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俄狄浦斯情结：评小汉斯病例
说明：这篇论文是在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召开的讨论会基础上写成的。
弗洛伊德于1905年发表了《性学之论》。他从对成年人分析研究中获得的资料，激起他通过直接考察从孩子生活中得来的材料来科学地证明其观察之正确性的需要。作为对这个问题沉思的产物，他在四年后发表了《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病例分析》，在弗洛伊德看来，这部思想丰富、见解独到的著作，证明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病原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汉斯已经“是个真正的小俄狄浦斯”。小汉斯因和母亲同床、同浴而兴奋不已。另一方面，他把父亲看成冤家对头。起初，在格蒙登他希望父亲离开，尔后在维也纳，“这个希望采取了父亲应该‘死去’的形式”。“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发源于希望父亲死亡的恐惧曾有一个正常的动机，它构成了分析的主要障碍，直到在我的会诊室里谈话时它才消除。”
在弗洛伊德看来，汉斯的恐惧症大概是他对母亲怀有里比多的乱伦欲望的一种结果，而小妹妹的出世使他的恐惧症更恶化了，因为这件事造成他被从父母亲的卧室中放逐出来，引起母亲对他的关照与日俱减。这些必定增加了他对作为对头的父亲的憎恨，增加了他对后者以阉割来报复他的恐惧，增加了小汉斯对继续得到应有的钟爱的渴望。他企望父亲去世，又惧怕被父亲阉割；他的惧怕由害怕被马咬伤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了。因此，这个小男孩看到一匹濒死的马所体验到的恐怖，就是他希望父亲死亡的一种表现。他竭力避免看见马正是那发展成逃脱两种惧怕的恐惧症的写照。
尽管弗洛伊德的证据合乎逻辑，也似乎合理，尽管他有丰富的临床资料，但难免还会引起一些问题和怀疑。首先一个问题是：汉斯的父母对待孩子真的象弗洛伊德宣称的那样断然行事吗？
“他的父母亲都是最紧密地追随我的信徒，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抚养第一个孩子的过程中，除了为保持孩子行为端正所绝对必需的强制外，决不滥施强制。当孩子发展成一个兴高采烈、心地善良、活泼可爱的小男孩时，让他生长并不受威胁地表达自己，这个实验进行得令人满意。”
弗洛伊德补充说：
“就父母亲给他的教育而论，它基本上避免了我们通常教育的过失。”“〔毫无疑问，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心不让他受嘲笑、受欺辱……。”
但是，小汉斯的父母真的只使用最少的强制，并避免了“我们通常教育的过失”吗？一向严肃的思想家弗洛伊德总是给我们提供不失真的资料，给我们足够的材料证明：他对父母亲态度的评价是不正确的。
1、汉斯父母亲的教育方法绝非缺少威胁。母亲非常明确地以阉割来恐吓他。“你要是做那事（用手摸他的阴茎），我就请Ａ医生来把你的小鸡割掉……。”她还威胁要遗弃他。汉斯说：“妈妈对我说，她不回来了。”
2、谎言也进入到他们的教育方法里。我们必须附带说一句，对孩子扯谎决不象大多数父母亲相信的那样是无害的行为。首先，谎言是取笑孩子的一种诡谲的形式，特别是当孩子能感觉到它的时候——虽然他不能确信成人的话是不真实的。其次，对孩子扯谎是使用强力的另一种手段，孩子无法辨别什么是真话，他必须信任父母亲的诚实，也没有办法自卫以反对假话。弗洛伊德本人说过：“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亲起初是唯一的权威，是一切信仰的来源。”
依照我们的观点，汉斯并不象他妈妈相信的那样天真无邪。这孩子真的相信鹳鸟带来婴儿吗？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是拙劣的模仿，是汉斯对父亲的报复。这等于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期待我相信鹳鸟在10月份送来了哈娜，那么，我也希望你们相信我的谎话，因为甚至在夏天我们到格蒙登旅行时，我已经注意到妈妈的肚子有多么大了。”
同样的机制对别的谎言大概也照样起作用。汉斯的妈妈说她也有个阳物，而且他爸爸还证实了这一点。完全有理由怀疑汉斯是否真的信服了。当汉斯回答说，妈妈的阳物和公马的阴茎一般大时，我们相信，他是在半有意识地嘲弄她。
