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杜(Joseph LeDoux) 文
mints 译
Ledoux, J. (1999). Psychoanalytic theory: clues from the brain: commentary by joseph ledoux (new york).Neuropsychoanalysis, 1(1), 44-49.
精神分析理论影响当代西方文化的方式无胜枚举。虽然我在自己的情绪和大脑研究中从未真正测试过精神分析理论的各个面向，但是这些年来“类精神分析”的概念（如无意识，情感，和情绪记忆）已经成为我用来解释自己研究成果的关键方法（LeDoux，1996）。我使用“类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like”这个词是因为我对精神分析理论并没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我对这一概念的借用更多源自于流行文化（电影，小说，只是些普通的常识），而不是弗洛伊德的著作。我有时候会翻阅佛洛伊德的著作以获得研究灵感，但我从未在那里找到我实验上的创作源泉。由于缺乏可以真正理解佛洛伊德的训练和背景，我觉得自己不比那些在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表面概念了解更多。因此，我受益于Solms和nersessian的文章，也许其他的神经科学家也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我仍未从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实验的灵感，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稍微了解了一些情绪理论，同时我也很感激他们用可理解的语言向我们这些从未在这个领域受过训练的人们翻译精神分析的术语。下面，我准备评论Solms和nersessian提出的几个观点，以便用一些和大脑的情绪与认知机制有关的当代研究对他们的一些观念作出我自己的翻译。我也会简短地评论Panksepp对他们论文的讨论。
“唯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符合认知科学
Solms和nersessian详细阐述了佛洛伊德“唯乐原则”。这个精神分析理论的主旨非常接近“效果律”，二十世纪初桑代克用“效果律”解释了学习发生的机制（Thorndike, 1913）。根据“效果律”，受到奖励的行为铭刻在记忆之中，受到惩罚的行为被镇压。“效果律”在学习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早期实验心理学的核心。心理学史家传记作家，E.G.波林指出，“唯乐原则”和“效果律”与杰里米·边沁十八世纪的“享乐主义”理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各自都做了一些改动：桑代克的“律”是基于过去事件的享乐主义，而佛洛伊德的“原则”是基于未来的预期的享乐主义（Boring,1950）。
有趣的是，心理学的两大传统，即临床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在历史上都把享乐主义作为他们的共同主题。虽然这两门学科在今天常常是完全分离的，但是这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在心理/行为功能运作方式的核心最终可能没有太大的不同，或者说，临床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至少都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基本核心之上，这一核心可以作为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概念之间的桥梁。现代神经科学与实验心理学密切相关、又相互兼容，但在概念上又和精神分析理论相去甚远。如果可以融合实验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逐步实现精神分析概念向大脑机制概念的转化，和减少痛苦。
当然，多拉德Dollard和米勒Miller（1950）在上世纪50年代尝试过将精神分析的概念转化为实验心理学的术语。在此其间，认知革命完全超越了实验心理学（加德纳，1987）。因此，多拉德和米勒的贡献仍然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件事本身需要翻译成现代的术语，尤其是认知术语。Matt Erdelyi在上世纪80年代在他的书籍《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认知心理学》(1985)中努力将精神分析翻译成认知心理学，但据我所知，此后的事并不多。
认知革命的一个好处是对心智某些方面：如知觉、注意力和记忆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有了新的丰富的发展。另一个好处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无意识是认知无意识，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被压抑的无意识）变成了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合理的科学概念（Kihlstrom,1987）。另一方面，认知革命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诸如情绪和动机，甚至学习等话题。例如，认知理论在记忆和创造中所起的作用很小。虽然认知理论的短视在过去几年已经退去，认知科学家对情绪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也越来越感兴趣了。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为心智准备好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包含了情绪与人格理论、学习理论、认知概念，甚至精神分析概念的理论，以努力理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造就了我们。一些人提出了“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以此作为纠正认知科学的方法。我所偏爱的个无党派“心智科学”，包括了中立的情感和认知（以及心智的其他方面）。
作为对某些无意识在意识上之觉察的情绪
