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咨询室运用精神分析
教授一项结构化的、有证据基础的治疗方法常能保证有一群快乐的、通常是感恩的学生。上完课后学生们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带走”，在第二天面对患者时这些东西能够帮到他们。教授精神分析疗法是一件很不确定而且更有风险的事。学生们常常觉得被这种治疗方法给淹没，精神分析疗法不像其他治疗方法，它能唤起焦虑，而这样的焦虑会让用其他方法还很胜任的从业人员“瘫痪”，在治疗时段里缺乏结构和议程，不确信要跟患者说些什么。焦虑的产生不仅是因为精神分析技术没有像CBT一样令人安心的结构，还是因为这一技术鼓励治疗师处理患者以及自己的潜意识动力这是一项我们都觉得害怕的工作。
精神分析疗法不像CBT,它更难具体化，更难在技术层面上教授。我们发现“技术准则”（特别是弗洛伊德派的经典传统）散布在文献中，但是这些最多只是一些通用指南，很难让人有信心去面对一名有挑战的患者，他们不按预定的方式出牌。精神分析的培训目标大多是在传授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思考方式和感受性，它貌视技术性的操作，而许多学生需要这些技术。
所谓的精神分析的态度是飘渺的，无经验的精神分析从业者觉得难以琢磨，然而，远不止如此，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的理论会使情况更加复杂，常常意见不一致，连带着各自倡导的技术也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传统上精神分析治疗师就不热衷搞研究，相左的理论共存，各自并不试图去确立自身的有效性，技术方面也一样。新入行的人很难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决定要追随哪个理论体系，也很难决定在咨询室如何使用它。这样的难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缺少，正如福纳吉所说的：
一一对应的地图，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技术和主要的理论框架之间没有相对应的操作手册，同一理论可能产生不同的技术，而同一技术被不同的理论证实，这样的情况不少。(1999a: 20)
理论不能很清晰地转化成实践。弗洛伊德或克莱茵的观点可能让人很有启发，但运用于实践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惶惶不安的学生们很可能会这样问，“患者因为嫉妒而攻击我，我现在该说点什么呢？”知道说什么和知道是否该说已经足以激起焦虑了。相形之下，另一个选择，比如说请病人持续记录其负面的自动化思维，成了受欢迎的绿洲，它让人有确定感。
与有经验的精神分析治疗师共处一室可能只会推升学生的焦虑指数：理论方向不能保证治疗技术的一致性。在英国，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后发展成为三个不同的理论流派，也就是当代弗洛伊德学派、克莱茵派和独立派。三个团体有不同的理论视角，然而在实践层面上，团体内部的差异有些时候是惊人的，甚至比不同团体间的差异更甚。在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治疗师之间，有时候很难衡量出干预层面上的不同。如今很难仅靠治疗师所报告的治疗实践准确地分类了。大致说来，克莱茵学派比弗洛伊德派更注重“此时此地”的工作，但是在英国，许多自认为是当代弗洛伊德学派的治疗师也很系统地聚焦于“此时此地”。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是与治疗师独特的工作风格和其人 格特质更相关，而不是他所属的理论流派。
治疗师实际处理个案的方式并不总是合乎他们所宣称的理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不是说治疗师在意识层面上有意说一套做一套，而是说，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明显分裂导致了一个很少提及的特殊问题，福纳吉 (1999a)很中肯地提到。他说，一谈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逻辑上的错误：我们假设理论有一个推论性的作用。福纳吉认为，理论的作用纯粹是归纳性的，也就是帮助我们在心理状态层面阐述临床现象，它并不能推导出临床上应该做什么。精神分析技术大部分是在试验和犯错中产生的，而不是被理论推导出来的。弗洛伊德在经验基础上得出他的技术原则，很明显有些时候他的实践与他写的原则一点都不匹配。目前来说，临床理论独立于任何元心理学。如果精神分析要作为一种治疗范式来发展的话，应该意识到：我们对病人所做的并不符合我们所认同的元心理学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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