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中的关系：移情 一般型和特殊型移情反应(1)
一般型移情反应的特征是，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对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的表现作出反应。在一般型移情中，患者首先是对治疗师产生不切实际的积极感情，继而转为不切实际的消极感情。关于这种一般模式，在第四章和第九章对移情的简短讨论中有所涉及。
下面简单复述一下前面讨论的重点。患者最初容易对治疗师的专业地位、宽容、克制、心理上的敏感性和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等产生很好的印象。这些印象最终会使患者在心目中形成一个理想治疗师的形象，认为他不仅仅是治疗合同规定的那样，同时患者会渴望被其所爱或钦佩，并能发展起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个人关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师并没有表达对他的爱慕或钦佩之情，而仍然维持着现实关系，那么患者就会开始感到受到了伤害。因治疗师没有回应他们的积极感情而感到受挫和失意的患者，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治疗师。他们不再认为治疗师有那么敏感、乐于关心和助人，而开始认为治疗师是无情的、冷漠的、不体谅他人——比如产生下面的疑问，他怎么可以如此的无情和冷淡，他怎么能够解决人们如此之多的苦恼？
对于前面在一般型移情中描述过的积极和消极的感情，现在可以用现实关系和移情关系之间的区别加以详细地阐述。我们必须记住的要点是，患者对治疗师一般性的积极和消极态度都可能会包含现实关系和移情关系。只有当患者对治疗师的一般性态度与情境不相称的时候，譬如当一个患者，根据治疗师对工作联盟的承诺，而把治疗师想象为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诋毁为一个无情的机器人的时候，这种态度才会构成移情反应。而当患者对治疗师的一般性态度与情境一致的时候，这种态度表现的就是现实关系而不是移情关系。另外，这种态度可以独立表现出来，也可以与移情反应同时发生。
举例来说，如果一名患者称赞他的治疗师是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和敏锐的观察者，而且他又没有夸大治疗师的价值，那么该患者对治疗师虽然有一种积极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是以对治疗师的真实印象为基础的。像对于治疗中合作的积极态度一样，弗洛伊德（Freud,1912/1958b）在他的“不可觉察移情”概念中也谈到了对治疗师的积极情感，因为这些情感有助于而不是阻碍治疗工作。严格地讲，这些基于现实的情感并没有移情，因为它们并不包含对治疗师的扭曲的感知或者会认为治疗师拥有实际上并没有的品质。此类对治疗师能力和献身精神的现实的积极反应不一定只存在于正移情中，也可能存在于负移情中。下面是对负移情反应的患者的观察：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话不多。我对此大为恼火。虽然我知道这是你的工作，它要求你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涉及工作联盟），而且我认为你的努力是有益的（涉及现实的积极情感）。但是我仍然对你着迷，而且我认为我仍将如此下去，除非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有关你如何看待我的反馈（负移情）。
对治疗师的一般消极感情也可能以现实或者移情反应的形式存在。但是，在现实中，它们不像积极感情那样容易被证实，而且也更可能表现出移情。现实的事件是有可能引发负移情的，所以现实中那些从事治疗工作的治疗师不应该使患者对他们产生心烦意乱的感情。因此，治疗师不应该经常取消咨询或者是迟到，不应该对患者所讲的话表现出冷漠，也不应该用缺乏想象力、不合时宜和过于苛刻的解释来打击患者。否则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使患者心烦意乱。尽责和受过充分训练的治疗师很少会犯这种不负责任的、愚蠢和技术上的错误。
通过认识患者对治疗师的一般态度中的现实成分的作用，有可能加强治疗关系中的情感基调的典型过程。因为大多数的患者，只有在对治疗师的能力产生一定的尊重，以及对治疗师技能有一定信心之后，才会同意去接受心理治疗，所以心理治疗开始时总是处于患者对治疗师积极的现实态度前提下的。随着患者对治疗师的了解，他们开始产生了一般型正移情，而且这种一般型正移情是和以前患者在现实中产生的积极感情并存的。一段时间之后，一般型负移情因工作联盟的非交互性质而产生。这些负移情掩盖了正移情，但是它们并不一定抵消患者对治疗师现实的积极态度。因此，正如前面给出的例子那样，那些因治疗师没有对患者亲密的个人感情给以回应而大为生气（移情）的患者，仍然会认为治疗师的努力是有益的（现实）。另外，考察和解释负移情反应可以增加患者对治疗师的现实的积极态度，因为该过程更加证明了治疗师的移情能力以及为了患者利益而使用这种能力的意愿。
