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G. Teicholz
翻译：老垓蕤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提出最近影响精神分析的来源，并描述当代的关系性自体心理学，这是我个人的整合尝试。即使有了这种整合，我也很难找到正确的“治疗”平衡——一方面是，我基本而又不完美共情性倾听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是真正参与的风险。对我来说，这些辩证的张力局势反映了整个精神分析共同体，介于科学的实践和治疗的“艺术”之间——或者在一个复杂而又可教导的方法论或纪律之间——以及一个普通（但非凡的）自发性甚至是即兴起作用的人类关系。使这个平衡更加复杂的行为有：来自神经学家的新证据，依恋理论家和婴儿照料的研究人员，从出生以来，对脑和心理发展的双向影响，在每个密切相关的二元组中产生偶然和不可预测的结果。因此，当代分析师必须期待工作的变化，并且——在为自己的贡献承担全部责任的同时——必须将患者和分析师认定为精神分析项目的共同创始人。同时，我们现在认识到人类心灵和关系的核心是偶然性、复杂性和混乱，我们也承认，作为个人承担追求生活中目标和关系的重要的连续感和统合感。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促进自体感中的这些品质？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Introduction
简介
最近几年，对精神分析的影响来自于一些不可信的地方，其中有：生物学、物理，还有后现代哲学。尽管这些来源和变化对精神分析的影响还有许多尚需处理，但我想先提及一些。
来自生物学的观点是把头脑当作一个非线性的动力系统，系统中任何一个小的变化都可能对整个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生物系统理论进一步提出，人类的关系——包括了精神分析的关系——伴侣中每个人各自构成一个“系统”，但是两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更大更复杂的系统，整体发挥着作用。同时，借助量子力学的知识，也使我们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可预知地不可测性、突现、不确定和宇宙“法则”的混乱，渗入到精神分析概念模型（conceptualizations）的观点（包括人类心智的发展的构想和人类关系的演变和成长的构想）。这些观点不能替代早前人类心智有关组织化和连贯性的观点，但是被保留为对其的辩证张力。
以上观点与分析过程当前看法的密切关系是：承认观察或者测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被观察或测量的事物。带着这样的观点，把分析师视为中立的观察者，置身于由病人带来的动荡之外的早期理想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分析师的独特和不可消减的主体性，与病人的心灵在恒定的、同步的、相互影响的条件下的相互作用。然而这个对于分析关系的看法也很容易破坏我们之前对于分析师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看法，它也同时为两伴侣组成分析的一对参与到共同构建某些完全不可预见和新的事物做好了丰富而有创造力的准备。
后现代哲学对精神分析的影响同样是彻底的和不可预测的，特别是关于“自体”方面。自体现在被视为是没有内核并且永远在过程中，不断演化净化，持续着对他人和这个世界的作用。后现代理论基于即刻体验质疑了意义的可能性，除了个体可以创造或与他人交谈。这些观点乍一看是一样的激进，其结果是科胡特的描述（1971）——自体感由早期的个体关系构成并维持终生——非常适合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精神分析的许多变化。在这个自体的持续构建过程中，意义由独特而富有情感的自我描述所决定，为重要他人所认可或肯定。
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在一生中恰到好处地持续着。正是因为心灵成长的开放性，通过精神分析在生命周期的任何时候做出改变都是可能的。尽管所有的精神分析理论都没有认识到，早期的发展和后期的改变的直接联系，但对我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通过个体首次放下经验和行为的模式的路径和过程可以完全不同于那些在成人生活中经历了心理改变的人。成人的人格仍然是非常复杂和多层面的，一生中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挑战和打破平衡，以便建立新的适应和解决方案。同样，对于那些经受了早期创伤的个体，害怕于再次受伤，并因此减弱了对新体验的开放性，就是可被理解的。这些情况结合到一起，使得治疗难以完成。
心理发展过程中当然还有多种途径，以及个人在心理上茁壮成长和发展的广泛而多样化的条件。途径和条件的多样化导致了互相矛盾的关于人们发展和变化的解释。变化过程可以在许多维度以及多个抽象级别观察到。此外，大多数发展和心理过程主要发生在意识之外，这意味着在早期发展或精神分析治疗中无法确定很多事情。由于这些原因，治疗因素仍然颠三倒四难以捉摸和模糊的，任何关于人们在精神分析中如何改变的理论必然是多面但不完整的。
