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爱的观察
卢志彬 译
精神分析之初学者,当他去诠释病人的联想以及处理潜抑之再现时,极可能一开始会惊觉于留存给他的那些困难。不过,当时刻到来时,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些困难并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他相信他必须面对的,唯一真实的、严肃的困难,是存在于移情的处理之上的。
每位在这个连结当中的情境里,我挑选了一个非常清楚划分开来的状况;而我挑选它的一部分原因是,那情况是发生地如此频繁,而且在真实的面向上是如此地重要;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它理论上的趣味。我心中的案例是一个女病人表现出毋庸置疑的意思,或公开宣称她已爱上了正在分析她的医师,正如其他活生生的妇女一般。这个情境具有困难又诙谐的面貌,也有其严肃之处。它也由如此多且如此复杂的因素所决定,而且是这样难以避免且难以清除,以至于长久以来要把它讨论到符合某个重要的分析技术之需求就一直被延迟了。但是因为我们嘲笑他人的失败,并非总是意谓着我们自己就能免除那些失败,所以我们迄今也一直未急于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持续碰到了专业判断上谨慎的义务——一种在真实生活里不能被免除的义务,但那在我们的科学中却是派不上用场的。截至目前为止,精神分析之发表也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此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我最近在某方面不理会这个义务,而且显示出这个相同的移情情境是如何让精神分析治疗的发展在前十年里停滞不前。
道德以及专业标准并不让这样一个过程成为可能。虽然如此,我们的外行人将会乞求分析师让他尽可能毫不犹豫地确信第三种选择是被排除在外的。
对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人来说(对精神分析而言,这是理想的文明人),与爱相关的事情是不可与其他任何事情用同一单位来衡量的;它们是写在特别的某一页上,在其上却无法容纳其他书写。如果一位女病人爱上了她的医师,那么对这样一位外行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个是所有的情况都允许他们有一个永恒的法律上之结合,这相对来说很少发生;另一个是医师与病人分离开来,并放弃那个他们已经开始且原本要让她康复的工作,虽然它已经被某些重大的现象给中断了,而这样的状况是较为常见的。确定的是,有第三种可想象得到的结果,而这甚至似乎与治疗之持续是一致的。这情况,就是他们应该进入一个不合法的,且并非企图永远维持下去的爱恋的关系中。但是传统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师应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让我们想想第二种所考虑之情境的结局。在病人爱上她的医师后,他们分离开来;治疗被放弃了。但很快地,病人的情况让她需要尝试与另一位医师进行第二个分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她感觉自己也爱上了第二位医师;而且如果她与他中断了,并且又再度开始,那么与第三位医师也会再发生相同的事情,以此类推。这个现象屡试不爽,而且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它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所以该从两个观点来衡量这个现象,也就是从执行分析的医师以及需要分析的病人这两方面来考虑。