一般型正移情和负移情的交替出现和并存，不仅与患者对治疗师的现实态度有关，而且还彼此相互影响。就两者的交替出现来说，一般型移情很少是简单按照积极到消极的次序发展的。在每一次咨询中，患者的感受都是不同的，而且在每次咨询中患者感受到的积极和消极情感也是不一样的。结果是，虽然一般型正移情反应在治疗中通常总是比一般型负移情反应出现更早，但是在治疗中两者倾向于反复交替出现。
对于正移情和负移情反应的并存来说，矛盾心态是人类情绪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爱恨交加，心理治疗中的患者也可以同时对治疗师持有积极和消极的态度。通常，更加强烈和有意识的一系列态度决定了一般型移情反应的明显的基调，不过有时患者的移情行为可能反映了患者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是基本平衡的。
最后一点，与特殊型移情反应相比，一般型移情反应并不只是受到对治疗师的感情、态度和冲动的移置作用影响。治疗师在维持工作联盟时，扮演的是帮助和阻挠的角色，而移置正是以患者对这种角色的相对可预见和一致的特征参与到一般型移情中去的。另一方面，在特殊型移情反应中，移置受到患者以前的特殊人际交往经验的影响，而且这种移置更多的是由治疗师行为的细节，而不是由治疗师的一般表现所引发的。
心理治疗中的关系：移情 一般型和特殊型移情反应(2)
治疗关系中的移情成分是受患者对治疗师角色的典型反应，以及患者对其生命中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的态度所影响的。患者对治疗师角色的典型反应导致了一般型移情反应的发生，而患者特殊的人际关系态度导致了特殊型移情反应的发生。下面将详细地阐述，这种区别有助于认识移情行为的起因和意义。正如埃尔曼(Ellman，1991，pp?47－48）注释的那样，弗洛伊德虽然没有明确地阐明工作联盟的概念，但是它实际上是移情中弗洛伊德称为“不可觉察”那部分的延伸，另外工作联盟还被认为包含了患者与治疗师合作的积极态度。通过毕布林（Bibring，1954）、萨特撒尔（Zetzel，1956）、格里森（Greenson，1956b，1967，pp?190－216）和保尔迪恩（Bordin，1979）的努力，从而形成了目前对于工作联盟作为患者－治疗师关系的一部分是如何起作用的认识。关于这个概念的更深入的阐释在第三章中已经作了注释。（一）一般型移情反应
（二）特殊型移情反应
特殊型移情反应，就是患者把对生命中特殊的重要人物和对一般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冲动移置到治疗师身上。把患者生命中的重要人物移置于心理治疗师，是移情反应的典型形式。对于这种移情反应，弗洛伊德（Freud,1905/1953a，p?116）早期在对患者的人际关系问题的治疗中，把它描述为重复和再现。多数情况下，这些再现反映了患者同父母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父母在人们的基本的心理冲突中是最有可能涉及的，也最可能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经历这些特殊型移情反应的患者能够进行描述和评价时，一般会出现下面几种自我观察报告：
有时我发现在我们谈话时我会变得心神不安。我认为这是因为你时不时地清嗓子。我母亲就有那样的清嗓子的习惯，她通常在因某事而要教训我的时候才这么做。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正在指着我嘲笑，就像我父亲经常做的那样。他的脸上总是有一种古怪和嘲笑的表情，这种傲慢的方式最令人感到生气，而你正在对我做着同样的事情。
刚才我应约前来的时候，你不在办公室，而是去看另一名病人去了，这令我感到烦恼，当然你可能不理解这一点。我希望你没有任何其他病人，而是一心扑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很像是我小的时候，父母总是一心一意地照顾弟弟妹妹，但是似乎从来没有时间照顾我。
说起来有些难为情，我在想如果我走近你，蜷在你的膝下那会多么的美好。我小的时候经常蜷在父亲的膝下，那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患者最初在成长期经历过的挥之不去的希望、恐惧、怨恨和渴望，都可能在治疗的过程中被移置到治疗师身上。在一些例子中，父母的代替者，比如在患者年幼时扮演着父母角色的叔叔、婶婶以及年长的哥哥或姐姐，都可能是这些特殊型移情反应中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些人在患者当前的生活中特别重要，比如说配偶和雇主等，患者也可能把对这些人的情感和态度移置到治疗师身上。但是，与过去经历的情感和态度相比，对目前重要人物的情感和态度有更多的渠道可以直接表达出来，因此对目前重要人物的情感和态度在移置作用中不太可能表达出来。