通过培训，分析师精通了发展性理论，并在与病患工作的开始，某种意义的“预期”人类的体验。同时，每个人的绝对独特性也要求分析师准备好创造性地去回应每位患者独特的经验和生活轨迹。除了一般理论作为个人治疗指南的不可避免的局限之外，同样真实的是，在生活经验中的每个心理问题和所有对这个问题的尝试解决方案，与个人最持久的优势和适应性策略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患者可以理解的是，摆脱自己的那些问题和不太成功的解决方案，同样损害了自己最持久的自我品质和他们最熟悉和最受欢迎的行为模式。
虽然某些早期的建立感觉、态度和行为模式现在可能妨碍了患者达到选择的生活目标，但这些相同的态度和行为可能是面对困难或痛苦的童年环境下最有创意的适应方式，也可能是针对于无法忍受的发展性挫折和打击，已经采取了自我保护目的的威慑措施。换句话说，现在需要改变的感觉、行为和“自我防御”的模式可能是患者在不太理想的发展条件下能够生存和胜出的唯一方式。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何种过程——或者何种关系——可以帮助一个人放弃看起来像是达到任何稳定和充分的运作——甚至到目前为止在生活中已经实现的任何好时期和乐趣的一种类似于本质上自我创造的关键点？什么允许了一个人跳跃到未知的心灵，只靠承诺治疗——在时间和金钱都很昂贵——将有助于发展出更有效的策略，通过它来生活和获得更多的需要和想要的生活？分析师一定要赢得病人的信任;这个过程的第一步通常是分析师非常注意聆听，试图了解他或她可能关心患者可能被用来“治愈”的所有事情。分析师应该期望患者也可以一直被倾听，而不是怀疑地问，“谁是那个我正在托付全部秘密的人？这样的聊天怎么会帮助我的在这里以外的生活呢？
Goals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的目标
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宽泛和包容的，不同的个体结束的方式也不一样。在最普遍的层面上，我们可能会说，当人们无法自己转换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或有问题的感觉，或改变痛苦或无效的感觉和行为模式时，人们就会寻求精神分析治疗。大多数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理解的经验性和行为性的问题都涉及到某种形式的情感生活;无论是太多或太少的情感强度，同时难以将个体的情感生活引导到更令人满意和有效的生活选择。从这个观点来看，寻求心理治疗的个体很大程度上被令人不悦的感觉所压倒，需要帮助情绪的容纳和加工，或者他们无法连接情感体验，如果这些情感可以被认可、接受和整合，可能有助于让病人在生活中更加洞察并且表达自己是谁并且可以是谁。
作为情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还会发展出早期和长期的观念：关于我们个人的范围和可能性，我们的愿望和价值，以及基于早期关系中我们对他人的亲密关系中的期望而产生的信念。这些期望和信念大多在我们的形成期中逐步形成，虽然并不总是能意识到，但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
许多病人常带有消极的体验来做精神分析，因为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事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控制，然而他们为此暗中责备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充分阐述这些早期经历可能有助于他们的最终理解：作为婴儿或儿童，他们对于如何对待他们的方式或者实际上无法控制的事件无需负责。这样的事件可能包括兄弟姐妹的诞生;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身体或精神疾病甚至死亡;父母吵架，分离或离婚;家庭经济情况受挫;兄弟姐妹、父母或其他成年人迁怒于孩子的任何虐待——情感或身体;或与家庭生活相交的社会经济或历史/政治事件和情况。这些早期的经历——和我们对他们的适应或防御——可以以某种方式阻止我们目前的生活。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为我们探索和重组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在与另一个受过促进式的方式进行倾听和回应的培训的人工作时，有助于病人在新的语境中再次体验他或她生活的问题，并以新的方式使这些问题变得有意义。这个过程旨在改变对自我和关系世界的概念和感觉，并且在需要这种变化的情况下，使行为变化成为可能。
当患者最紧迫的问题与破坏性的过度感觉有关时，反复表达和分享这些感觉与另一个人（这个人的情绪回应传达真正的共鸣和理解）的新体验——同时也提供了同一种情绪更多的调节过的表述——可能适时地使患者能够内化或接收（作为他或她自己）这些处理情感体验的新方式。独自反复分享“太多”的感受这种行为，往往本身可以帮助调节体验。