我们不再谈论汉斯父母亲教育方法的事例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想问一个问题：实际上，汉斯的父母使用了几乎所有家长采用的同样的惩罚的、恐吓的方法（在中、上层阶级中使用得更加温和、更加隐蔽，而在下层阶级中使用得更加严厉、更加公开），弗洛伊德怎么会认为他们避免了通常教育的错误呢？
我们真正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弗洛伊德有个“盲点”。他对资产阶级社会采取了宽容主义的态度，而不是激进的批判的态度。他想降低、减弱教育方法中严厉性的程度，但他并没有达到批判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强迫和威胁原则的程度。大概能以同样的态度来说明弗洛伊德修改他最初的关于儿童精神创伤的理论这件事。弗洛伊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精神创伤一般没有事实根据，勿宁说它们是孩子乱伦的、侵犯性的幻想的表现。根据我们的意见，强调孩子乱伦的欲望等于是为父母亲辩护，父母们因而便开脱了自己那尽人皆知的乱伦幻想和行为的罪责。（在汉斯的病例中，我们将会看到，母亲扮演了一个主动的引诱者的角色）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临床资料，我们面临着小汉斯症状的意义。毫无疑问，汉斯害怕被阉割，但这种恐惧并不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建立在“非常轻微的暗示”的基础上。恰恰相反，它们是明确的、强烈的威胁。那些威胁来自何处？威胁不是由父亲造成的，而是由母亲造成的。结果，我们必定把阉割的恐惧根源追溯到汉斯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汉斯妈妈不仅以阉割来吓唬他，而且还对他说（见上）她要丢弃他。他对母亲的惧怕通过另一个症状也表现出来。“在大浴缸里，我怕掉进去。”爸爸：“你妈妈在浴缸里给你洗澡呀。难道你怕妈妈把你扔进水里吗？”汉斯：“我怕她松手，怕我的头扎进水中。”
我们确信汉斯的真正不安是由其母亲引起的，而不是由其父亲造成的。
这个小男孩梦见铅管工人既不是必然暗示着被阉割的恐惧与其父有关，甚至也不表示阉割恐惧。这个梦大概表明汉斯热望有个和爸爸的阳物一般大的性器，并渴望能以他的小阴茎换取一个更大的，这至少也是可能的。换句话说，这种臆想与其说可能表现了他担心被阉割，不如说表达了他希望长大成人的愿望。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讨论弗洛伊德关于孩子特别惧怕父亲的观点，这一事实反映了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建立在极端的父权态度基础上的“盲点”。弗洛伊德不可能料想到女人能够是恐惧的主要原因。但大量的临床观察证明，最强烈的、致病的恐惧确实与母亲有关，比较而言，对父亲的惧怕相对就不重要了。
我们在汉斯的病例子发现了相反的方面，即不是畏惧父亲。看来汉斯需要父亲保护他不受险恶的母亲的侵害，治疗的成功与其说归功于种种解释，不如说归功于父亲的保护作用以及弗洛伊德教授本人的“超父亲”的保护作用。
正统的观点认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是建立在孩子对母亲的乱伦欲望上的。弗洛伊德相信这些欲望是“由内部产生的”，而不是母亲引诱的结果。我们并不怀疑五、六岁的孩子也有性兴趣和性欲望，而其对象常常是孩子的母亲。我们怀疑儿童的性欲望是否象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强烈，那样有排他性，此外，还怀疑它是否象弗洛伊德想象的那样，在没有母亲的主动诱惑的作用下也能自发地产生。
弗洛伊德出示的临床资料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母亲的引诱几乎勿庸置疑，因为汉斯的母亲喜欢让汉斯睡在她床上，喜欢带他一起沐浴。可是，虽有这种引诱行为，但母亲并不是对汉斯有性吸引力的唯一对象。他非常想和玛丽德尔一起睡觉，一次他坦白地说，他喜欢玛丽德尔的陪伴，而不要母亲的陪伴。汉斯确实感到母亲的性吸引力，但还不致于达到如此排他、如果强烈的程度，以至于无比地憎恨父亲，进而十分惧怕他。
这不是低估儿子对母亲的固恋的重要性。相反，我们确信这种固恋比主要的、唯一的以性欲望为根据的假设要深刻得多。事实是，性兴趣本身通常不是永久的性关系的基础。男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改变其性兴趣的对象，男孩也同样如此。弗洛伊德认为，对母亲的生殖的固恋是随着性器官成熟前的联系而来的：
