预和观察，识别和分析防御的性质。
在第一阶段，分析师倾听病人的叙述，寻找本能驱力派生物进入意识领域的信号。阻抗通常伴随者内容或上下文的改变，断裂，反应了由暴露冲突的愿望会引发不快而引发的无意识的防御。分析师可以通过干预让病人观察发生了什么（例如，我发现你不说话了）或者面质（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东西让你感觉不安全---?）。他相信第一阶段能帮助病人熟悉他们的阻抗，意识到逃离焦虑是自然的动机反应。
第二阶段，运用病人冲突愿望的表达，格雷开始解释驱力衍生物和防御。他认为，这个阶段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分析师对患者能力的敏感性，患者是否有能力接受干预，觉察和理解分析师为何指出他这些特定的观察。这些交流必须以一种清晰和“可承受”的方式进行。挑战在于，当病人以可耐受的程度与驱力派生物再次连接，识别出冲突激发防御反应时，他/她的自我不会被淹没。格雷帮助病人学会在不主动或被动地扭曲意愿以迎合挑剔、观察敏锐的超我的情况下，如何容忍令人反感的愿望的出现。一旦病人确实能识别出防御被引发，那么对阻抗的含义的分析、最后一个治疗阶段，就能顺利进展。
第三个阶段，病人能够观察和理解自由联想中出现的防御反应。现在，他们能观察冲突的来源，防御性的超我活动。病人在自发的移情中，将分析师体验为苛刻的或起反作用的，分析师邀请病人通过这样的验在移情中发现这些防御。“最终，分析师能……阐明父母权威的前超我知觉……在分析情境中复活……包括，以及包含，由于投射，儿童需要控制的本能愿望和冲动。”(1993, p. 334)
从格雷的观点，减轻病人的焦虑的可能性需要分析师和病人的协作，分析师从一个传统的、甚至悬浮的精神分析倾听和干预策略转换为当病人的有问题的交流尝试在精神分析设置中出现时予以密切关注和探究。
走向现代冲突理论
自弗洛伊德以来，理解作为冲突结果的妥协就成为了精神分析师的一项任务。这个理解拓宽了“妥协形式”的概念，从最初被限定在症状的形式之中，到现在的普遍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布伦纳功不可没。(1982)
但是，防御的性质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由布伦纳(1976, 1982)提出，后来埃尔曼(2010)做了补充，包括：防御的作用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它们是否会引发自我的其他非防御或适应性的功能？防御是否始终处在无意识状态？运用保罗·格雷的技术，例如，被分析者通常能察觉他们自己从进程中的分离。他们已经能察觉到防御功能的存在。在限制性防御到禁止性防御之间否是有一个连续体？为了回答这些和其他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转向布伦纳 (1976, 1982).
现代冲突理论11
自我心理学也迎来了丰收，理论上它被等同于现代冲突理论，尽管现代冲突理论可能是更恰当、也更为人所接受的说法。这个观点主要由一群美国分析师发展而来，他们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到五十年代早期接受分析和督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中欧移民。雅各布、阿洛、大卫贝雷斯、查理斯布伦纳、马丁王红和里奥·兰杰尔都是这个团体的早期成员，除了兰杰尔外，所有人也都加入了纽约精神分析协会。在完成培训后，阿洛、贝雷斯、 布伦纳和王红碰面，随后追随各自的老师和督导师(哈特曼, 克里斯, 勒温, 勒温斯坦等)，批判性地检验他们学到的精神分析知识。检验聚焦于焦虑、压抑、防御和症状形式，现代结构的观点开始出现。
自我心理学和现代冲突理论的主要联系是什么？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因为它“极为重视自我的角色，功能和特性” (Arlow 1963, p. 576)。然而，博伊斯基 (1988)观察到两者并不完全相同，现代冲突理论关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最本质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兰杰尔 (1988)认为，“本我/自我/超我/外在现实心理学”是对包含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假设的核心假设的理论的更准确的说法—即精神分析主要是有关冲突的心理学。现代冲突理论涉及精神生活和所有的精神现象，将其视为冲突中精神内在驱动力的表达和最终的妥协。在它的推动下，弗洛伊德的假设得到改善和修正，以期能深刻全面地理解冲突、精神生活的妥协形式，发展更强有力的精神分析治疗途径。
最初，结构模式因为被认为比弗洛伊德的地形学模式更有用，更贴近临床而被推崇。而且甚至在结构模式中，动力学和遗传学的观点也优越经济学和能量学观点。阿洛和 布伦纳的《精神分析概念和结构理论》(1964)是对这一观念的重要阐述。博伊斯坦(1988)强调了这个结论，他观察到弗洛伊德精神能量的概念已不再被支持支持当代冲突力量的人接受。