当患者最紧迫的问题更多地与患者的情感或相关生活中的贫乏感有关，或者以某种方式导致无法达到满意的关系或提高生活目标的行为相关时，逐渐被帮助的经验连接和表达了一个人更多的想法和感觉，在一个共情的回应的他人面前，这个他人致力于从病人自己的角度“得到它”，并以更加细致和细微的方式反映出来——可能最终使得整合以前回避的经验变得可能起来，然后可以带来生活选择，使患者更接近于一直希望甚至更接近于病人从来没有敢去希望的东西。
但是，精神分析不仅仅是病人告诉分析师的内容，也不一定关于患者的生活史（尽管仍然是重要的，因为重复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的确增强了自我理解和整合）; 还有关于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关系的生活经验，以及这种新体验如何不仅促进了自我和相互理解，而且促进了超越治疗关系的生活转型。分析师独特地回应了每个患者的特异性，分析师也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聆听和响应，以符合他或她自己独特的主体性和人格; 通过这种方式，经验既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构建到这个过程中。
Early Development and Later Change in Psychoanalysts
精神分析中的早期发展和后期变化
自体感最初的发展和不断增强凭借的是最早的照料关系的转化性品质（Kohut,1971）。这些相同的品质也恰好贯穿于精神分析的关系，但是在成年患者对此能力的使用方面比起最初的发展具有更多的障碍。当发展中的任何一点出现问题时，个人必须找到在其他心理功能领域向前发展的方法，即使有问题的情况和孩子最好的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发展中的人格结构。生活的颠簸和扭曲因此成为心理的颠簸和扭曲——其中一些将会在精神分析治疗关系中解除。为此，分析关系有时会变成再次体验儿童期的挑战或挫折，但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其目的是理解和掌握干扰今天患者生活的早期伤害、失望和解决方案。
一个成功的分析可以预期增加患者在以下生活领域的能力：寻找方式来表达个体的独特性和天赋; 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并享受于其中; 找到与之建立和维持令人满意的关系的他人; 并可能成为所选团体的一部分，并以某种方式在某方面做出贡献。根据自体心理学，上述这些成就都需要具有相对统整的、持续和有价值的自体感，这种自体感被经验为个体体验和自发性的中心（Kohut,1971）。自体永远在演化和进行中; 它是极其复杂和多层面的; 在某些情况下，它仍然永远易于崩解。但是，为了在世界上生活，发挥作用，和茁壮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在自体感上给予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和统整性。
什么是通往这种自体感的途径？是强大和稳定的，足以产生独特的兴趣，识别和发展天赋，设定可实现的目标，追求雄心和理想，发展持续的关系，找到爱与工作的意义吗？所有这些途径均贯穿促进性人类环境——最初通过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本质上促进成长的纽带，或者后来通过任何在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建立的纽带——这些纽带被科胡特称为“自体客体”连结，因为其中的“客体”用于“自体”的成长。这种使用和成长是在关系条件正确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并且是在意识之外的。
在科胡特的理论中，“自体”与“关系”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可以理解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早期开始的第一次互动。自体和关系于是从出生起就参与不断的反馈循环，在自体和通过自体的发展，不考虑关系就不能考虑自体。
科胡特（19's9,1966,1971,1977,1982,1984）也具体说明了什么样的关系最初促进了心理发展。他相信，在生命的第一年，孩子们需要被允许与他们的父母形象合并的幻想，他们被孩子体验为无所不能的，这个想法类似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温尼科特（1960a）“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她很好地满足了宝宝的基本需要，使宝宝能够享受自给自足的幻想。科胡特和温尼科特都认为，在生命的第一年，孩子必须被允许全能幻想，提供出舒缓或遏制，以面对在婴儿为生存对他人的真实依赖所造成的压倒性焦虑。