“孩子第一个性爱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在依附于满足滋养的需求中有其根源……这第一个对象后来完全变成了孩子的母亲这个人，因为母亲不仅哺育他，而且照料他，因而激发了他一系列其他快乐的和不快乐的生理感觉。由于母亲关心孩子的身体，所以就成了孩子的第一个引诱者。在这两种关系中，存在着母亲的重要的、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根源，母亲作为第一个并且是最强烈的爱的对象，作为后来一切对两性的关的关系的原型，它一经确立就终身不变。”
孩子和母亲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事实上要比性器官成熟前固恋这个术语所要传达的内容深刻得多。这是一种情深意厚、至亲至爱的维系，母亲在其中代表着温暖、帮助、保护；它实际上代表着生活本身，代表着生存下去并避免痛苦所需要的一切。母爱是无条件的爱，它使人感到极大的满足，甚至产生幸福感。
然而，在病态地固恋于古代的经验方式的情况下，母亲不再是给予生命的爱的奉献者，她成了可怕的怪物，不择手段地阻止孩子生长，最终沦为尽事败坏、残食同类的毁灭女神（象印度女神卡丽的一个方面一样），结果她等同于死亡本身。换句话说，孩子与母亲的关系可以是良性的，正如它也可以是恶性的一样，这依赖于孩子在个性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一般水平。
如果汉斯的主要恐惧针对着母亲，而不是指向父亲，那我们怎么解释汉斯的恐惧症呢？我们认为，引起汉斯恐惧症的有如下因素：由于汉斯已经固恋于母亲，所以，当母亲以阉割和遗弃来加重威胁时，汉斯对她的惧怕也增长了。第一次面对死亡的场面强化了汉斯的恐怖。在汉斯的恐惧症出现之前，小汉斯曾在格蒙登亲眼看过一次葬礼。之后，他又目睹了一匹马倒下，并以为它死了。第一次遇到死亡的场面在儿童的生活中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它在一个由于害怕心理已经变得很敏感的孩子身上又增添了极大的痛苦。
因而可以得这样的结论，汉斯对马的惧怕有两个根源：（1）害怕母亲，因为她以阉割相威胁；（2）害怕死亡。为了躲避这两种恐惧而诱发了汉斯的恐惧症，恐惧症使他不受看见马的侵害，保护他不受两种类型的焦虑的体验的危害。
我们倾向于这种有更大可能性的假定：汉斯对套在货车上的巨型辕马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惧怕，特别与母亲有关，而不是象弗洛伊德解释得那样与父亲有关。由于母亲威胁他，由于她“背信弃义”地生了一个女儿——他的竞争对手，还由于这人小男孩希望从对母亲的固恋中解脱出来，因此，是否存在一种对母亲的强烈而又被压抑的充满敌意的侵犯性呢？这是可能的，但缺乏足够的材料证明这一点。
然而，有一个事实可支持这一假设。当提到汉斯关于把一匹马牵出马厩这个奇怪的想法时，爸爸问他：“你把它牵出马厩了？”汉斯回答说：“我把它牵出来了，因为我想抽打它。”
爸爸：“你真正想打的是哪一位？妈妈、哈哪还是我？”
汉斯：“妈妈。”
爸爸：“为什么？”
汉斯：“我就是想打她。”
爸爸：“你什么时候看过有人殴打过他们的妈妈？”
汉斯：“我从来没看过任何人这样做过，一辈子也没有看到过。”
爸爸：“那么，你就想干这事吗？”
汉斯：“用一个地毯掸子打。”（他妈妈常常威胁要用地毯掸子打他）
这段对话说明了马和母亲的仿同作用，流露出汉斯对母亲的敌意。弗洛伊德考虑到那种对母亲怀有朦胧的性虐待欲望的可能性，但更相信另外一个因素，即“一种报复父亲的明显冲动。”后者是在对汉斯的分析中占优势的解释的基础。但事实不是象弗洛伊德归结的那样敌意针对着父亲吗？它的确立不是经过汉斯的首肯的吗？
在审查弗洛伊德提出的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时，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得到足够的材料支持它们之前，他本人曾向小汉斯做过暗示：“最后我（弗洛伊德）向汉斯他所说的‘嘴周围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指胡须，然后向他透露，他之所以惧怕父亲恰恰是因为他太喜欢妈妈。”试想这位作为“超父亲”的教授的权威，这样的暗示对孩子不可能没有巨大的影响。我们要问：汉斯的一些联想在多大程度上应归于这种暗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
对父亲怀有侵犯性的感情在下列对话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父亲：“那么，为什么无论妈妈什么时候吻我你总是哭呢？这是因为你嫉妒。”（请注意这一解释中的又一次暗示性）
汉斯：“嫉妒，是的。”
