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清 副教授
早期人类学理论的演变经过了古典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三个重要时期,它的形成发展产生于欧洲处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学说,由此从属于西方社会论证、辩护、改进现存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理论还和大学内部的社会科学学科建制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至上和理性主义是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自我标榜与追求的目标。
一、 古典进化论的末日
关于自我与他者的看法,在世界各个文明中都会有自己的由来已久的认识渊源,西方世界在罗马-基督教文化的统合下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认同文化区域,形成了一个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认识传统。不过这种追溯在这里不宜太久,西方的关于他者的现代认识肇始于启蒙思想运动。启蒙思想不是无源之水,它随着欧洲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既开启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新途径,也深深改变了欧洲自身。
新大陆的发现不仅为欧洲提供了殖民地和贵重金属,也为欧洲提供了“高贵的野蛮人”,印第安人在被枪炮与病菌杀戮的同时,也被欧洲的知识分子当作自我的一面镜子而加工制作。乌托邦系列是其中典型的知识产品,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康普内拉的《太阳城》等等都是假借海外殖民地所臆造的空间想象,来抽象地谈论理想的社会制度以形成对现实社会的批评。而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则延续为一种经典的理论假设,至今成为西方社会浪漫主义对现实进行批判极具煽情效果的套路。
在启蒙思想的暴风眼中,发生了一起关于中国的是非论。中国当时还处于乾隆盛世的末年,当时的法国思想界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中国文明值得借鉴,可以用来批评法国当下的弊端;一派则大力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腐朽没落。(安朴田,2000)唱衰中国的思想家中有孟德斯鸠,中国的一些研究者依然奉之若神明,没有注意到孟德斯鸠在研究东方文明并得出一系列其文明衰败的结论,使用的恰恰是一些经验主义的方法来掩盖其迎合西方中心主义膨胀的需要。这一讨论的结果最终确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至上性,为此了达到这个目的西方知识界必须颠覆一切足以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文明的合法性,文明的自信心为确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出现,通过文明(包括其中的风俗、气候、法律等等)之间的比较,得出文化差异和优劣之结论,进而为欧洲当下的社会改良提供参照系。这种研究方法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已经展示了它的雏形,从此后关于西方与他者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思想经过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加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运用了孟德斯鸠的比较法在哲学进化论意义上论证了希腊-罗马传统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共同构建的西方文明主宰世界合法性,奠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石。
这种比较法和进步论的思想结合起来,那么古典进化论的基本框架就呼之欲出了。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历史阶段论、史前史研究(猜想)、比较法(即民族学意义上的原始人-实际上是殖民地的土著人可以代表欧洲史前史),古典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亚当斯,2006:28-37)历史阶段论的思想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这已经是一个共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648)中将土著人划分为“农夫、猎人和牧羊人”,1750年涂尔格提出了狩猎、游牧和农耕三阶段进步论。这个思想影响到后来许多思想家,包括孔多塞的《人类进步史纲要》(1795)。孔德(1844/1996)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阶段”同样重复了黑格尔的哲学进化论,只是在后面明确提出了科学实证主义阶段,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在这时期理论家的措辞中,凡是谈到人类发展必由之方向和美德时即冠以人类等普遍性字样,同时将西方人的风俗习惯以及理论家的制度设想添加进去,产生了一种西方人代表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文本形象。而人类的丑恶现象和制度必然具体落实在他者身上,东方专制主义、食人部落、残暴、纵欲、软弱、懒惰、愚昧、麻木等等。
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英国进入了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西方世界内部各国虽然互有龌龊,但不妨碍他们面对他者建立起共同的荣誉感和自信心。从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就可以看到种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分红的基础上的。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 Tyler)于1871年发表了《原始文化》,一方面他主张文化可以按照某种客观标准排列出阶梯状的直观序列,例如“澳大利亚人、塔希提人、阿兹泰克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文化的普同性,强调人性的普遍相似。这种复杂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观念与西方中心主义巧妙的结合起来,既将意大利人(西方人)毫不愧疚地置于文明的巅峰,同时也仁慈地暗示落后的他者可以在西方人的关怀(殖民统治)下分享(西方)文明。当时还有一种退步论,即认为他者是不可救药的文化退步者,在这种理论下显然容易滑入更危险的种族主义。另一个重要的进化论学者是美国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他在1877年发表了《古代社会》,以北美印第安人为基础提供了关于史前史详尽的复原图。