除了第一年，科胡特（1971,1977,1984）确定了人类环境必须充分提供的三个心理功能，以便恰到好处地进行发展。这其中包括需要情感共鸣，以及承认或肯定个人的自发姿态、感知和感觉（镜像功能）; 需要与他人相似感并归属他人（双生关系功能）; 并且需要欣赏，尊重或理想化别人（理想化功能）。所有这些“功能”是在关系环境中发生的两人过程，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所有这些过程都成为双向交流。
科胡特认为，镜像、双生关系和理想化的适应阶段的共同作用，将童年期正常的自恋变成能够与他人共情的能力、关于个人自体和世界的幽默感以及接纳自己和他人局限和死亡。童年期的自恋里既有自体又有其他夸大的重要他人。他认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需要这种促进关系，但是在成年期的强度要比童年期的强度要小，只要在原初发展阶段对这些需求做出了充分的反应。
但在需求的质量和强度确实随着发展而变化的同时，我们对于承认或肯定的基本需求也适用于整个人类经验的每一个生命阶段。例如，婴儿的好奇心和对新奇事物的热爱或她的基本生理需要；蹒跚学步的小孩对于探索的欢乐或是被丢弃时的愤怒；对父母一方或双方“俄狄浦斯式”的激情或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竞争感; 学童骄傲的成就感或是新的分离焦虑; 青少年要求更大的自主权或他的性欲觉醒和寻求家庭以外的爱是一种必须得到照顾者肯定的经验，使得孩子能够将他们包含在他或她的发展的感觉中，在这种他或她是谁的感觉中，能够使用更多的这种独特的主观经验，使生活选择可大可小。
科胡特认为这些基本的心理需要——镜像，双生关系和理想化——作为尚未在婴幼儿中发展起来的功能。“足够好”的父母通过积极充满感情的照顾与互动瞬间提供这些功能，孩子被保护、培养、引导和参与创造性的游戏。最后，孩子更大程度地接受了与发展性（或自体客体）需求相关的心理功能——逐渐减少了对实际存在的重要的他人的依赖，重要他人的功能对孩子来说是为了克制焦虑; 维护一个包容性、描述为好的和有价值的自体感; 并维持指导孩子如何生活的价值观和理想。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分析师没有开始积极地满足患者的自体客体需求，而是情绪性地作用于患者，不受自发事件和无意识过程的干扰，借此患者利用分析师的日常心理功能关联于自体客体需求。例如，一个患者的镜映（肯定）需要的患者在童年时常被剥夺，似乎仅仅在使用他的治疗会谈来叙述他在家里和工作中的积极经验。而不是问患者为什么不使用治疗来解决他的问题，自体心理学家最初除了肯定其他做得很少，肯定所有病人选择的自我表现，通过这个过程尝试倾听和回应患者内部的观点。同样地，一名患者的双生关系需求在儿童期被剥夺——需要与重要他人相似感并归属于重要他人——可能会频频地提到她在分析师和自己之间所注意到的相似之处。此外，自体心理学家不是“解释”这种行为，而是真正地找到了一种方式来接受患者对相似性的看法，从而使患者需要的情绪感受迎来人类同伴的出现，伴随着这个同伴她可以感受到她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和她的“归属”。最后，如果一个患者使分析师认为自己被理想化的评价，那么自体心理学家就试图接受患者的暂时的高估，即使感觉到错误。这种接受的目的是允许与分析师相关的理想化恢复经验，直到自发地解决自身问题，因为加强的自体感使患者不再需要理想化。这些相互作用绝不是治疗的重点，而是沉默的背景，精神分析对话的其他方面在治疗关系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谈到发展或自体客体需求时，我将重点放在三部分上——镜映、双生关系和理想化上，这些都被科胡特确定为对自体感的出现至关重要的经验。然而，大多数当代自体心理学家现在将关系中的自体客体或促进成长功能看作是一个开放性的类别，包括了有助于发展、合并或增强自体感的随便什么经验（Stolorow,Brandchaft,＆Atwood,1987）。理解为促进精神分析中的心理发展的互动类型被扩大了，不仅包括科胡特的三个自体客体功能，还包括自体描述（Trop＆Stolorow,1992）以及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各种直接参与或积极协商，这取决于患者的时刻状态和心理需求。
Lichtenberg（1989）也为自体心理学中也引用了其他动力，包括生理和情感调节、归属、自体肯定和探索，感官和（相适应阶段的）性经验和厌恶（对有害经验的面对或是逃避的反应）。在这些动力得到了人类环境的肯定，它们也可以融入更丰富和更充分运作的自体感中。
Freudian Drives and Defenses in Self Psychology
自体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式驱力和防御
当科胡特（1971）首先提出了他的经验性自体的理论及其形成（或自体客体）关系时，他的意图是对弗洛伊德理论提出纠正，他认为过分强调不带有个人色彩的驱力和心理机制，既没有充分强调个人的全部经验也没有强调对心理发展深刻影响的独特关系（Kohut,1984）。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其他的重要角色是：是孩子（或病人）驱力的客体、本能冲动或幻想。
