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
好人也会做坏事:王 芃 王忠军 李松锴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无意识的道德偏差。有限道德弥补了理性道德模型在不道德行为解释力上的缺陷。该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主要包括:内隐偏见、内群体互惠、沽名钓誉、利益冲突和漠视未来。关于有限道德存有4 种理论解释:自利性动机、双重自我、道德褪色和框架效应。未来有关道德决策和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需要延伸到有限理性与无意识层面。
摘要 有限道德是指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固有的局限性, 表现在人们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观的悖离, 它导致关键词 不道德行为; 理性道德模型; 有限道德; 内群体互惠; 双重自我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behavior)是指违背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Kaptein, 2008;Kish-Gephart, Harrison, & Treviño, 2010)。近年来,以网络热词为代表的各种商业丑闻、官员腐败、政商合谋、暗箱操作、产品伤害事件屡见媒体, 如“地沟油”、“三氯氰胺”、“表哥”、“房叔”、“小悦悦”等, 引发公众对社会道德和公民素质的激烈争议与拷问。在组织中, 不道德行为逐渐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高科技化和团队化的特点, 其高发性和普遍性不仅给组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严重破坏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
即便存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 为什么个体、群体、组织屡屡做出违背普遍伦理的行为?如何减少甚至消除此类行为?这些皆属亟需解决的问题。研究不道德行为的原因机制和应对措施, 渐已成为不同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共同关注的热点。人们把不道德行为归因于道德失范、监管不力、法制缺陷等, 因此在完善制度、加强监管的同时, 道德建设与约束也是减少不道德行为极其重要的举措。比如高校加大了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企业制定了相关措施预防公司员工的道德败坏行为,行业协会也加强了从业者的自律与道德训练。
然而, 这些措施主要针对显性的不道德行为,现实中一些不道德行为是人们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很多品行端正的人, 也会不知不觉地做出坏事(Bazerman, Chugh, & Banaji, 2005; Bazerman,Loewenstein, & Moore, 2002; Bersoff, 1999)。例如在缺乏审计独立性时, 审计工作的客观性会受到影响, 审计员会无意识地做出有偏的审计决策,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即为经典案例(Bazermanet al., 2002; Moore, Tetlock, Tanlu, & Bazerman,2006); 中国社会盛行的“关系” (guanxi)行为, 因其滋生腐败和损害公平而被视作非道德(Chen, C. C.,& Chen, X. P., 2009; Fan, 2002), 但当人们自己处于关系圈内时似乎丝毫未觉“关系”行为有何不妥。显然, 这些是更深层的隐性道德问题, 规范的理性道德模型是难以有效解释的, 通过理性的道德约束也很难控制此类行为。本文引入有限道德的视角, 以解释人们无意识的非道德行为。未来对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需要关注有限理性和无意识层面。
2 不道德行为研究的理论转向
2.1 理性道德模型
理性道德模型假设个体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是绝对理性的, 不道德行为是个体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有意而为。理性道德模型是一个广泛的理论框架, 在解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机制上, 存在多种理论取向(Kish-Gephart et al., 2010; Maheshwari& Ganesh, 2004)。
第一, 烂苹果理论(bad apples)。此理论取向强调个体因素是影响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变量。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皆认为, 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段存在差异。在面临道德困境时, 高道德发展水平的人比低道德发展水平的人, 更可能做出道德的决策。个体在不断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道德标准和道德信念,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外在道德行为。除道德认知水平外, 其他的个体因素也与不道德行为相关。例如外控型人格比内控型人格更可能导致不道德行为(Forte, 2005);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比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产生更多的不道德行为(Hegarty & Sims, 1979)。
