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最容易理解的“高自尊”与“低自尊”外，为了解释自尊的不稳定性，学者们又创造出“稳定自尊”与“不稳定自尊”，并将这两种状态与原有的“高自尊”与“低自尊”相乘，成为“稳定的高自尊”、“不稳定的高自尊”、“稳定的低自尊”、“不稳定的低自尊”四个类型。但这还远不是结束，“时间”这个维度一旦介入，事情就变成不可测的大万花筒了。
自尊到底是一种单维的整体还是多维的复合体，这是自尊研究领域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罗森伯格认为：自尊是个体对自己整体性的态度或自我评价，即所谓“整体自尊”（Global Self-esteem）。但正如他的自尊量表上呈现出的表面测量单维自尊、实际指向二维自尊的矛盾一样，罗森伯格在后期又把自尊描述为个体的具体的自我评价的一种加权值不同的组合，由此推出“具体自尊”（Specific Self-esteem）的概念，即：个体对自己在各个具体领域的能力与价值的特定评价。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适合做学问，但不擅于交际，用自尊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拥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自尊、较低水平的社交自尊。
有关整体自尊的构成，出现过四种代表性意见：美国心理学家维列（Ruth C.Wylie）认为，能力和自我接纳是自尊的主要构成因素，其中能力是一种能胜任的状态，自我接纳表现为对自己持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加拿大心理医师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提出自尊是由两种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分别是自我效力和自爱，前者指在生活挑战面前拥有最基本的自信，后者指肯定自己拥有幸福生活的权利。美国心理医师梅拉克（Chris J.Mruk）认为，自尊结构中包含两个基础成分，即价值和能力，其中能力涉及到行为，价值涉及对行为的判断。加拿大心理学家塔法洛里（Romin W.Tafarodi）提出，是自我的能力判断和自我喜爱感共同组成了二维的整体自尊。如今，多数学者对于整体自尊内涵的定义，建立在以上四种观点的整合上，即：自我价值、自我能力与自我接纳构成着整体自尊的基本内容。
至于具体自尊的指向和需求，学者们划分为不同的维度研究。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自我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三类，其中物质自我指与自我有关之物、人的物化；社会自我指我们如何被他人看待，即在他人眼中的自我；精神自我指内部自我或心理自我，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内部心理品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将自我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身体自我、道德自我、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陈秉骢提出自我概念的多取向多领域模型，领域自我包括学术自我、身体自我、社会自我。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具体自尊的需要理解为不同自我达到自尊状态的追求与渴望，普遍假设具体自尊需要包含身体自尊的需要、学业自尊的需要、人际自尊的需要、品质自尊的需要四部分。
由于具体态度更能预测具体行为，因此罗森伯格等学者相信，具体自尊理应更能预测具体领域的行为，而整体自尊与总体心理幸福感有关。高整体自尊者往往认为自己比低整体自尊者拥有更多的积极品质，而拥有高具体自尊（例如学术自尊）的人也有可能对自己的整体感觉很差。以美国心理学家斯旺（William B.Swan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整体自尊是建立在具体自尊的基础上的，即在大多数领域都拥有高具体自尊的人是高整体自尊者。然而，另一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也与之并存至今：他们认为，整体自尊才是具体自尊的源头，整体上更喜欢自己才导致相信自己拥有很多积极的品质。