弗洛伊德认为性和攻击是人类生活中的两个主要本能或动力，也是心理发展的基石。科胡特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性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经验，但他并不认为它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两个主要动力之一。同样，科胡特也认为自体肯定是保持生存普遍健康的推力，是需要实现的部分，但他认为破坏性的攻击是次要的——仅仅作为威胁自我的自我保护的反应。
起初，Kohut（19's9,1966,1971）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弗洛伊德驱动和结构的概念。但他的理论越来越强调这些概念的现象学和经验性的因素，并指出了童年期的“真实”关系对发展中个体的影响。弗洛伊德理论和自体心理学之间的另一个区别与心理防御有关，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心理防御被理解为无意识目的是为了避免内部现实方面的经验或行为模式。因此，在弗洛伊德治疗中，防御被用来理解本能或驱力所建立的内容。但是科胡特则倾向于认为这些相同“防御”态度或行为的更多的是在适应性或“自我保存”方面的功能。考虑到这种“前沿”（Tolpin,2003），自体心理学家试图向患者传达这样的理解：一些他们现在令人不安的态度或行为曾经用于挽救生命的目的，并且可能难以改变。当分析师以这种方式重复地接受患者的感觉和行为，并且与患者一起（重新）构建曾用于适应性防御性模式的原始环境，患者可能最终感觉到足够支持以探索这些同样的行为或态度在现在的生活中的缺点，并采取行动来改变它们。同时，治疗正在努力加强患者的自体感，以便较早的防御模式不再以同一种方式被需要——不再需要这种力量或频率。
Mutual Empathy, Selfobject Exchange, and Intersubjectivity
互相共情，自体客体交换与主体间性
今天的自体心理学家保持了科胡特对于关系中的自体的强调，但已经明确地转向主体间性（Stolorow等人,1987），主体间性被理解为相互影响（Beebe＆Lachmann,1988）。因为科胡特（1984）已经提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是相互自我交换，或者在患者和分析者之间开辟相互共情的渠道，所以我认为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隐含了主体间性。他构建了一个聚焦于患者主观性的临床理论，同时也认识到分析师的主观性及其对分析师理论选择的碰撞，分析师情绪“在场”及其对患者的影响。
科胡特（1984）另外警告了他的分析师同事，反移情情感可能从出自他们的自恋，而他认为他们以为在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精神病理学实际上可能是产生于分析师自己的行为或态度。在分析关系中有两个主体的这种认识——以意想不到、不可预测和不明确的方式彼此相互影响——永远改变了分析早期的科学客观性的理想。科胡特（1984）以量子力学的观点隐喻性的联系到了分析关系与经验，他写到：观察者与观察物不可分割。这些和其他评论将他置于精神分析中现代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交叉道路上（Teicholz,1998,1999,2007）。
今天的分析师关注的是参与度的多寡，参与度可能有助于改变个人对自己和他人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感受（Teicholz,2006）。分析师期待，患者和分析师必须共同努力，找出他们是如何以有意和无意的方式相互影响的。作为意想不到的影响的部分，不同的患者将引起分析师独特的心理体验和能力的不同方面。因此，每一个初来找我治疗的人，我预计在某种程度上，我会以原始和未经审判的方式运用我的技能，有时必须延展自己，减少熟悉的部分，努力满足这个特定的病人。
作为相互影响的概念，主体间性意味着无论分析师为分析情境带来什么理论，都会被不同地表达为根据患者的需要、欲望和可供使用。例如，我曾经和一个患者一起工作，不管我一贯恪守的共情立场，几个月的时间后她对我说：“无论我告诉你什么，你都要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在那一刻，她很生气，拒绝了我的理解和情感共鸣。她继续告诉我，与我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母亲和父亲对她变得非常冷酷，只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她已经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除了自己以外，绝对不会相信任何人，而且不想改变她以前的关系，这让她觉得可以避免再次受伤。我退开了，但这次爆发后不久，病人要求增加她的会谈的频率。她尝试开始依靠我——这是成人生活里第一次依靠一个外人。这种方式最终在分析之外的关系中得到回报。