尽管如此，当前的人际关系对于患者把对一般人的情感和态度移置到治疗师身上，通常还是有影响的。沙利文最早描述了这种类型的移情反应，他把这种移情反应看做是前面提到的并列歪曲的必然结果。他还通过观察发现，所有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都具有一定的由以前的经验决定的人际交往风格，这些以前的经验包括对权威人物的恐惧和怨恨，依赖或被依赖的需要，愿意还是不愿意泄露亲密关系，对他人动机的信任或怀疑，等等。通过并列歪曲，患者把治疗师错误地感知为一般人物的一个特例，并把构成患者人际关系取向的对一般人物的情感、态度和冲动移置到治疗师身上。辛格（Singer，1965，pp?258－264）对沙利文（Sullivan）的并列歪曲概念及其对移情的含义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本章开始时提出的，移情是一种普遍的人际交往现象而不仅仅为治疗情境所特有以及移情既反映了对一般人的态度也反映了对某些特殊人物的态度这样的观点大部分都出自于沙利文的著作。
当患者可以描述他们对一般人的移情态度时，通常会有以下一些说法：
我发现，以前不知什么原因我对你感到很生气，至少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只是看起来你在工作上很成功，而且很快乐，而我却厌恶任何比我生活得更好的人。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大多数人的，而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会讨厌每一个人的原因。
这已经是你第三次或者第四次指出我的表现，似乎你不再会对我所说的感兴趣了。我想这正是我的方式——我通常不希望人们发现我很有趣，或者过于关注我，但是我又不会什么也不说，我不会让别人忽视或抛弃我。
我认为我可以相信你，但是对于我来说，敞开心扉并不那么容易。我总是担心，如果我真的让别人知道了我的感情，那么他们就会控制我，或者会利用我。所以我总是不太向别人倾吐心声。
正如你所说，我之所以会问你如此多的个人问题，并且还想尽可能地了解你的生活，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要了解一个人就必须与他亲密无间。当我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必须知道他的一切，只有这样与他才会有亲密感。我认为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被人看做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和占有欲极强的人的原因。
这些例子是要说明，嫉妒和怨恨、自卑感和预料中的拒绝、不信任和恐惧以及被夸大的对亲密感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是对一般人的具体态度——都可以被移置到治疗师身上。当患者的移情反应允许的时候，治疗师可以在治疗关系中对这些态度加以研究和分析，那样治疗师在帮助患者认识影响他们人际交往行为的动机时，就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在这一部分最后，我们还要对以下两点稍加论述。第一，弗洛伊德对心理治疗关系这一方面的思考，大部分都为鲁波斯基和克里兹-克里斯托夫(Lubousky＆Crits?Christoph,1991）所报告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所证实。这些研究共考察了22项弗洛伊德的观察结论，并发现其中有17项与治疗的数据相符合，而仍有5项结论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可获得的研究资料中，最重要的就是鲁波斯基、克里兹-克里斯托夫和巴伯(Luborsky，Crits?Christoph＆Barber，1991），以及盖尔苏、基夫林汉、维因和琼斯(Gelso,Kivlighan,Wine＆Jones，1997）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关于心理治疗中移情态度发展过程的临床预期。明确地讲就是，这些研究表明，在成功的心理治疗关系中移情大概在治疗的前3/4中达到顶点，然后逐渐下降。但是，即使有所下降，在成功的心理治疗中移情态度在治疗结束前仍会继续发展，而且直到治疗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完全解决。研究结果还发现，在不成功的心理治疗中，移情态度在治疗中会不断地增强，在强度上也没有出现峰值，更不存在峰值以后的下降情况。
第二，关于果玛斯-迪亚兹和雅各布森(Comas?Diaz＆Jacobsen，1991）所做的有关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种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对移情反应的可能影响。这些作者认为，与治疗师的种族背景不同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从过度顺从和友好到怀疑和敌对之间的各种特殊的移情态度。而当治疗师的种族背景与患者相同时，有的情况下患者表现很理想，而有的情况下患者则表现出了贬低、偏见和矛盾心态。果玛斯-迪亚兹和雅各布森还详细阐述了种族文化影响下对移情反应进行治疗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