父亲：“你希望自己就是爸爸。”
汉斯：“嗯，是的。”
父亲：“假如你真的是爸爸，你喜欢干什么？”
汉斯：“那你就是汉斯？我愿望每个星期天送你到林茨那儿去——不，平日每天都去。如果我是爸爸，我会总是这般好心好意的。”
父亲：“那你对妈妈该怎么办呢？”
汉斯：“也送她到林茨去。”
父亲：“还有呢？”
汉斯：“没了。”
父亲：“那你为什么嫉妒呢？”
汉斯：“我不知道。”
后来的一次对话：
父亲：“在格蒙登你常跟妈妈睡吗？”
汉斯：“是的。”
父亲：“而且你私下里想，你就是爸爸？”
汉斯：“是的。”
父亲：“因而你感到害怕爸爸？”
汉斯：“你什么都知道，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
父亲：“当弗里策尔摔倒时，你想：‘要是爸爸也象那样摔倒了该多好啊！’还有当羔羊顶了你时，你想：‘要是它抵爸爸该多好啊！’你还能记得格蒙登的那次葬礼吗？”
汉斯：“记得。葬礼怎么啦？”
父亲：“你当时想，要是爸爸去死就好了，那样你就可以当爸爸了。”
汉斯：“是的。”
这次对话证实了汉斯对父亲有刻骨仇恨吗？如果一个人以确信它表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来解释它，那当然是正确的解释；因为汉斯所说的似乎证实了这种解释。但是，一个不带坚信的框框去研究材料的人却能得出另外的结论：汉斯想取代其父的热望不一定是憎恨的表现，也不是更严重的希望父亲去世的表现。我们万不可忘记，儿童最常见的愿望之一就是长大成人，再不受成年人强权威力的支配，也不作取笑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小姑娘们想和洋娃娃玩，小男孩想象他们已经是成人的原因。另一个必须考虑在内的一般倾向是：正以被动的客体来体验的能动的主体的经历。弗洛伊德在《快乐原则的彼岸》一书中涉及到从被动原则转变为能动原则的一般倾向：
“他在开始时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被那种经历慑服了，可是通过游戏来重复这种被动的经历，尽管是不太令人愉快的，但他却担当了一个能动的角色……随着小孩从经验的被动性过渡到游戏的主动性，他就把这种讨厌的经验传递给了他的一个玩友，并以这种方式对一个替身报仇。”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临床经验表明，这种从被动的地位转变为能动的地位的意向是一个在儿童和成人身上产生了许多欲望的强大的力量。想当父亲的愿望，积极主动地从事那些被动地经历的事情，还有对父亲的几分嫉妒，这就圆满地解释了汉斯所说的话；而没有证明那种把对父亲的深恶痛绝作为汉斯焦虑的原因，没有证明汉斯的恐惧症的间接原因的假设。
另一个因素也应该考虑到。倘若一个五岁孩子说：“对，我希望爸爸死掉。”这句话并不一定表示仇恨。说得更确切些，它也许表达了那时某种看来愉快的幻想，并没有真实的死亡想法的严重份量。对汉斯的分析有助于说明他既不害怕也不憎恨父亲。若他真的对父亲既怕又恨，他就不会如此毫无顾忌地对父亲说出来了，也不会肯定地回答父亲的问题了。假如我们不带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提去研究汉斯与父亲的关系，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这是一种建立在友好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
人们不禁会问：以偏颇的不正确的解释怎么说明汉斯的恐惧症的治愈呢？我们提出如下的思考：
1、错误的解释触及了矛盾的中心部分，尽管仅仅触及到边缘，并且是象征性的。
2、尽管解释不正确是事实，但寻求明显的行为背后存在的东西的方法本身却有助于治疗。
3、在一些病例中就象在这个病例中一样，可能存在着暗示的某些影响，因为教授打算帮助你澄清荒谬的思想。加之，如果我们谈论的教授享有弗洛伊德那样的声望和权威，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对汉斯示以慈爱和尊敬作为回答，那么影响力就更大了。
4、如果汉斯主要害怕母亲这个推测正确，那么也许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父亲和弗洛伊德教授给予他的影响和支持，这使孩子勇敢起来了，使他感到自己更强壮了，焦虑更少了。
5、最后，这只是在许多孩子身上时有发生的一种轻微的恐惧症，它会自行消失，毋需任何治疗，也不用父亲的支持和影响。
总而言之，由于弗洛伊德受到维护父母权威和男性优越的偏见的影响，他似乎片面地解释了临床资料，没有说清楚一些与他的解释相矛盾的材料。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