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移情中修通
Working Through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rma Brenman Pick
钱秭澍 译
精神分析在内的所有相遇。
在本文中,我想探讨我们日常工作中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发生的复杂互动。比昂曾简明扼要地说道,当两个人在一起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会制造出某种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包括焦虑或恐惧地诠释了它们。斯特雷奇清楚地表明:彻底的或深层的移情体验会令分析师不安,它们是分析师最害怕,最想要回避的。他也说道,必须以镇定的方式把诠释传达给患者。我想在此讨论的方面就是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这就像走钢丝,一边是体验到扰动,另一边是回以诠释且不传达不安和焦虑。
斯特雷奇(1934)在其经典的文章中说道:真正的移情诠释是分析师最害怕、最想要回避的。随后他又说,得到移情诠释后,患者会有这样的体验——他向分析师表达了险恶的冲动,而分析师不带对反移情的早期观点认为它是某种无关紧要的非必需物。然而,海曼(Heimann, 1950)提出,利用反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她区分了作为工具的反移情和病理性的反移情反应。虽然精神分析必须努力区分这两者,但是,我想展示临床现实中有着怎样的困难。因为这样绝对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在此方向上达到相对的区辨。
曼尼-凯尔(1956)极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议题的理解。他指出,分析师对患者投射物的体验与他自身对该材料的内部反应之间可能存在相当紧密的关联。例如,他呈现了一例分析中的困难时期——患者把不胜任的自体投射进分析师,这与分析师自身因不能足够快速地理解材料而产生的职业不胜任感混杂在一起。这些议题必须被梳理清楚。
曼尼-凯尔从更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
如果分析师确实被扰动了[这里暗示着分析师不可避免会被扰动,扰动的意思是被影响],那么,有可能患者无意识地促成了这种结果,他也反过来因此受到了扰动。因此,我们有三个因素要考虑:首先是分析师的情感扰动,他或许必须无声地在内部处理这些,然后让自己足够脱离其中,来理解其它两个因素;其次是患者在引发这种情况中起到的作用,最后是患者受到的影响。当然,分析师可能会在大概几秒内理清所有这三个因素,此时反移情便真正发挥着精妙的接受装置的功能(p. 361)。
确实,要想纳入患者的体验,我们就不可能不产生体验。如果有种先天倾向是嘴寻求乳房,那么我认为,也会存在一种心理的等价物,即一个心理状态寻求另一个心理状态。
儿童或患者的投射性认同这类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引发反应。当一个活生生的客体被投射进某种东西时,它内在发生的第一件事便是产生反应。分析师可能很快处理了这一点,以至于没有觉察到,但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相遇是一种互动,如果它真的被处理得如此之快,我们可能必须要问:是否其实,更深层的体验被回避了?
一位患者曾报告说,她出生后,有人建议她母亲把她18个月大的哥哥送走,送到比较远的亲戚家,这样就有足够的自由来充分照顾新生儿了。6个星期后,男孩回家时,母亲惊恐地发现,他认不出父母了。于是,她母亲说道“绝不能把他们分开”。
我为这个隐喻以及它与精神分析实践之间的关系感到震惊。我认为,弗洛伊德把分析师比喻成镜子或者手术医生,这其中暗含着同样的建议——为了恰当处理患者的无意识,分析师的情感应当被送得越远越好。这种态度确实导致了不承认某些必要的领域,也造成了一定的危险——当被分裂掉的情感回来时,会产生见诸行动的强烈风险,“绝不能把它分开”。我们无法设想被分裂掉的情感不会回来,因为这与我们所秉持的心理生活的理论截然相反。
自我的无冲突自主领域,否则我们就不仅要消化患者的投射,还要允许自己吸收自身的反应,让它们可以被仔细观察。分析师与患者一样渴望消除不适,沟通并分享体验。这是正常的人性反应。某种程度上,患者在寻求活现反应,分析师也有做出活现的冲动,这些会部分表达在诠释中。它们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隐含的纵容,用言语爱抚患者,到相当敌意、疏远或冰冷的反应(这似乎意味着剥夺患者所渴望的体验是无所谓的)。这就像是一种断言,认为分析所需的不过是部分客体式的机械化体验。
除非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功能发生在但是,诠释和给予诠释并不是对一系列词语的部分客体式选择,而是分析师一方整合的且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它包含了没有被言说的、某种程度上无意识的交流和沟通——关于那些被纳入了的东西,它们如何被纳入,以及那些未被纳入的东西的信息。