伴随对结构概念的选择性使用而来的是冲突理论和弗洛伊德三个精神代理模式的关系逐渐松散。贝雷斯在《精神分析的结构和功能》中指出了这种趋势(1965)，就像哈特曼 (1964)则在《精神分析的概念形成》中所做的一样。贝雷斯讨论说，弗洛伊德始终把精神结构视为“功能性群体”，始终强调组织和过程的问题。他分享了阿洛和布伦纳的观点，认为理论概念是取值临床现象的途径，他质疑分析师对弗洛伊德理论化的功能导向的追随，把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实体看作是比喻性的而不是有形的。
贝雷斯的警告建议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治疗反应。其中的一个反应和阿洛和布伦纳的工作相关，并将当代冲突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中的超心理学议题剥离开来。阿洛、布伦纳、 贝雷斯和博伊斯坦都质疑过弗洛伊德经济学概念的运用，比如投注，投注撤回等，和临床的观察大相径庭。现代结构理论强调无意识幻想是自我的功能，植根于阿洛 (1969a)和贝雷斯 (1962)颇有影响力的工作，与冲突理论组建脱离结构理论的趋势保持一致。
布伦纳则重新评估了情感、超我、妥协形成（病理的和正常的）、防御和技术的概念。尽管所有的这些改变都是精神分析领域识别修正所必须的，他关于防御的见解仍然对他的技术理论造成了直接的冲击。
现代冲突理论对防御的贡献
在他的文章《防御和防御机制》中，布伦纳 (1981)首先声称防御“机制”根本不存在。他认为，防御是将不愉快减到最低或消除的心理功能，由驱力衍生物引发。防御只能作为其功能的结果——不愉快的减轻——而被观察。简而言之，没有任何心理功能在一个特定功能范围内单独发挥作用。自我功能在防御、驱力满足和超我功能方面都平等地行使职责。
“当不愉快被激发，或受到被激发的威胁，我们便会竭尽所能地避免或减轻。当我们渴望承认、渴望快乐，我们会想方设法得到它……我们行使功能做了什么决定了这样的功能是否适合被称为防御。” (pp. 564-565)
此外，所有的防御都是对话语的口语感的否认。防御能通过几个途径起作用：它能对抗驱力衍生物，能对抗超我衍生物，也能对抗或抵挡焦虑和/或压抑的情感。它通过对情感的不愉快情绪、对观念的内容，或同时对两者进行否认或说“不”来发挥作用。
布伦纳提出三个附加观点，完成了他的防御理论。首先，没有人的防御储备是有限的或重复的。第二，只有特别的（病理的）妥协形式的防御是特征性的、刻板的。 最后，防御在分析中不会消失，也不会逐渐变得正常或成熟。
现代冲突理论对精神分析技术的贡献
病人被要求自由联想。说出进入他意识的想法。像一个不做评判的观察者那样观察自己的精神活动。在这个进程中治疗师有两个功能。他/她观察病人的心理活动，参与病人的所讲所做。分析师会特别关注他/她的干预在病人的联想中产生的影响。分析师的基本考虑和任务是观察和理解病人的意识是如何活动的。
分析师的技术性目标是体统理解和洞察。这是一个对人的意识所做工作的相互的探究。一旦确定下来，分析师就能提供被分析者无法做到的联系。分析师推断不为被分析者所知的含义和动机，并通过解释传递给被病人。
要获得另一个人本人完全没有察觉的想法，这是怎么实现的？阿洛(1979)在《解释的起源》中概述了在分析师意识中发生的一系列的重要进程。首先是共情的体验。第二个进程是直觉。使用这两个功能，分析师把病人的创造变为有意义的假设。他用解释的形式将次呈现给病人，提供时间和空间让病人内省。像所有假设一样，解释必须符合观察数据，必须连贯清晰。它不是简单的可观察数据中关系的总结。它带来的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性的冲击，为发现新的材料提供可能。
“组织”了分析师的精神分析任务的“精神功能理论”的任务是“理解病人精神冲突的性质和起源” (Brenner 1976, p. 33)。技术过程的问题只有借分析师对病人精神冲突的察觉才能解决。一旦建立察觉，布伦纳就开始帮助病人建立起对这些冲突的洞察力。他不使用单一的技术元素去指导这个过程。他更倾向于确保在临床数据的基础上，没有一个单独的技术元素会被过度使用。他多次提醒他的精神分析同行们，对在技术和临床领域对当下流行的高估技术的某些特别之处或对技术的合理化保持警惕。
当代冲突理论逐渐脱离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式，最终导致对临床精神冲突现象的更加关注，也因此拓宽了冲突的动力领域的经验。 从强调作为冲突的元素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转变为强调与观察数据联系紧密的动力群集。
在描绘现代冲突理论家时，涉及到他们的关注的临床重点不同。两个主要的变体都源于自我心理学，强调对冲突和无意识幻想的妥协形式的解释(阿洛, 布鲁姆, 布伦纳, 安本达, 博伊斯基, 兰杰尔, 罗斯坦) ，和病人对察觉防御活动的阻抗(Busch 1995, Gray 1994)。后一观点对解释无意识内容十分谨慎，强调促进病人的自我发现，自我分析能力的出现而不是分析伙伴关系。布什认为，治疗成功与否与分析中病人的无旁路自我功能参与建立和分析师的意识化的、增长的、自愿的伙伴关系的程度有关。
现代冲突理论的支持者中一个重要的争论涉及到病人-分析师关系的技术性作用。争议中，积极利用这种关系的反面是更注重解释的使用。这种依恋/解释的辩证法从1930年代就成为自我心理学论述的一个主要主题。它是1936年马里昂巴德（Marienbad）研讨会上争论的话题之一，当时斯特巴认为依恋是理解的第一步，而斯特雷奇认为它是结构改变的工具。争论持续到1962年的爱丁堡（Edinburgh）研讨会，吉特尔森质疑斯特雷奇的看法，称依恋是“对它本身的重构体验，对整个精神工具而不仅仅是对自我或超我起作用” (Friedman 1988, p. 51)。