另一位病人，当她强烈需要称赞她的时候，经历了她的母亲的虚弱和不足。在我明白这位病人正在寻找我的力量和肯定之前，我踌躇地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出于尊重我们不同的经历。但是，病人看到我的踌躇看作是一种虚弱的迹象，类似于她在母亲身上所感受到的，使她害怕和愤怒的东西。她也遭受到父亲的身体虐待，她生活在一个长期的脆弱状态，绝望地把我体验为一个善良而稳固的存在，她绝对可以依靠的人。但是她无法平衡心理上的羞辱，她鄙视自己对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镜眏”反应和“共情共鸣”被她强烈地拒绝，因为她不想回想自己满是羞耻起伏。当她后来开始感觉到我们一起工作保持了她的完整，她的治疗变得更加配合，和她生活中的其他关系一样。
我将这些短暂的“负面”反应描述为我更加平常的共情式倾听的立场，用来解释我总是觉得不同病人以及同一病人的不同阶段需要一个灵活的方法。但是，除了病人隐含或明确地对分析师有要求外，能够对别人的经验维持一种共情的立场也存在着人的局限性。即使分析师突然意识到，情感协调和共情是达成共识的最有效途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处理通常妨碍两个人共情关系的建立和连续性的障碍？
处理移情概念的一个方法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终点，而是作为一种两个人的过程，其中持续的对话被用来努力达成越来越相似的共识——或是达成互相接受无法解决的差异。即使用了这样的对话方式——无论两个人之间的目标是如何相似——由于每个人的独特性，协调和理解的也可能会反复崩溃。那么变得更为重要的——要么是在早期发展中或是在精神分析关系中——是这些可被修复的“破裂”的关系。
在自体心理学中，分析师的共情失败主要被理解为共同创造，强调破裂中分析师的部分。当沟通失败时，分析师为自己的贡献找出并承担责任，希望能再次开始对话。分析师对“首先”承担责任的意愿往往可以促进患者的自我探索和理解。
由于每个个体和二元组合的特殊性（Bacal＆Herzog,2003），寻找可以阐明任何临床指导方针或“原则”的案例材料是一个挑战。但作为一个例子，我会提及一名母亲在分娩中死亡的患者，之后，他被年轻鳏居的父亲独自一人抚养。他的父亲患有未经治疗的双相（躁郁症）疾病，并对患者带有长期的敌意，经常让他独自一哭就是几小时。由于这些和其他早期被遗弃的经历，每次我会谈的时间表稍有变化时，患者就要自杀，在我看来，我的每一个假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残忍的自我放纵。
经过几年的精神分析，病人变得终于能够更好处理这些中断而没有自杀，在我通知他自己即将去休假之后，他在这次会谈中讲述了一个梦。用他的话说：我在晴朗的阳光下驾驶着自己的卡车。卡车突然失控，我最终停在了道路上，完全转向了错误的方向。我意识到我一定是碰到了一片黑色的冰，而我只能完全震惊地坐在那里。在以前的会谈中，病人曾经对我的假期计划中表示愤慨，并且哀叹说，他永远不会变得更好，因为每当他开始重要的工作时，我都会动身去往另一段旅途，让他束手无策。所以在他告诉我这个梦的第二天早晨，我对他说：在你的梦中，我是那片黑冰。你认为你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终于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我的假期计划，我再次变得不稳定（英文中有滑的意思）和危险，把你带偏了轨道。我非常抱歉，我的来临和离开对你来说都是如此痛苦，这让你联想起你的父亲最不可靠和可怕的方面。我的话没有改变我即将被抛弃的事实，但这些话确实让我的病人冷静下来，多少让我认识到并承担起我在他的情感痛苦中的角色。关系的破裂和修复周期对于任何自体感的增长和强壮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哪个生命没有艰难困苦，但重复轻微的伤害和失望的体验，然后在紧密的纽带背景下修复，有助于加强心灵的“结构”。这并不是说自体心理学以任何方式提倡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故意伤害或令病人失望。相反，这个理论只是认识到，在任何关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的痛苦和失望，无论两个人如何努力去理解和相互接受。自体心理学提倡的是，治疗中发生了这种破裂，分析师就很难确定什么受到了伤害，特别是他或她自己在破坏中的作用。分析师明确理解并接受患者的受伤和指责的感觉，如果相关，将治疗中的伤害和失望经验与患者童年中的类似经历联系起来。自体心理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特定的关系量来强化自体，这种关系使患者能够在治疗过程中获得新的体验，并与患者的认同感中（他或她是谁或者可以是谁）越来越多的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联系起来。我们容纳在自体感的经验越多，我们感觉就越丰富，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和挫折的信心也就越大。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自体感中容纳的是与个人的人类环境从生而来的密切联系的积极响应的东西。另外，起作用的父母也按照孩子的瞬间状态和当前的发展水平“量身定制”并命名了孩子的体验（Emde,1990）。有时，分析师也许需要对患者做同样的事情。