就医师这方面来看,此现象标示出一个有价值的启发,而且对于存在医师心中可能的反移情倾向也会是个有用的警告。他必须认知到病人爱上他,是被分析情境所诱发出来的,这个事件不可归因于他个人的魅力,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因为“这样的征服”而感到志得意满;如果情况,是发生在分析之外,那么它可能会被这么称呼。而且记住这个总是好的。不过,就病人这方面来看的话,就会有两个选择:一者是她必须放弃精神分析治疗,或者她必须接受爱上她的医师是一个无可脱逃的命运。①【我们知道移情可以在其他较不柔情的感觉中呈现出来,但我并不打算在此进入那个面向〔见论文《移情的动力》(1912b)〕】
自我为中心的,以及嫉妒的一一考量来决定。纯然的病人之福祉才应该是试金石;亲人的爱并不能治愈她的精神官能症。分析师不需要把自己往前推,但是他可以坚持,要达成某些特定的结果,他是不可或缺的。任何采取托尔斯泰对此问题之态度的亲人,可以保持着不受困扰地拥有他的妻子或女儿;但他必须试着接受的事实是,她,就她自己的部分来说,会维持着她的精神官能症,以及所牵涉到的,对她爱的能力之干扰。毕竟,此情境类似于一个妇产科的治疗。更有甚者,如果他认为把她交给某种治疗,而非与精神官能症战斗之分析的话,病人将避开爱上医师的情况,那么嫉妒的父亲或先生就大大地误解了。相反的,不同之处将只是在于,一个这样形式的爱必然不会表达也不被分析,因此绝不会对病人的复原有所贡献,而分析却将从爱中萃取出复原来。
我毫不怀疑病人的亲戚与朋友会明显地决定这两种选择中的第一个,就如同分析师会选择第二个一样。但我想在此这个情形不可以交由她亲人之温柔的——或者甚至是就我所知,某些执行精神分析的医师经常会让病人为情欲移情之出现做准备,或者甚至迫使她们“往前走并爱上医师,如此以使治疗有所进展”。我很难想象一个更为无意义的行动了。分析师如此做会夺取了那现象当中如此令人信服的自发之元素,而且也为自己在未来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爱情,她要求以此作为回报。她放弃了自己的症状,而且不再关注它们;确实,她宣称她好了。场景全然地改变了,就好像某个假装的片段被突然插入的现实所打断一样一一举例来说,就如同当戏剧演出时有人高喊失火了一样。没有任何一位首次经验到此情况的医师会发现,保持自己对分析情境之掌握是容易的,并且能清醒地将治疗真的走不下去的这个看法当作是错觉。
一开始,如果病人在移情中爱上了医师,乍看之下此情况当然不能对治疗产生任何帮助。无论她之前如何地顺从,但突然间她失去了所有对治疗的了解与兴趣,而且她想谈论或听取的都只有记忆起某个特别艰难且严重被潜抑的生命历史之片段时。她长久以来一直陷于爱恋之中,但现在阻抗正开始使用她的爱来阻碍治疗之持续,让她所有的兴趣从工作中偏离开来,并把分析师放在难堪的位置上。
一个小小的省思可以让一个人发现,到自己的相对位置。首先且最为重要的,我们要存于心中的质疑是,任何干扰治疗持续的事情都可能是阻抗之表达。毫无疑惑地,爆发出一个对爱情的热切需索,大多是来自于阻抗之工作。某位医师将注意到病人长久以来有着一种深情的移情之征兆,而他将一直能确实地感觉到她所显露出的驯良、她对于分析之解释的接受、她显著的了解,以及她所显示出的高度智力,都可归因于这个她对于医师的态度。现在这些都被扫除殆尽,她变得相当没有洞见,而且似乎要被自己的爱所吞噬了。更有甚者,这个改变相当规律地出现,而且就在一个时间点上,当医师正必须试着让她承认或如果一个人更仔细地审视这个情境,那么他会认知到那些让事情更为复杂的动机之影响,这些动机中,某些是连接着陷入爱中的情况,其他则是阻抗之特别表达。其中第一种是病人努力要确认自己之不可抗拒,要摧毁医师的权威,藉由把他往下拉到一个情人的位置上,并且去获得所有其他附带于爱的满足之上的承诺过的利益。当考虑到阻抗时,我们可能怀疑有时它利用在病人这端宣称爱上医师,以作为一种手段来让分析师的严谨接受考验,如此一来,如果他竟然显露出配合的迹象时,那么他,可以期待要面对的工作是什么了。但是毕竟我们有一个印象是,阻抗正以一个煽动负责人来行动;阻抗强化了病人陷在爱中的状态,而且夸大了她准备好要在性上臣服的姿态,如此方能更加断然地,借着指出如此淫荡有多么危险来合理地进行潜抑的工作。所有这些额外的动机,在较单纯的案例中可能并不存在,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阿德勒(Adler)却把这些视为是完整过程中的根本部分。
但分析师究竟该如何表现,以防不致为此情境而哀伤。假设虽然出现了这个情欲移情,他仍相信治疗应该执行下去,并该克服此移情?
