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瑞伯:妄想症案例的精神分析》书摘
1911C 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XII,3-79
作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译者⊙ 王声昌
頁數:128 頁 出版日期:2006 年 03 月 27 日
ISBN:9867574648
史瑞伯是佛洛伊德一名素未谋面的「病人」,他建构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宇宙理论,以及一套癫狂难解的神学观点。佛洛伊德透过史瑞伯所著的一本自传性回忆录,前所未有地清楚呈现妄想症患者的心灵运作。
丹尼尔.史瑞伯生於1842年,是一位博学、幽默、温文有礼的首席法官。他因出现幻想导致精神崩溃,数度被送往疗养院治疗,而这段患病的不幸经历,也被他生动详尽地写成篇幅庞大的《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从虑病失眠,到错觉、幻觉交逼,史瑞伯的身心饱受迫害折磨,一意求死,再到「神迹显现」,以弥赛亚自居,肩负著救世的使命,其间还穿插著要以昂藏的男子之躯,去势变性为女人的念头;史瑞伯的妄想症状多采多姿,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於此,他更在字里行间展开滔滔雄辩,为一切荒诞古怪的思想内容归纳出一套癫狂的逻辑。
透过这部以生命书写的病人志,再结合相关的病历记录,便成为佛洛伊德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妄想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唯一凭藉。超越史瑞伯的妄想内容表象,佛洛伊德抽丝剥茧地深入心性发展的核心过程,为妄想症的形成机转提出极具创见的论述,并启发日後的性别认同、女性情结、生殖、生死及存在等议题之研究
目次
總序/王浩威
編譯事項說明
【導讀】
百年來的迴響/宋卓琦
關於一自傳式撰述的妄想症(妄想性癡呆症)病例之精神分析評註
英文編者短論
簡介
I 病史
II 分析的嚐試
III 妄想症的機轉
後記
【附錄】
佛洛伊德生平年表
总序 重返佛洛伊德
王浩威
在〈不可能的语言〉里,台湾学者陈传兴曾经指出,在双重内在局限下,包括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使用中文来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伊德著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种「不可能」的工作。事实上,不只是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实践临床实务,同样也面临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然而,除了「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台湾的社会结构或现代性问题,恐怕也是另一种阻抗的来源吧。
刘纪蕙亦问起:这种「压抑之复返」,这种「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层无意识之机制运作』是依附於甚么样的象徵系统、认同机制、或是防御结构而展开的?或是此抗拒与压抑是自何处撤离欲力之投注,又是转而朝向何处投资?」她指出:「转而投资的,则是可以顾全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家的场域。此『恐惧结构』(phobic
structure)的内在封闭空间(enclave),以不同型态扩及於此文化社会脉络的层层角落,而展开了严又密的防御系统。」
精神分析的发明和潜意识的发现,之所以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原本就是和欧洲文明的个体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或现代性(Modernity,Harbermas语)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是这样,对於非西方的国家来说,精神分析的发展,恐怕是要将社会结构放在历史向度上进行更多的讨论。
如果精神分析有对象的话,这对象应该就是个体(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国这类非欧美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远远不同於西方的。这种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还有轨迹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未发展的国度里,群体原本就高於个体,甚至是没有独立个体可言。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个体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会里自然演化发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荣格学者河合隼雄就曾表示,日本的个体是不同於西方的个体,人与人之间还是有某一种「黏黏」的关系。
至於台湾呢?
二次大战以後,由於美苏冷战结构的缘故,1945年以後的台湾,一方面是美国文化全面性的输入,另一方面却是对外封闭而对内控制的威权政治。五、六○年代曾经在台湾发生的现代主义威潮,一来是十分美国化的现代主义,二来是「横的移植」,并非因应社会结构基础的文化现象,以致於七○年代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随著六、七○现代主义风潮而发生的精神分析论述,也很快陷入断层的困境。
在美国扶植下,开始发展工业、进出口贸易和追求高经济成长的台湾社会,不知不觉地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八○年代,台湾的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样资本主义化程度日益高度发展的结果,社会结构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出现变化。
七○年代台湾学者讨论西方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是否适用到中国人心理时,经常会提出相对於西方之个体概念的家族概念,认为中国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个体」为基础的。甚至有学者质问伊底帕斯情节恐怕不存在於中国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业社会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是威权体制以法令和体制来强化家族结构而压抑个人,家族的力量一直都是持续保持著。在这情况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没有个体或自我的可能。
只是,当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後,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军事戒严法结束(1987)之前,就已经开始松动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期开始大量出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後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新马克思理论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风潮;在社会结构上,我们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渐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湾精神医学的发展,虽然因为精神药物陆续地发明而逐渐败退,但是在许多层面的影响(特别是药物仍无法涉足其中的)还是保留下来了。这其中包括了社区心理卫生、学校谘商制度、儿童精神医学、儿童心理治疗,还有家族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