当代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意识观念通常认为工作记忆是意识的舞台，大脑中的网络可以代表我们在觉察到一些东西之时的觉知之物（参见 Kihlstrom, 1987; Johnson-Laird, 1988; Baars, 1988; Dennett, 1991; Kosslyn and Koenig, 1992; LeDoux, 1996）。Solms和nersessian描述的佛洛伊德的观念“体验到的情绪是一种意识上的觉察，这种觉察本身是无意识的”与工作记忆概念是兼容的。
例如，我们现在知道杏仁核是大脑系统中觉察和响应危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杏仁核并不直接对意识上的恐惧感做出反应。基于工作记忆的观点，我曾经提出，恐惧感的意识（参见LeDoux，1996）是在工作记忆被杏仁核早已觉察和响应的危险占据时产生的。杏仁核内隐地做了这些事情，也就是无意识地。当活跃的杏仁核（杏仁核和皮层区域的直接连接方式，要么先接通杏仁核和脑干的链接，然后用非特异性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信息充斥皮层，要么先接通杏仁核和外周反应控制区域的链接，然后再反馈给大脑）占据工作记忆成为事实之时，那么，我们获得了将体检转化为可怕体验的要素。工作记忆也能同时表现出外界刺激的知觉性质，以及这种刺激所激活的长期记忆。因此，即时的刺激，加上记忆对它的激活，以及杏仁核被动做出反应的事实，都会一起引起恐惧的情绪感受。对人类的杏仁核施加电刺激的时候，会诱导出恐惧的情绪感受（参见Gloor，1992），这并不是因为杏仁核“感觉到”了恐惧，而是因为被杏仁核激活的各种各样的网络最终提供了标记为恐惧的工作记忆输入。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一致，即，有意识的情绪是对那些基本上无意识事物的觉知。
现代神经科学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点分歧的地方可能就是关于情感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如上所述，我相信我们有一个用来表征意识内容的基本的机制（工作记忆网络）。意识（工作记忆）可以被寻常或重要的事件占据，取决正在控制着工作（occupation）的系统。意识上的情绪状态通常更为持久和强烈，这是因为被召集的种类繁多大脑系统以各种方式为工作记忆的贡献发挥了作用。这些额外的系统，如脑干神经化学系统和身体的外周反馈，包括激素的反馈在内，有助于把我们锁定在我们所处的状态之中，并确保我们的知觉、注意和记忆驻足并专注于重大事件，并且，其他的事情很难将这件事从工作记忆中剔除。同时，最近的数据表明：工作记忆可能由多个重叠的网络组成，其中一些与杏仁核以及其他的皮质下的区域有更好的连接性。这表明，工作记忆中可能存在一些情感分区，这些记忆可能构成了类似某种情感意识模式的东西（LeDoux，1996）。然而，这个话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激励的数量与质量
Solms和nersessian提出并直截了地指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即，大脑中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系统之间的区别存在已久。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版本了，但是大部分都回溯到了参与表征世界上的质量（客体object）的感官系统，以及参与了这些客体引发的非特异性激活或唤起的网状结构。问题永远是：到底是什么引发了激活系统？换句话说，网状结构是否知道那些导致伤害历史的特殊刺激是危险的？与这些刺激非常相似的、没有伤害史的特殊刺激是否是安全的？事实是，“意识到”刺激需要前脑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大量的研究表明，杏仁核基于丘脑和皮质的具体感官输入完成了危险的觉察。丘脑和皮层将物体的特征，甚至整个物体的特征告诉杏仁核。如果这些特征或整个物体的特征“受制”于过去的经历，杏仁体就会做出反应。一旦杏仁核做出反应，它就会播报给大脑皮层、控制身体反应的脑干区域、以及脑干网状结构唤醒区，然后激活前脑（包括杏仁核、皮质层和其他区域）。在这个观点中，杏仁核在非特异性唤醒的触发中是突触前的网状结构。杏仁核的“品质”经由丘脑和皮层的感觉系统及其表征赋予，而且，杏仁核以此方式激活了脑干，参与了“数量”的生成。当然，对于一个有着数量和质量的意识情绪体验，我们需要再次回到以上述工作记忆的概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记忆是根据已被激活的恐惧系统，以及在大脑和身体中产生某些生理反应来评估当前的刺激情况。
抑制与情感驯服
正如大脑如何控制情绪反应一直是个重要问题一样。从Henry Head（1921）开始，人们一直认为皮层以某种方式抑制皮层下区域，而且，皮层下结构的皮质在调节情绪反应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用柏拉图的隐喻来说，皮质是驾驭野马（皮质下情绪系统）的战车（原因）。有很多来自临床的观察提出，额叶皮质和可能这种抑制的联系尤其密切。我们在了解老鼠的习得性恐惧是如何的消除的研究中发现的证据与这一观点一致（Morgan，Romanski和LeDoux，1993）。简而言之，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边缘区）受损的老鼠花了更长的时间来消除他们的恐惧反应。这表明，内侧前额叶区域通常可能与调节杏仁核及其控制的恐惧反应有关（从内侧皮质到杏仁核的连接在解剖学上让这一联想显得合理）。当内侧前额叶区域受损时，控制力就丧失了，恐惧仍然未受到控制。在这里有几层含义。其一是那些控制恐惧和焦虑方面有困难人的内侧前额叶区域可能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含义是，消除类似行为疗法（脱敏疗法）。如果内侧皮质与脱敏有关，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行为疗法能很好地解决简单的恐惧（内侧皮质和杏仁核的连接，使脱敏成为可能，从而减少恐惧反应）。
如此推测是有趣的，即，谈话治疗涉及了其他部位的皮层，也就是涉及了与工作记忆有关的外侧前额叶皮层（Fuster, 1989; Goldman-Rakic, 1993）。在某种程度上，思维和推理，尤其是对一个人在意识上觉察到的念想，都与工作记忆密切相关。在谈话治疗中，前额叶皮层的工作记忆网络可能起着关键作用。然而，与前额叶内侧皮质相反，外侧前额叶皮质与杏仁核的联系是贫乏和间接的。这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谈话疗法通常比消退疗法（extinction approaches）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达到效果。但时间不是唯一的考虑，因为脱敏并不适用于一切。如果就像上述的推测那样，无法控制恐惧之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么，对他们而言，最佳心理治疗的希望就是谈话疗法。