第二, 坏染缸理论(bad barrels)。该理论取向重视环境因素在引发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Milgram 服从实验、Zimbardo 监狱模拟实验说明,外界情境可以致使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电击他人和虐待犯人)。环境线索对于不道德行为的催化剂作用在组织中也有所显现。例如道德氛围(ethical climate)反映的是员工对于组织中作为期望标准的某种形式的道德推理和行为的共同知觉(Martin & Cullen, 2006), 与不道德行为显著相关(Kish-Gephart et al., 2010), 处于工具性的道德氛围中的员工较之于处于关爱、制度化、规则化和自主的道德氛围中的员工, 更可能产生不道德行为(Wimbush & Shepared, 1994); 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与员工的不道德行为具有相关(Kish-Gephart et al., 2010), 良好正向的组织文化可以减少组织内部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第三, 个人—情境交互模型。Treviño (1986)提出个人-情境交互模型, 认为道德决策是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之上, 同时受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当个体面临道德困境时, 决定其是否会产生不道德行为的原因, 除了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以及其他个体因素(如自我强度、场依存性、控制点)之外, 还受到情境因素(如工作背景、组织文化、工作性质)的影响。个人-情境交互模型融合了“烂苹果”和“坏染缸”理论, 是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模型。
第四, 问题权变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Jones (1991)所提出的问题权变模型, 它把道德问题本身作为影响道德决策和行为的权变因素。道德决策随具体道德问题而变, 问题的道德强度(moral intensity)不同, 则个体的道德判断亦不同。其中, 道德强度意指道德问题的紧迫程度, 包括6 个维度:结果大小(magnitude of consequence),社会一致性(social consensus), 效应可能性(probability of effect), 时间即时性(temporalimmediacy), 亲密性(proximity) 和效应集中性(concentration of effect)。通过引入权变思想, 不道德行为的解释模型趋于完善。
2.2 有限道德模型
理性道德模型在解释有意的不道德行为上已较为完善, 然而现实中还有许多现象是其难以有效加以解释的, 如“好心办错事”、“事后后悔”、“无心之过”、“恬不知耻”“不知者无罪”等。有研究者指出, 很多不道德行为和决策其实是缺乏理性和深思熟虑的, 偏向直觉化、自动化和情绪化(谢熹瑶, 罗跃嘉, 2009; Haidt, 2001; Reynolds, 2006;Sonenshein, 2007)。因此, 研究者开始把视角从理性转向有限理性。
Simon (1956)认为, 人的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 受到情境与人们计算能量的制约,并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随后Kahneman 和Tverksy 继承了Simon 的观点, 从行为决策的角度提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认为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可利用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在识别和发现问题时, 易受知觉偏差的影响,从而在运用信息的过程中, 会以系统的方式偏离最佳决策和理性(Kahneman & Tverksy, 1979)。根据有限理性和预期理论, 在面临道德冲突和决策时, 个体的理性同样会以系统的方式受到限制,产生“道德盲点”, 表现出无意识的道德判断与决策上的偏差。
在充分吸收Simon 和Kahneman 的理论思想的基础上, Chugh, Bazeman 和Banaji (2005)系统地提出有限道德的概念, 认为有限道德是有限理性在道德判断与决策领域的迁移, 并将有限道德(bounded ethicality)定义为一种系统的和可预测的心理过程:它导致人们做出与自身的道德准则相违的不道德行为(Banaji, Bazerman, & Chugh,2003; Banaji & Bhaskar, 2000)。Chugh 等人(2005)认为在判断和决策过程中, 意识扮演的可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大多数思维、感觉和动机都是处于无意识模式下。因此, 很多不道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无意的不道德” (unintended unethicality)(Tenbrunsel & Smith-Crowe, 2008)。根据有限道德的观点, 个体外显行为与内在道德信念之间存在断层, 在无意识情境下, 道德认知退变为次要因素, 个体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并非他所想的那样道德(Tenbrunsel, Diekmann, Wade-Benzoni, &Bazerman, 2010)。国内学者茅宁和陈银飞(2012)扩展了有限道德的内涵, 认为有限道德是指伦理决策的有限性, 不局限于预测或评价自身的行为上, 还涉及到对他人行为进行伦理判断和评价,并指出变化视盲、结果偏差和确定效应是有限道德的3 种表现(陈银飞, 茅宁, 2011)。目前理性道德框架下的不道德行为研究已较为丰富, 未来研究需要转向有限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