婴儿的心灵中,每个外部经历都与他的幻想交织在一起……每个幻想又都包含着某些真实经历的元素。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移情情境,我们才能从现实和幻想的层面发现过去”(p. 437)。
患者在接收诠释时,他“听到的”不仅是词语或者它们在意识层面的意义。有些患者实际上只听“心情”,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词语。约瑟夫(Joseph, 1975)曾生动地展现了我们可能被患者的言语误导,沟通交流时的心情和氛围可能更重要。患者可能说着同样的语调,以同样的方式听分析师的言语,他的感知却可能被他内在的结构和幻想大量主导着。不过,我相信克莱因在1952年的描述:“在幼小患者必然也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把分析师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纳入分析师的某些观念。当说到母亲给婴儿乳头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不是简单的乳头与嘴之间的关系。我们意识到婴儿纳入了体验的投影。在真实的过程中总会多出一些东西。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报告:“患者说……治疗师诠释道……”,但情况远比这更加复杂。要想回答治疗师在患者的内在世界里充当着什么角色,我们不仅要走进患者内在的偏执/分裂世界,而且,由于我们自身的有意识、无意识冲动与朝向患者的感受之间存在张力,我们也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此容忍并修通这种张力。
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患者不断地投射进分析师。每个诠释的目标都是从偏执/分裂走向抑郁心位。不仅对患者而言是这样,对分析师也是如此,他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退行和修通。我认为,准确深入的诠释与肤浅的诠释之间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处理哪个层面,而在于分析师给予诠释时在多大程度上修通了该过程。
一位患者,A,最近搬来伦敦。他之前在国外接受过分析。有次,他在会谈前几个小时遭遇了交通事故。他停着的车被撞了,受损惨重,他侥幸避免了严重受伤。他前来会谈时明显还处在有些惊吓的状态中,但他没有谈论惊恐,反而十分担忧的解释道发生了什么,他在撞车前和撞车后采取了怎样的正确步骤。他继续说,事故发生后不久,他的母亲(住在国外,与之前的分析师在同一个国家)碰巧打电话过来,当他告诉母亲这件事后,母亲回答道“要是我知道你会告诉我这么糟糕的消息,我就不会打电话给你了。我不想听”。患者说,幸亏有前任分析师,他知道了他需要理解母亲只能以这种方式反应,而且他已经接受了。但是,他对另一个司机非常愤怒,他战意熊熊地表示自己会追究对方的责任,必要的话就上法庭,他坚信对方必须赔偿损失。
我认为,这场事故和母亲的反应使他产生了即刻的震惊、恐惧和暴怒。患者十分生动地展现了自己的信念——他必须独自承担或者不在乎这些感受。他不仅相信母亲不愿意听到这个糟糕的消息,还相信分析师也不想听到糟糕的消息——有个母亲-分析师既不倾听也不分担他的痛苦。反之,他觉得自己被告知要去“理解”母亲或者听分析师的话,同时他又在深层愤怒地坚信母亲/分析师不会倾听他的痛苦。他遵照这种做法,让自己振作起来,表现得行事正确,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善解人意”的人。他把承受痛苦带来的困扰替换成了做正确的事带来的胜任感,但他也让我们知道,无意识中他将一直怨恨到最后。
虽然他很快从脆弱的受害者转变成了足够残酷的加害者(有意识层面指向另一个司机,无意识层面指向目前和前任、现任分析师),但我还体验到另一种氛围,它让我相信更真诚的、创造性的关系存在发展的空间。在反移情中,我感到患者想让我承受的东西并不是过度的,虽然存在着一个不愿知晓的患者,但我或许可以相信,还有个患者跟我共享着想要知晓的愿望。
现在,让我们思考会谈中发生了什么。患者让我看到他能够胜任地处理自己的感受,不过,他也传达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位分析师/母亲会纳入他的恐惧和暴怒。我诠释了患者的渴望,想要有人能不放下电话,能纳入并理解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故带来的感受。我据此猜测,患者也把一个更能理解他的母亲形象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不过,我也认为这与分析师身上的某个部分形成了“配对”,这个部分或许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母性地对待”患者。如果我们没能纳入并思考我们内在的这类反应,我们要么会见诸行动,用真实的母爱满足患者(这可能体现为言语上的或其它方面的同情姿态),要么可能会十分害怕做出这种行为,于是我们就僵住了,无法触及患者想要被母性对待的愿望。
不过,我已经被引诱进了一种处境:要么欣赏患者敏锐、胜任的处理方式,要么流露出对此的谴责。我发现,我有种体验是自己超过了他的母亲、前任分析师和“胜任力”,想批判他们。我是那个要把他们都带上法庭的一方吗?接下来,我需要反思他的某些部分和内在客体关系,它们不愿去知晓,也被投射进了分析师。而且在我看来,它们也与分析师的某些部分“配对”了,这些部分或许不希望知晓人性的脆弱(最终是死亡),不管是在外部现实中,还是目前在会谈中感到被患者“折腾”。
