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一九〇九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①。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二十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②,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③。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因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十四、十五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④,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⑤。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⑥正象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象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1)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⑦,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一八七三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子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⑧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酉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⑨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⑩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1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12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13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14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一八八一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土学位。
一八八二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15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16。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17;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medulla obIongata)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象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18,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19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己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20,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这时,远方响起了沙可21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我对延髓损伤的位置定域之准确,以致几乎成为定论。在维也纳,是我第一个将诊断为急性多神经炎的病例,送去作尸体剖检。
我的这些诊断以及事后的确认,使我渐渐有了名气,并引来了一批美国医生上门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们讲解科里的病例:我对神经症一窍不道,有一次讲课时,我把持续性头痛的神经症患者介绍成患了慢性局部脑膜炎;听者顿时愤然起身,离座而去,我这个教学上的新手只得收场作罢。不过,我还要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种事发生的年代,即使是维也纳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也常常要把神经衰弱诊断为脑溜。
一八八五年春, 由于发表了组织和临床方面伪论著,我升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过后不久,承蒙布吕克热心推荐,我被授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出国奖学金22。是年秋天,我就动身销往巴黎。
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23就学,不过,作为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听沙可叹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讲稿的德译者之间断了联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头一部新的讲稿译成德文。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试。如今,我仍然记得信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I'aPhasie motrice”,而不是“I'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24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便进入了他私人关系的圈子里,并从那以后,参与了医院里的全部活动。
写上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不少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对接受精神分拆学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还不时对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妄加评断。比如,有人说我借游访法国之际,熟悉了皮埃尔·雅内25的理论,然后搜为已有。在此,我想明确地指出,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访问学习之时,雅内的名字还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瘾病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如,他证实了癔病病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26,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也和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则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7
当然,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经有了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了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我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和这位权威人物讨论过自己的计划,我打算把捻病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进行比较研究。我希望证实一个命题,即在瘾病中,麻痹和身体各部位的感觉缺失,是以一般人观念中的界限,而不是根据解剖学的原理划分的。沙可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是不难看出,他对深入观察神经症的心理因素28,并无特别兴趣。毕竟,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病理解剖学起步的。
我回到也纳的时候,先在柏林逗留了几个星期,以便了解一些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那时任维也纳一家公立儿童医院院长的卡索绍茨29曾说过,要我负责儿童神经症科的工作。在柏林,我受到了巴金斯基30的热情帮助和接待。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在卡索维茨的医院里出版了几本颇有份量的著作,专门论述幼儿大脑单双侧麻痹症31。由于这个缘故,诺特纳格尔后来(一八九七年)把他的大作《治疗学大全》中这一专题交我执笔撰写32。
一八八六年秋天,我在维也纳定居行医,并和一位在远方城市等了四年之久的姑娘结婚成家。写到这几,我想回顾一段往事,来说明一下为什么由于末婚妻的缘故,我未能在青年时期崭露头角33。一八八四年,一个业余的、但也是强烈的爱好,使我从默尔克公司34获得了一些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古柯碱,于是我开始研究它对生理的作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忽然来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一趟,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我草草结束了古柯碱的研究,只满足于在一本专著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古柯碱更广泛的用途。不过我向我的朋友——眼科医生利尼斯坦因35建议,可以探讨一下古柯碱在眼病治疗中的麻醉效能。但是,等我度假回来后才发现,我的另一位朋友,现住纽约的卡尔·柯勒(Carl KoHer)在我也对他讲起古柯碱之后,用动物的眼睛作了决定性的试验,并充海德堡眼科会议上向人们作了演证。这样,柯勒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古柯碱用于局部麻醉的发明者,现在这种麻醉在小型手术中己变得相当重要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36而埋怨未婚妻。
现在让我再回到一八八六年,即我作为神经病专家定居维也纳的那年。当时有人告诉我,要我向“医学协会”汇报我在沙可那儿的见闻和学到的东西。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协会主席班相格医生(Bamberger)等权成人士认为我所说的情况实在难以置信。梅涅特则要我在维也纳找几个类似的例子给协会介绍介绍。我试着照他们说的去做;不料,等我在一些科里找到这种病例后,那些高年资医生不许我进行观察研究。其中有一位年迈的医生竞惊呼道:“老兄,别胡扯了!Hysteron37(原话如此)就是子宫?男人怎么会歇斯底里?”我向他解释说,我并不要求我的诊断得到认可,我只是想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个病例,但这一切都徒费唇舌,无济于事。后来,我终于在院外,找到一个典型的男性癔病性偏侧感觉缺失病例,向“医协”作了演示(一八八六年)。这一次总算得到了认可,但他们并没有表示更大的兴趣。大人物们对我的新方法依然持反对态度;而且,我还发现,由于我提出了男性患癔病,以及暗示产生癔病性麻痹的情况,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派。过了不久,大脑研究室便不让我再去那儿了38,接着几个学期我没有地方可去讲学,我就这样停止了学术生涯,也不参加什么学会团体。自从那时去过“医学协会”,到现在已经整整有一代人的时间了。
以治疗神经症为生的人,总要能为病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的治疗库中只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电疗法,另一件是催眠术。因为仅仅作出诊断,然后让病人去水疗所治疗,这样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我的电疗法知识,是从W.埃尔布(W.Erb)的教科书中获得的,这本书对治疗各种症状的神经性疾病,均有详尽的讲解。遗憾的是,我不久就发现,若按他的讲解去做,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我原来以为,这是一本观察精确的佳作,想不到里面几乎全是凭空虚构的东西。一位德国神经生理学界头面人物的堂堂大作,竟然和廉价书店里兜售的“埃及”梦书一样,都是想入非非的产物。看到这一点,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但它反过来也促使我丢掉还残留着的迷信权威的幻想。因此我就把那些电疗器具弃之一旁,我的这一认识甚至要早于默比乌斯QIoeb加)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默比乌斯后来才解释说电疗神经性疾病能够获得成功(如果有这样的例子的话),应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