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要补充,“氏族社会”概念取代了过于广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一切就各得其所了”。(托卡列夫,1983:70)因此,恩格斯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马恩选集》,第四卷,1972年,1)“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之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历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全集》,21卷,98)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知识建构的动态过程,泰勒和摩尔根所代表的古典进化论从启蒙思想那里继承了进步论的基本内涵,所不同在于将之与民族志资料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而不像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是空洞的说教。相反,这种演进进一步论证了启蒙思想家的先知性。历史阶段论使得西方对自己身处世界权力的中心与顶端毫不怀疑,民族志史前史的比较法则是论证这一排序的科学方法,对此洛克曾经说过,“美洲是世界最初时期的代表。”于是古典进化论人类学所作的大量关于复原人类史前史面貌的研究,其实都是基于同时代的殖民地土著人的生活记载。而人类学中的普同性的认识,则符合西方中心主义扩张的需要,适应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主义原则,这个原则起先产生于基督教,后来转变为和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扩张的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欧洲的知识界对于这样的研究基本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拥抱了古典进化论,特别是摩尔根的学说。因为摩尔根将马克思带出欧洲上古历史的迷宫,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美地结合起来,确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普世性。
古典进化论一方面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一方面也为繁荣欧洲思想提供了独到的贡献,如摩尔根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的完善。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大英帝国的繁荣达到顶峰,而此时欧洲内部世界也是暗潮汹涌,一方面是各国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一方面各个列强之间紧张关系也在加剧,大英帝国已经无力维持西方世界内部的统治秩序,旧的殖民统治秩序也将随着西方世界内部统治力量对比的调整而作出重大改变。在这个人心思变的局面下,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迎来它最后的辉煌。弗雷泽(Jams George Frazer)于1890年发表了《金枝》,他的作品带有很强的承上启下的色彩,从总体看弗雷泽仍然属于典型的老派的进化论学者,其理论形态依然是三阶段论模式,而其工作方式也是“扶手椅里的人类学家”。以致于后辈学者评论他的写作放映了殖民扩张颠峰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他的作品中,欧洲人和野蛮人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聪明后者蠢笨。(Edmund Leach, I. C. Jarvie, 1966:563)但是他的思想并非全然是陈旧的,他的三阶段论依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模式,巫术-宗教-科学,分别可以对应于当代殖民地原始人-中世纪欧洲人和当代的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当代欧洲人,这个解释模式还可以在后来韦伯的新教伦理的研究中找到影子,即原始人的巫术思想需要经过宗教洗礼才能进一步理性化,而韦伯则进一步之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人(日尔曼人)脱颖而出,进入到科学的理性化阶段,而韦伯的比较宗教学研究则揭示了其他文明没有经历“宗教改革”而昏睡在巫术的黑暗之中。这些研究当然进一步印证了黑格尔乃至孟德斯鸠关于他者的论断。弗雷泽的《图腾制与外婚制》(1910)虽然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但已经涉及到图腾的功能。不过他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金枝》,在当时,英国人类学界在剑桥学派的推动下已经开始转向实地田野工作,而《金枝》作为扶手椅里的民族志作品更显其落日余晖的壮丽。弗雷泽将古典进化论的扶手椅的工作方式发挥到极致,他大量运用二手的民族志资料于一个文本中进行堆砌,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田野而已,文化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过他自己也哀叹这种工作令人厌倦,毫无希望。
二、 勤于实践的功能论与浪漫的逃避
与古典进化论相适应的乐观主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击碎,欧洲人终于发现在所谓的文明的中心地带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在于杀人的效率更高、计划更严密、行动更冷酷、后果更惨烈。斯宾格勒(2006)的《西方的没落》是一本表达了这种挫败感的畅销书,也是西方文明自我反省开始的转向标。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恩小岛进行着他的人类学“苦行”,他的工作延续了英国剑桥学派已经开创的人类学转型工作,所不同的是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类学家花两年的时间研究一个部落群体,踏踏实实居住在土著村落里,分享土著人的生活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特洛布利恩人的观察得出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扫除了进化论的优越感。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里奇的说法,在1965年,西方人已经把原始人当作完全意义上的人了,而在二十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的言论还是颇具非正统意味的。 (Edmund Leach, I. C. Jarvie, 1966:565)马林诺夫斯基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方式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工作方式,为人类学学科巩固在大学的地位作出了贡献。(谢燕清,2001)