分析师的镜映或回应不仅仅是反应患者的表现。当它成功地增加了一些东西时，无论如何微妙，会提高患者对自身体验的理解。例如，一个患者，她是七个出生年龄间隔很短的兄弟姐妹中的第二个孩子——有一位抑郁且可想而知的疲惫的母亲——她治疗的永恒主题是，她无法感觉自己对一切东西的权利甚至是自己的精神分析。她担心与我的谈话会加重我的负担。有一天，她开始了会谈，如下：“我想说‘它发生了，发生了，发生了’，但是阻止我的是，我想到我的母亲”我回应说，“你害怕我会以你母亲的方式做出反应。”然后，我以一种模仿的声音继续说道：”只是看到你们七个孩子弄干净，穿上衣服和吃饱，就够我受的了。所以不要要我坐在这里听你的话！“病人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她回答说：”是的，那就是她说的话。“她后来谈到我对于她痛苦的形成体验的了解，是多么令她安慰。最终，她更感确信，她的生活中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日常需要的影响，像她的疲惫而厌烦的母亲（Teicholz,19年代）一样。
正如我们通过拥有更加包容的自体感而得到加强，那么我们减弱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包含在自体感中的经验是精挑细选的。我们容纳早期照料者理解和命名的经验越少，我们是谁和我们可能感到的脆弱性的感觉就更“单薄”或更肤浅。如果我们对自己是谁的感觉缺乏丰富经验，我们就会经历“无从下手”或是“没有底牌”的生活。
创伤经验，无论是大还是小，最大的贡献是造成了自体感的缺口，产生心灵的“黑洞”，它不允许光明或导致心理上的“精神分化”，隔离了创伤经验和相关联的自体状态，并失去与其他人格（相关）的联系。虽然创伤被定义为心灵无法吸收的经验，但是创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更大灾难——例如，由那些应该保护和照顾孩子的人造成的严重的痛苦和恐惧童年期重复经验——到更加微妙的“持续存在”感的破坏（温尼科特,1960b），比如可能来自父母提出的无法回应或消极回应，或长期以来的父母以偏离的方式对孩子自发的姿态和主动性做出日常的回应。许多孩子经常被哥哥和姐姐殴打或性虐待，或有父母反复说他们是多愚蠢多丑陋，或者说他们会一事无成。不仅是这类阻碍自体发展事件的完全爆发，而且日积月累的日常侵蚀，都会造成严重的创伤，后一种经历虽然不那么戏剧化，但也可能导致一些有些妥协、扭曲或消耗了自体感。
我相信，在一个肯定和积极的倾听者或共同见证者面前，将当前和历史（将自己的所有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过程）表达出来的过程本身就是促进性成长，正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会产生一种连续感，内聚力和价值观。精神分析的这种体验特别强大，因为大多数患者感觉到来自理想化他人的认可——无论成人患者对分析师权威的体验可能是多复杂、有限或“讽刺”（Hoffman,1996）。
The Complexity of the Mind and the Complic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的复杂度和精神分析的并发症
到目前为止，我所描述分析师的参与，就好像分析师很容易实现倾听、接受和理解患者所呈现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是每次治疗的每一时刻都会发生的事情。除了分析师的丰富的训练和经验外——在患者对该过程的承诺之外——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匹配度或适合度可以成为分析成功的重要因素; 不是每个患者都可以和每个分析师一起工作，反之亦然。新的研究也表明，从出生的时刻起，父母和孩子间的双向影响就开始了。我们现在认识到，分析师对患者的影响也超出了预期的影响，分析师也受到每个病人的未被承认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分析师和患者开始治疗的目标复杂化。
自体心理学家倾向于利用这种双向性的新知识来激励更加警惕的自我监测，并且更多地不断探索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主观感受可能以某种方式不经意地伤害患者或阻碍分析的进展。尽管认识到双向性的影响，换句话说，自体心理学家的重点仍然在于促成一个说明：即分析师是如何以无意或有伤害的方式影响到患者的。
患者常常来寻求帮助是因为父母的个性、行为或对他们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关系的这种无意的方式。分析师努力识别自己的错误、盲点或弱点也同样对病人产生影响的微妙方式可以成为识别病人早期形成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模型，它使患者能够从造成伤害的情绪上获得更多的情感距离——无论这种伤害在早期护理人员心中多么毫不知情，也无论现在分析师方面是多么无意。