1960年代和1970年代阶段的讨论涉及治疗联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支持者，伊丽莎白西塞罗和拉夫格里森，认为它纠正了对代表着起决定性作用的自我心理学方法的真正的关系的关注不足。他们遭到了布伦纳 (1979)的反对。布伦纳认为这是个多余甚至反移情的概念。至于马丁斯坦，他在《移情的非客体部分》（1981）中清楚地提出，病人和分析师共同处理阻抗能促成积极的移情。公正地说，自我心理学传统，从斯特巴到费尼切尔和 克里斯，再到阿洛和布伦纳，一直对将分析性关系作为治疗工具保持谨慎。然而，接受自我心理学传统的当代分析师(如詹姆斯麦克劳林, 欧文瑞力, 西奥多雅各伯, 和朱迪斯褚思德)在使用分析师的主观体验作为指导来理解病人的重要性上，也改变了我们看法。这些分析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分析师在治疗进程中的独特性的性质和范围的位置，但他们也看重并承认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不可避免的再现，其中呈现的主观性的价值。
现代冲突理论构建于自我心理学基础之上，属于精神分析理论的范畴，历经发展，自从它将弗洛伊德的冲突心理学视为一个概念的、胜任临床的观点以来，已经发展出革命性的观点。为了确保这一点，它不断地被修正 (就像在阿洛,布伦纳 和兰杰尔 的文章中那样)和扩展(瑞力克, 雅各布, 麦克劳林和褚思德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布伦纳 (1993, 1994)已经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式完全地从信奉的冲突和妥协形式中去除。阿洛曾经很长时间反对在具体的精神媒介中扩展结构模式的临床重要性。“本我，自我和超我”，他写到，“它们只存在于教科书上，而不是病人身上”（《个人沟通》）。然而，其他杰出的现代结构学家仍然相信三元模式仍然具有指导作用，是理解冲突和妥协的有效的临床手段。显然，现代冲突理论还没有划下句号，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我们还将见证对对“冲突的心理”的更多理解和临床进展(Brenner 1982)。
我们尝试说明某些特殊领域的影响和争议来探究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我们以一份免责声明来结束：精神分析的各个学派分支并非毫无联系的独立部分。精神分析的历史是不断调整和相互影响的历史。理论的核心从弗洛伊德理论发展为目前不同的方向。通常，各个理论从表面上看到的基本区别在它们的临床阐述时会有所减少。和所有的科学学科一样，精神分析将继续产生不同和冲突的方向；它也将继续从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获益。身处这些变化，对我们整体的历史和科学影响的强调将会帮助我们避免派别之争和不理性的争斗，而这在我们的领域曾经常出现。
费尼切尔指出“治疗神经症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能说明它们的疗效的理论应该只有一种”（1945，p.554）。
i 这时（1893），弗洛伊德认为与自我松散的联结在一起的防御活动，将一些想法从相关的思维网络中分裂开来，拦截了情绪，隔离了潜意识的想法。对于婴儿的诱惑并非事实而是幻想的这一发现，将对自我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阶段。弗洛伊德转向了创造幻想的机制。
ii 压抑曾被认为是自我本能的功能，因此根据甚至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这个阶段的关键的自我功能是本能的驱动。这里有一个本能和需要二级过程和现实原则，提供一系列监管，因此某种程度上管控本能过程的心理功能的混合。这主要通过压抑实现， 而且几乎不仅仅是自我本能的地形学防御的问题，而是一个或多或少的永久的反投注的建立。这些永久的反投注的发现和它们相对应的阻抗——以及这些阻抗同样是无意识的——导致弗洛伊德早期地形学观点的修改，为他的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自我，包括反投注结构，被发现也是无意识的。对自恋的概念的修改也极大地帮助了弗洛伊德构思超我的建立，它被认为是从自我中分裂出来的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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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uer, J. & Freud, S. (1895). Studies on Hysteria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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