但随着他的学术声望和地位的日益巩固,他开始逐渐抛出他的理论。1926年,在他为《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三版撰写的“人类学”辞条里公开了他的功能学说。1927年接受教授头衔时,他坚持校方授予他社会人类学头衔,这为他在塞利格曼的民族学教授和威斯特马克的社会学教授职位之间谋得一个独立的位置。1931年,在《野蛮人的性生活》的第三版序言,马林诺夫斯基公开与进化论决裂,他用调侃与自负地口吻说,“我再也不是一个进化论方法的正宗奉行者,我宁愿排斥有关婚姻或其他任何事物一切‘起源’的假说,……所谓起源,就是以天真的方式去猜测,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就是以这种天真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马林诺夫斯基,2000:5-6)在《社会人类学》一文里,他更是明确提出,“此种学说的目的,在以功能眼光解释一切在发展的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的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体系内各部分怎样的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种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联系。总之,此学说的目的,乃在于了解文化的本质,而不在‘进化的臆测’或‘以往历史事件的重造’”。(杨堃,1984:93)
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战败,俄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它想要得到的世界领导权进而退出国联,英法两国元气大伤,面对雄心勃勃的美国、充满怨恨的德国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苏俄,它们维系世界秩序已经是力不从心,因而不得不在策略上调整。特别是面对苏俄民族革命策略,殖民当局不得不改变过去单方面把殖民地当作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蓄水池以及产品倾销地的做法,而开始注意建设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体系,以缓和殖民当局和土著社会的矛盾,抵御苏俄民族革命的渗透。英国的“间接统治”需要有对殖民地有实际经验同时能提供帮助的理论专家,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顺理成章地适应了这一需要。另一位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1988)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他早年积极游走于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向当局兜售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实用形态应用人类学,大力主张用功能主义人类学来培训殖民地官员,推荐人类学家当任殖民当局的顾问。
功能主义的发展还得到了非西方世界的欢迎,人类学的中国社会学派的领袖吴文藻(1990:142-143)先生在中国大力推广功能主义人类学,在将功能主义与斯宾塞、泰勒的进化论进行比较后,他认为后者激发白人虚荣心,而前者则会保护土著制度。这种看法在中国人类学界相当普遍,抗战时期中国的边政学就是以功能主义的应用人类学为参照体系建立的,中国当时的人类学界清楚地知道英美应用人类学是和殖民地委任统治模式结合起来产生的。(谢燕清,2005)功能主义受到欢迎和它的实用主义性格有关,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鼓吹建立一个满足个人主义需要的合理社会,对社会结构的内在稳定和一体化,以及对个人的良性功能十分强调,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对需要的实用性满足在表达上十分直白。(王铭铭,1997:41)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已经被认为是新一代人类学家的代表,作出这样的评论的正是承上启下的进化论学者塞利格曼(C. G. Seligman),他和剑桥学派的哈登(Haddon)和里弗斯(Rivers)一起推动了英国人类学的转型,引导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走上人类学道路。当时的古典进化论开始没落,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从德奥学派那里承继传播论并修正成埃及文明中心说正在英国四处张扬,就连里弗斯晚年也皈依了传播论。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人类学界的确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学界内部一直奉行的古典进化论已经走到了头,如何为人类学找出路成为一个问题。除了从扶手椅里走出去开始尝试自己搜集民族学资料外,这一代人类学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科学狂,这一点还传播到他们的两个奠定功能主义学派的学生身上,他们都对自己的学说和学说活动的科学性矢志不渝。在追求科学性上,心理学和人类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学科还没有完全划定边界的时候,相当一些人类学家对心理学保持着浓厚兴趣,其中就有里弗斯和塞利格曼,后者还是一位医学心理专家。不过这并没有导致心理人类学的产生,这些人还是比较注意尘归尘、土归土,这可能和当时学科建制化有关。但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来自心理学界的动向同样也会是十分熟悉的。而这里这需要谈谈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关系了。
精神分析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恰恰和古典进化论没落的时间段重合,这个学说在弗洛伊德催生下,迥异于当时各种学说体系,即使在心理学界也是独立于学院派以外自成一体,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出于维护自己的医疗实践的合法性并提供指导需要,弗洛伊德发展出一整套理论体系,并且他还不仅仅把这个套理论用于指导心理康复治疗,而是推而广之应用于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哲学出发点。他对社会文化的批判研究和人类学有交集,而他的理论形成也和民族学资料有一定关联。他信奉海克尔的个体发育重复种系发育的历史,将这个思想引入到精神分析中来,欧洲人久已盛行的野蛮人-儿童说使得精神分析中追溯出来的童年回忆成为弗洛伊德建构人类历史的重要依据。同样精神分析的人格发展阶段与当时流行的孔德-弗雷泽的古典的三阶段进化论也有对应。在《图腾与塔布》中,万物有灵阶段-自恋阶段,宗教阶段-对象发现(object-finding)阶段(最高形式是对父母的依赖),科学阶段-个体成熟阶段(个体放弃快乐原则而接受现实,致力于在外部世界寻找对象)。(布朗19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