在自尊研究中，几乎从一开始就将自尊看作一种如同人格或智力一般长期而稳定的个人特质。以认知经验自我理论（Cognitive Experiential Self-theory）著名的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就提出：自尊经个体早期发展而逐渐成形，不容易由于外界事物而改变，因此会长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幸运的是，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其他工具测量的自尊都显示出跨时间的高度稳定性。“高自尊”与“低自尊”这两种最常见的区分自尊的类型便应运而生。然而，自詹姆斯的自尊公式（自尊=成功/抱负）起就埋伏下的“自尊依赖于情境”的地雷终归还是爆发了。当学者们提出“特质自尊”（Trait Self-esteem）这一名词、并将之具体划分为整体特质自尊与具体特质自尊时，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名词“状态自尊”（State Self-esteem）呼之欲出。詹姆斯自尊公式中的自尊就是一种典型的状态自尊，即一种个体随情境、角色和事件的不同而表现出的即时的自尊，是一种极易受情境影响而变化的暂时的心理状态。参照特质自尊的整体与具体划分，状态自尊逐渐也延伸出自己的整体状态自尊与具体状态自尊体系，前者指个体的整体自尊高低程度受情境事件影响，后者指整体自尊在情境发生当时受环境的影响程度。
特质自尊与状态自尊之间的争论中隐含着一个对自尊学本身存在价值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自尊是一种特质，那么它更可能源自遗传，后天的改变可能性有限；如果自尊是一种状态，改变它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自尊学研究者们便大有可为。美国心理学家希瑟顿（Todd Heatherton）等人在1996年的论文中验证：个体的状态自尊总是围绕着特定自尊这一基线小幅波动，外界情境会暂时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但不久会回到原有的特质水平。10年后，哈特（Susan Harter）的《自尊结构的演变》一书中仍然只能这样模棱两可地归纳：“对一些人而言，自尊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对另一些人而言，它随不同的环境和时间而变化。”
给自尊设定了最繁复的名词图谱的是“自我价值条件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心理学家克洛克（Jennifer Crocker）。克洛克认为，自尊是一个多面向的结构，不仅可以按高低衡量，而且可以依照自我价值条件考察。自尊的基础或自我价值条件不仅仅涉及能力知觉与他人评价这两个领域。一些人的价值条件也许是自己的能力知觉或得到他人的认可，另一些人的价值条件则可能是权力、外表和美德。如果一个人满足他的自我价值条件，他就会拥有高自尊，反之则会产生低自尊。
克洛克在2003年对美国大学新生的纵向研究中发现：聚会、饮酒和吸毒最多的是那些将自尊建立在外表上的学生，而将自我价值建立在美德或宗教信仰上的学生较少出现这些问题。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调查结果却催生出对自尊的一套新的界定名词：建立在外部条件上的自尊、建立在内部条件上的自尊及无条件自尊。
建立在外部条件上的自尊意味着个体作为人的价值在较大程度上受他人或外部事件的控制，这种受控制的信念会增加压力和焦虑，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增加自尊的不稳定性，而不稳定的自尊是与抑郁和自恋相联系的。将自尊建立在内部条件上似乎比建立在外部条件上更健康，但克洛克认为，这也并非自尊的最佳条件，因为不管是通过内部还是外部来源去追寻自尊，只要在自我价值的条件领域接受到消极的反馈或批评，人们就会感到自尊受到威胁。
克洛克进而提出一种神似东方“禅定”状态的“无条件自尊”：拥有“无条件自尊”的人不需要通过成为什么或者做什么来支撑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他们也因此不容易受到生活中挫折的影响。然而克洛克本人也承认，几乎没有人拥有无条件自我价值，以自尊学目前的理论思路也不清楚该如何获得或养成无条件高自尊。
无条件自尊甚至也不是克洛克心目中的“最佳自尊”，因为无条件自尊即便能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存在，它也必然是一种“高自尊”。而经历过非议颇多的20世纪80年代“自尊运动”的美国心理学家都已经趋同这一看法：没有充分理由支撑的高自尊也许是反社会行为的一个基础。当自我价值受到挑战时，那些夸大的、脆弱的、自我中心的高自尊者倾向表现出攻击性和暴力。
如果说“无条件自尊”有几分像“禅定”，那么，克洛克最终提出来的“最佳自尊”就更接近玄学：只有当人们不追寻自尊，不关注自己是否有价值、需要成为什么或做什么来拥有自我价值时，这时的自尊才可能是最佳的。
对于自尊类型划分来说，“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的出现是一根重要的救命稻草。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于自尊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外显自尊”（Explicit Self-esteem）的范畴，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等测量表建立的基础也是这样一个假设：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准确报告自己的自尊。