压抑、压力和多重记忆系统
压抑的概念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现代神经科学为压抑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一解释或许可以说明什么是所谓的压抑。我并不是说压抑是一个无效的概念，但是，只有在考虑了压抑之时，才能排除这些无效的其他解释。
与我们的意识记忆相关的关键网络位于内侧颞叶区域，这个区域与海马及其相关脑区有关。（参见 Squire, Knowlton, and Musen, 1993; Cohen and Eichenbaum, 1993; Milner, Squire, and Kandel, 1997）。现在已经知道，压力（通过肾上腺类固醇激素）对海马的功能有不利的影响（McEwen and Sapolsky, 1995，1995）。因此，在强烈的压力下，海马可能实际上已经关闭或受损了，以至于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来创造记忆。因此，遭遇强奸或抢劫后的遗忘症，可能与肾上腺激素导致的海马关闭有关，如同从意识上关闭了不愉快的记忆一样。人们甚至可能会四处寻找，试图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解释压抑，但在这一点上，最好把这些观念分开。
但是，如果压力干扰了存储经验的能力，那么压力的影响又是如何继续影响受创伤的人的呢？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种的记忆，不同的大脑系统调节着每一个不同的记忆（参见 Squire et aI., 1993; Cohen and Eichenbaum, 1993; LeDoux, 1996; Milner et al. 1997)）。在这里讨论的内侧颞叶系统有两个有趣的地方，内侧颞叶系统调节我们的意识或外显记忆，以及与伤害情景的内隐（无意识）记忆存储有关的杏仁核。而且，当压力损害了海马的功能时，似乎也放大了杏仁核的功能（相关讨论参见LeDoux,1996）。因此，可能导致遗忘（失去了意识上的记忆）的创伤性事件之确切的外周状况，也可能会导致一个特别强大的无意识记忆，这个记忆已经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感受。因为这些影响是无意识运作的，所以人们几乎不了解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潘克塞普（Panksepp）的契合
Panksepp对索尔姆斯和涅尔谢相(nersessian)的详细讨论，为那些在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之间寻求联系的人提供了有用的帮助。然而，我会对Panksepp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结论提出一些异议。
首先，我要指出Panksepp的情绪指挥系统的想法是非常重要和有用的。从纯粹的概念上看，如果各种情绪是各种生存的功能，那么不同的情绪应该有不同的神经基础。这里的逻辑很简单：由于生存的不同面向是通过不同的行为反应来实现的，并且，在不同的情景的召唤中，这些行为反应需要不同的神经控制网络，那么不同的神经系统可能会得到很好地参与。我关注于恐惧或防御系统的工作已经绘制出了一些细节（LeDoux，1996）。然而，其他人，包括Panksepp收集到的数据表明：不同的情绪涉及了不同（至少略有不同）的大脑系统。
我部分赞同Panksepp以下发现的意思。他提出，既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指挥网络是相同的，那么体验到的主观状态也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被激活的恐惧指挥系统的活跃也会引起人们和其他哺乳动物（也许还有其他动物）相似的恐惧感。当然，这是可能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我的观点是，主观感受与无意识操作系统（就像是情绪指挥系统，与Panksepp的谈论）激活的工作记忆表征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到处于危险中的感觉（害怕的感觉）与体验到苹果是红的，这两者的调节方式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恐惧体验涉及更多的大脑和身体系统。这个观点中情绪与非情绪之所以不同，是源自于原这些额外输入的工作记忆：他们增加了情绪状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否则一旦有别的东西出来，这些工作记忆就会不复存在于意识之中。如果我们处在危险的阵痛之中，或者陷入爱河，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出现，否则保持这样的状态是明智的（从生存的角度来看）。
总的来说，Panksepp和我似乎不同意底层的行为数据可以揭示动物的大脑。我们可以这么说么？即，因为老鼠和人在危险或玩耍的情况下反应相同，那一个人体验到的恐惧或喜悦也和老鼠的体验相同？Panksepp赞同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没有办法知道这回事。这与其他心智的哲学问题不完全一样，那些心智问题问我，我怎么知道别的人是否有意识？至少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基本上都有相同的大脑，因此可能有相同的精神状态。但是，当我们对不同的物种进行比较时发现，大脑之间的大脑有很大的差异，至少在新皮层方面，我们面临着非常困难的问题。事实上，问题是，因此那些被认为与类的意识经验有关的、包括在工作记忆中的前额叶皮层脑区是人脑和其他大脑之间最大的差距。由于这些原因，当我把情感当作一种主观意识情绪体验时，我宁愿把我的理论局限于人脑。
结语
我们还远远没有弥合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然而，Solms和nersessian为这种努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飞平台。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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