然后,我需要让他看到,他认为通过给我描述这样糟糕的母亲/分析师形象,他可以说服我,让我相信我跟他们不一样,而且比他们好。不过,他也相信(这是他会谈开始时对待我的方式),这场意外事故以及他认为他给我造成的影响引发了恐惧,而我同样不想了解这些恐惧。
如果我们感到被分析式超我支配了,它不支持我们知晓这些内在的反复冲击,那么我们就像患者一样,处在胜任地“包裹好一切”的风险中。我们可能会见诸行动,例如对患者过度同情,以高傲或愤怒的态度把其他人带上法庭,或者对其他人过度同情,以高傲或愤怒的态度把患者带上法庭。
共情地触及患者的这些部分和内在客体关系。如果我们没能考虑到我们自身的冲突性反应的形成和发展,就可能活现那些我们本应当诠释的东西,也就是说,劫持所有好的特质,把所有邪恶投射进另一个“司机”。我们或许会表现得好像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对意外和人生的跌宕起伏。
遇见并修通我们自身关于想要知晓和害怕知晓的体验(用比昂的术语来说,就是+K和-K),我认为这一过程能促使我们更深、更通过把事故带上法庭,患者相信,胜任地排除掉激情并在表面上追求“纯粹的”真相是更加优越的。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这种信念。那些看似在寻求真相的行为实际上充满了仇恨。此处还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我做错一步,我的名字就可能被抹黑,就像他已经抹黑了另一个司机、他的母亲和前任分析师。我的体验让我相信,患者也在恐惧,如果他做错一步,他就会被带上法庭,受到无情的超我的审判。
我认为这给分析师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我们把情感排除在外,我们是否也可能会排除掉能缓和恨的爱,从而允许所谓的寻求真相被仇恨支配?表面上的客观公正或许隐含着对爱和关心的谋杀。
精神病性困扰的患者:“通过摧毁阿尔法功能,他们试图避免与活生生的客体[斜体是我的标注]有关的体验。这让人格只能与它自身中那些类似机械的方面建立联系,其它方面一概不行”。后面,他又说道:“调查研究涉及到生命本身的议题的科学家会发现自己正处在某种情境中,与患者所处的情境极为相似……面对着人类心理的复杂程度,分析师必须小心谨慎,即使他在遵照已经被接受的科学方法行事。与粗浅的审视相比,这样做的缺陷可能更接近于精神病性思维的缺陷。”
比昂(1962)描述了遭受在这种双重领域工作时,我们会遇到的一个极大的困难是既要与我们自身的重要体验保持接触,又要对我们有巨大价值的技术保持忠诚。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事业中的不可能性,也是其部分价值所在。我认为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例如,诠释还是反应这个众说纷纭的议题。这既是一个伪命题,又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变得两极化了,似乎一方是全好的,而另一方是全坏的。假设某位患者带来了特别好或特别坏的消息,例如,新宝宝出生或家庭成员死亡。虽然这类事件可能激起复杂的议题,需要仔细分析,但是,患者在一开始想要的或许不是诠释,而是反应——分担愉悦或哀伤。这可能也是分析师凭直觉想要做的。除非我们可以在诠释中恰当地承认这一点,否则诠释本身要么会变成僵硬的拒绝,或者我们会放弃诠释,感觉不得不做出非诠释的行为,为了有“人情味”。这样的话,我们便没能帮助患者与分析师分享如下的体验:诠释本身不是个理想化的客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分析框架下进行抑郁心位的分享,而非僵化地反应或非诠释性地偏离。
后来有一次,这个迄今为止一直过度宽慰他人的患者在大选前一天前来会谈,愉快又兴奋地告诉我,保守党很可能会赢,他十分激动。随后浮现出来的是,他曾从我仔细的问询或先前对我的了解中探测到我大概是工党的支持者。我诠释道,我认为他带着大获全胜的兴奋感在等待着看我是否会一头脑热与他集中讨论他的反应或我的反应。
他联想到去探望生完新宝宝的表亲,以及他母亲生他的故事。(他没有意识到分娩与工党之间的联系。*)当她快要分娩时,她首先提出要把家里的衣物都洗了。
*译者注:分娩、辛劳(labour)与工党(Labour)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单词。
患者不仅报告了过去的家庭逸事,也在移情中重新体验了他与内在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在反移情上的难题是,要么我按照预期,否定我的“分娩/工党”痛处,对这种攻击做出愤怒的反应,要么我充当一个圣洁的母亲,无私地处理他的“脏衣物”,不顾及我的困扰。
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患者在把我当做母亲嘲弄着,他相信这位母亲最关心的是让她的双手保持干净。是否我过度执着于技术上的正确,因为我无法忍受作为失败者的糟糕感觉,而且当别人炫耀他/她的成功时(生了新宝宝的表亲?),我会满怀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