强调那举世皆然的道德标准,并坚持分析师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或回报病人提供给他的温柔感情,对我而言,这应是简单的;也就是相对地,他必须考虑到对他来说已来到的时机,他要把社会道德的要求以及必须克制的情形,置放在那个爱上他的女人面前,而且成功地让她放弃她的欲望,并能克服她自己之动物面向而持续进行分析工作。
不过,我将不会实践这些期许一一第一个与第二个都不会。对于第一个来说,因为我并非为病人而书写,而是为了那些有困难争斗的医师,并且也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可以追溯那道德处方之源头,也就是权宜主义。在这个情况下,我很乐于处在能以分析技术之考虑来取代道德禁令的位置上,而不会对结果有任何改变。
不过,甚至更为坚定地,我更不想去实践我所提及的第二个期许。迫使病人压抑、放弃或升华她的本能,就在她承认自己的情欲移情时,这不是一种分析式的处理方法,而是个没有意义的行为。那就好像是,藉由狡滑的魔咒将地底精灵召唤上来之后,却不问他任何问题,又把他送回去一般。某个人可能把潜抑的东西带进了意识里,但却只在惊恐中再次潜抑了它。我们也不应该欺骗自己任何这样的进展是成功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热情很少受到崇高演说的影响。病人将只会感觉到受辱,而且绝不会不为此采取报复行动。
伦理价值。偏离此基础是危险的。任何已经精熟精神分析技术的人,将不能再利用那些谎言或伪装,而这却是一般医师觉得无可避免的;而且如果带着最棒的企图,他确实尝试这么做,他仍极有可能背叛他自己。因为我们严格要求病人真实,所以如果我们让自己偏离真理而被她们逮个正着的话,那我们全部的威信就会身陷重围了。除此之外,那让自己对病人的温柔感情往前走一小步的实验,也并非没有危险。我们对自己的控制不是如此完全,以至于可能突然某一天前进得比我们想要的多一些。因此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该放弃对病人的中立,而这是我们由持续检测反移情而得来的。
正因为我甚少可以宣布一种中间过程,而某些特别聪明的人却可能会采用它。这包括了宣称医师要回报病人的喜爱,但同时要避免在身体上执行这个爱意,直到医师能引导此关系进入较平静的渠道,并将其提升至较高层次为止。我反对这个权宜之计的理由是,精神分析的治疗乃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在这个事实里,会有着很大的教育效果以及我已经让大家了解,分析技术要求医师应该对渴求爱的病人,拒绝满足她所需索的。治疗必须在禁欲下进行。对此,我并非意指单纯地身体的禁欲而已,但也不是要剥夺病人所欲望的每一样东西,因为这对一个生病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相对地,我会说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病人的需要与渴望应该被允许持续存在,以作为推动她工作并得以改变的力量,而且我们必须知道籍由代理人来安抚这些力量。我们所能提供的,除了代理人之外别无其他,因为病人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她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除非她的潜抑已被移除了。
让我们承认这个治疗要在禁欲下执行的基本原则已远远超越了在此所考虑的这个单一案例的范畴了,而且它需要被完整地讨论,以让我们可以定义出它可能的应用上的限制。不过现在我们将不这么做,而是要尽可能地接近于我们的出发情境。如果医师表现出不一样的反应,会发生什么情形;而且假设病人与医师双方都是自由的,如果他趁着他自由之便而回报病人的爱,且要缓和她对情感的需要?
如果他计算着他这部分的配合将确保他对病人之主导,并因而使他能影响她去进行治疗所需要之任务,然后在这样的方式中,将她从精神官能症里永久地解放出来,那么经验将会告诉他,这个算计是错的一一病人会达成她的目的,但他却绝不会达成他的。发生于医师与病人间的,将只会是发生在牧师与保险营业员之间那个有趣的掌故。有位不信神的保险营业员即将死亡,他的亲戚们坚持带一位神职人员让病人在临终前皈依神。由于谈话进行得如此之久,以至于等在门外的人们觉得可能会成功。然而这位无神论者并未皈依,反倒是牧师带着保险离开了病房。
如果病人的进攻被回报了,那么对她来说,这将是个极大的胜利,但对治疗而言却是个完全的挫败。她成功地达到了所有在分析中的病人都努力的目标一一她成功地行动化了,成功地在真实生活里重演了那些她应该只是要回忆起来的,只是该以心理之材料再现的,并且被摆放于心理事件范畴之内的东西。在爱恋关系的进一步过程里,她将会带出情欲生活里的所有压抑与病态反应,而无任何改正它们的可能;而且这艰难的插曲将以自责为终结,并大大地强化了她潜抑之倾向。事实上,这爱恋关系摧毁了病人受分析治疗影响之感受性。这两者的结合将是不可行的。
无意识源头的情境,而这必然会协助把所有那最深埋于病人情欲生活中的东西带进她的意识中,并因而受她所控制。分析师越清楚地让病人看见他抗拒于每一个诱惑,就越能准备好从情境中提炼出分析的内容。病人性的潜抑当然尚未被移除,只是被推回到背景里,但之后她将会觉得足够安全而允许所有爱的先决条件、所有从性欲望里涌出的幻想、所有她在恋爱状态下的详细特质等,均得以呈现;而且她将从此打开了通往婴儿期爱恋根源的道路。
因此,对分析而言,满足于病人对爱的渴求,就如同压抑它一样是个灾难。分析师必须追求的过程并非如此;那是真实生活中所没有的典范。他必须小心不要远离了移情一爱,或者去驳斥它,也不要让病人觉得这不愉快;他必须坚决地压制任何对移情一爱的反应。他必须紧抓住移情一爱,但又将移情一爱视为不真实,认为那是必须在治疗中度过,且回溯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