然而自我评价的一部分可能隐藏于潜意识或下意识中，无法在意识层面研究。1995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林沃尔德（Anthony G.Greenwald）和巴纳吉（Mahzarin R.Banaji）正式提出，对于自尊的研究应该将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概念早在1985年就已经由爱泼斯坦提出。爱泼斯坦认为：如果人们有两个概念系统以适应这个世界（一个是建立在源于重要的情感经验的图示基础上的，另一个是建立在更抽象的言语信念的基础上的），那么，这两个系统中对自我价值的评价也许是不同的。通过言语报告直接可得的外显评价是外显自尊，只可被推论而出的内隐自我评价就是内隐自尊。爱泼斯坦的认知经验自我理论同时考虑到了传统的高、低自尊类别，也考虑到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可能性。依照这一理论，自尊至少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高外显自尊和高内隐自尊、低外显自尊和低内隐自尊、高外显自尊和低内隐自尊、低外显自尊和高内隐自尊。
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是两种不同的建构，这一观点如今已经得到一些研究的证实。低外显自尊者在受到负面评价或失败威胁时，偏向于选择低难度任务，其目的是为了自我保护。同样境况下，高外显自尊者偏向于选择高难度任务，目的是为失败后可以用难度作为借口，从而以自我提升的方式实现自尊维护。低内隐自尊者受到褒奖时会提高对任务重要性的判断、并有“再做一次”的渴望，受到批评时倾向于降低对任务重要性的评价、也缺乏再从事该任务的愿望。高内隐自尊者对于外界褒贬的心理波动则较小，显示出内隐自尊越高、越能抵御或缓冲外界环境对自尊的威胁。
内隐自尊概念的出现对于东方人的自尊评判格外有意义。正如中国学者王文龙在《中国社会的不稳定自尊、强攻击性与调适路径》一文中指出的：“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更多地表现出一致性，大多呈现为高内隐-高外显自尊或低内隐-低外显自尊，表里如一。东方人由于文化抑制，经常出现人格分裂，造成双重人格，因此其自我呈现大多表现为高内隐-低外显自尊或低内隐-高外显自尊两种模式，表里不一。但从逻辑的角度看，低内隐-高外显自尊并不是一种高自尊，从本质上来讲恰恰是一种防御性很强的低自尊。”无论是哪种组合，从动态角度来看，都不能保证这两种类型的自尊一直保持高水平，关键是内隐自尊的基石是否稳固。王文龙由此推断：“价值观与文化的开放、多元有利于提高社会普遍的自尊水平，维持自尊的稳定，而价值与文化的过度物质化、一元化会降低社会整体的自尊水平，并使自尊不稳定；超越性文化有利于自尊的稳定，提高民众的自足感，过于世俗化的文化不利于自尊的稳定，也降低了社会整体满足感。”
内隐自尊的出现对于自尊研究的另一贡献是，催生出一批五花八门的自尊间接测量法，包括内隐联想测验（IAT）、启动测验、词汇完成测验、姓名和生日数字偏好测验、自我统觉测验等。总体方法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诱导受测者进行类似“我是好人”的逻辑判断，与此同时在肢体动作上做出诸如“我是坏人”的相悖选择，借助重复次数与加快频率等措施，测谎一般测试受测者内心对自己的真实看法。第二类是更加直接地用词语接龙一类方法了解受测者内心对提及自我时的意识流思路。第三类是向受测者展示字母、生日数字、照片等与自我间接相关的外部符号，通过算术、归类等方法了解受测者对自己评价的高低。
自尊的间接测量法的优点在于它的间接性：由于多数受测者不清楚测量的真正目的，因而不会有意识地去控制呈现给研究者的自我形象。然而这些方法的缺点也很显著，即对于测量结果可以有不同的解释。IAT类测验因诉诸形体故而使受测者难以在内心实现完全控制，除此之外，很多内隐测量都倾向于表现出跨时间和测量背景的不稳定性。即便是信度与效度都相当好的IAT测验，由于它测量的是自我与一个评价性维度（好/坏）的自由联想，因而假定将自我与正向词快速归为一类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我意识是好的，但以卡宾斯基（Susan Karpinski）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曾经提出，这仅仅表明“自我”这个概念与“好”的评价连接是通过以前的呈现习得的。换而言之，重复闪现这些词语原本是为给受测者增加难度与松懈度，结果反而为受测者提供了训练。
对于专家来说，内隐自尊测量的另一缺点在于需要耗费大量的分析时间；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些测验却增添了自尊研究的趣味性。在缺乏心理学专业训练的眼光看来，这些测验与色彩测试等等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内隐自尊”概念的出现为许多以往自尊学者们困惑的现象找到了一个新的收纳箱，而且事实是自从詹姆斯起、学者们为捕猎飘忽不定的自尊就在不断设置新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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