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语言学与国际政治的少数派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周舒 王菲宇
尽管一直以“乏味的演讲者”自嘲，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每到一处，却总会吸引人山人海的听众。
8月13日晚，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人头攒动。在两千多名听众的翘首期待下，满头银发的乔姆斯基缓步走上台，发表了名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的演讲。
与笔下锋芒毕露的政论文字截然不同，台上的乔姆斯基鹤发童颜，一副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也许是因为年龄的缘故，他始终以一种喃喃自语的音量和波澜不惊的平静语气发言。演讲的内容从环境问题一直扩展到国际局势，透过嗫嚅的语调，乔姆斯基式的理性与犀利仍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悲悯与博爱亦流露在话语间，同时并不乏幽默感。次日举行的小规模记者见面会上，即使是面对诸如“2012”之类的问题，他仍然能微笑着援引历史传统，指出“2012和未来，都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手中”。
这位82岁的老人为人熟知的身份不止一个——而且彼此间相距甚远。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与哲学系的教授，他提出的“生成语法”理论掀开了语言学乃至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篇章；他同时还是一名社会思想家和政论家，四十多年来一直对战争和霸权口诛笔伐，并因为这些言论被无数人拥护或憎恶。
从语言学一跃触及国际政治，乔姆斯基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也终于勾勒出他理想的人生轨迹：“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希望自己的一生关注两件事情，一是科学，一是世界的问题。”
生成语法开山鼻祖
尽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政治批评认识乔姆斯基的，但早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前，乔姆斯基已经是语言学界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甚至词典中还收有专门的词条“Chomskyani”，意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
然而这位伟大程度可与索绪尔并举的语言学大师，高中时却经常逃课，大学时甚至考虑过退学，因为觉得课程安排“太死板”。“直到后来一位老师建议我去修其他领域的研究生课程。我的确这么做了，开始研究数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
乔姆斯基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主攻语言学。1955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经语言学大师哈勒的推荐，乔姆斯基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正因此举，麻省理工学院这一原本没有语言学系的理工科大学成为生成语法研究的中心和圣地。
自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以来，20世纪的前50年一直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天下。但乔姆斯基对这一主流理论并不买账。在学生阶段，他就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观，构思出了独特的语法系统。
早在乔姆斯基博士毕业前，就有人不断邀请他举办讲座阐述自己的生成语法思想。但真正使他名声大振的是1962年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因为原定发言的海里斯拒绝发言，负责大会筹备的哈勒毅然推荐了年轻的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在会上做了题为《语言理论的逻辑基础》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面对与会各国学者的发难，乔姆斯基舌战群儒，一一作答。这次会议正式奠定了生成语法理论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也标志着一个语言学新时代的开始。乔姆斯基就是这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在乔姆斯基自己看来，生成语法理论与其他理论间的区别，不仅是学派间的区别，而且是不同学科的区别。在1957年的《句法结构》中，他区分了语篇的“深层结构”与“浅层结构”，并引入“形式语法”与“转换”的概念。也即是说，浅层语法由深层语法转换生成而来。在1965年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一书中，他进一步提出对句法和语义的全盘分析和处理，为生成语言学构建了标准理论。
生成语法的提出也给予了其他学科极大的启发。198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丹麦免疫学家尼尔斯·吉尔纳用乔姆斯基的“生成模式”来解释人类免疫系统，他的诺贝尔讲座的题目就是“免疫系统的生成语法”。
在很多人眼里，乔姆斯基毕生钻研的生成语法显得太过艰涩，甚至对于语言学是什么，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足够了解。在北京的记者见面会上，乔姆斯基还被问到语言学研究对外语学习是否有帮助。似乎是见惯了这种问题，老人淡淡一笑：“语言学和外语教育的关系，就好像生物医学理论和职业医生的关系。”
乔姆斯基曾经明确指出，语言学研究的真正目的，绝不仅仅在一字一句的言语或者文字本身，而是人类的认知结构。一个儿童为什么能在接触很少量语言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一门复杂的母语？这是否意味着，在人脑中存在一个天赋的语法模式？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一个理想化的“共同语法”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自高处投射到位于金字塔底的各类语言。为了探明这一共同语法的面目，乔姆斯基将语言研究的关注面扩展到哲学、计算机、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而直到现在，所有的探索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言论上的少数派
在乔姆斯基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罗素的肖像，这位哲学家的一段名言是乔姆斯基挚爱的座右铭，他也用自己的工作向世人诠释了这段话：
“三种激情，虽然简单，却异常强烈，它们统治着我的生命，那便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承受的同情。”
在当天的演讲中，乔姆斯基对人类现状的忧心忡忡溢于言表：“过去的几千年，不过是白驹过隙，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现在人类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很多的物种处于危险境地，甚至濒临灭绝，整个宇宙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我们更应该好自为之。”在他看来，人类生存面临的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问题，一个是核战争。
乔姆斯基始终不忘谴责美国的霸权行径。在他看来，美国是全球秩序的最大威胁。
这并不是乔姆斯基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发出反对的声音。1966年，美国发动对越南的战争。第二年初，乔姆斯基在《纽约图书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在这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中，他公开亮明了自己的反战观点。这也是乔姆斯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首次亮相。在此之后，他经常发表文章、接受采访，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特别是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一直到布什发动对伊拉克战争，他的声音不断见诸各种媒体。他并不担心这些言论遭到利用或曲解。“我说出的话被歪曲，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对此无能为力。这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我无法控制别人如何发挥你的论点。”
而多年来一直与美国政府唱反调的乔姆斯基，也深知人们对异议者的忍受是有限度的：“比如爱因斯坦和罗素，他们想要表达的意见和想法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爱因斯坦是个隐士，他发表完意见就继续回去工作了，这样人们就觉得没什么；罗素则走上了街头，这样人们就不能接受了。”
作为一名资深的少数派，乔姆斯基力求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圣经》里的一些先知，他们当时并不受欢迎。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并不一定是好事，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就会警惕起来。每当我回到家中，总有至少20封邀请函，是我无法接受的。”
虽然举《圣经》中的先知为例，但乔姆斯基并不以“先知”自居。“我不认为我能勾勒未来世界，也许有一些具体的愿景，但如何去实现，可能没有人能够说出来。我大概希望的是一个人们彼此之间普遍理解、同情，统治者具有合法性而非自我合法化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