识别患者早年受影响甚至伤害的过程（在治疗关系中通过持续阐述无意的受伤体验），不是为了指责父母或分析师而是为了理解患者成长的条件和患者别无他法只能适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和相关经验集中而持久地为患者的自体和世界的经验以及组织他或她的经验的特征的方式做出了贡献。患者对这些适应条件不那么理想化应受到赞赏，因为这些适应性使得患者能够在不那么良好的条件下生存并在生活中进步。但现在，这些早期的改编可能必须被解构，这应该是以最温和的方式进行的（Teicholz,1996）。
Beyond Empathy
超越共情
在自体心理学中，温和的努力普遍存在，因为防止患者体验太多自己的脆弱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共情在这一努力中起着突出的作用。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些分析家开始觉得共情是必要的，但不足以促进心理发展。他们开始更多地思考可能导致自体感增强或主体性扩展的其他种类的关系互动。他们希望超越自体心理所强调的获得并保持内部的父母经验中，并开始更加强调分析师作为与患者相关的“外部他人”独特的自我表达，——更加强调分析师对于独特、真实，甚至分离的主体性的表达，有时包括对差异的协商。有了这些想法，精神分析中的关系运动才诞生并开始发展。
在过去二十年间，关系派分析师和自体心理学家之间的对话已将两种理论的支持者转移到不断扩大的中间地带。尽管如此，在自体心理学中，分析师试图更多地利用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共鸣，使分析师能够从患者自己的优势中看到患者，在关系治疗中，分析师更有可能给患者反馈以显示她如何被“外在他人”所看到，这使两人更有可能直接面对分歧。关系派分析师认为，促进病人成长的方式是更直接地暴露出与另一个人包括分析师的差异甚至是分离的主体性（Aron,1996; Hoffman,1996; Mitchell,1997; Benjamin,1988; Bromberg,1996 ）。是分析师的共情和协调更好，还是分析师的真实自我表达，分离的主体性和差异性（Teicholz,2000）更好，争论还在继续;但是在特定的时刻，如由于不同的理论模式产生不一致的分析实践时，许多这样的讨论发生在个别分析师的思想中。
我自己的倾向是尽可能地遵从患者的心理状态、特别需要和任何时候的心理功能水平，让我以最好的共情性理解做出引导，而又不限制我如何回应。这意味着我可以自由地利用我多方面的真实经验的任何部分，或者进入一个充分的关系的参与，只要我对这位病人有兴趣，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受益。
我认为，在童年期，最初建立的主体的自体感和主体间相互关系是巨大的精神成就，它涉及复杂的神经和心理发展与人类环境的亲密互动。父母照料的品质、手足间关系的位置以及儿童生活的其他事件和条件，要么大大促进要么创伤性地干扰了这些发展成就。因此，我希望我的患者在治疗中自体描述、自体肯定和关系的分化中具有广泛和无限多种能力（Teicholz,2001）。此外，在最初的生活中获得任何一点成就之后，即使是最健康和最成熟的个体，在自体感中仍然从脆弱到稳健的做连续波动，因此它们也有能力和兴趣在分化的关系中波动。在这个连续性的更脆弱的一端，患者可能需要更多的分析师方面持续的共情态度，而在连续性的更坚固的一端，他们可能更有兴趣并受益于分析师对区别主体性以及自己的主体性更全面的说明。但在所有情况中，分析师都牢记分析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患者了解、接受和整合患者自己的更多经验，为了生活在更美好更令人满意的生活中，一种含有精神分析之外的持续关系的生活。即使有了这个焦点——鉴于人类经验和创造性适应性的不断变化——精神分析相互作用的范围仍是巨大的。
Psychoanalysi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精神分析与科学研究
最近对发展心理学，婴儿看护者研究，依附理论和神经科学的重叠领域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目前对心理发育和变化的精神分析理解有重要影响。基于这些研究，自体心理学强调需要凝聚的自体感、需要协调，以及关系破坏和修复周期的治愈力都得到了肯定（Sander,2002; Schore,2003a,2003b; Kandel,2005）。如前所述，当代研究同样支持以同伴间的双向影响为特征的二元关系，即使在母婴互动的视频的微量分析中，研究人员很快能够预测指定的母婴二元组发音的节奏或面部表情的顺序，因为二元组中的成员均以可预测的方式用特殊的二元组的信号很快影响到另一个人（Beebe,2005）。
这种共同和双向的影响——虽然使得在给定的二元组中共同创造出独特但最终可预测的互动模式变得可能，也使得共同创造出可能影响两个同伴的个人经验的新的相关方式并最终影响 他们的内部结构经验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成为患者的新的二元组同伴，与患者共同创造患者最终可以参与其他关系的新型互动和经验（Lyons-Ruth,1999）。
对于分析情境中无意识的影响的认识也使分析的注意力转向分析师独特的主体性，我们现在认识到它不能真正摆脱治疗关系（如弗洛伊德理论曾经提出的那样）。所有理论模式的分析师越来越多地接受分析师的独特的在场和既定的人格，并且都在努力寻找方法，不仅在适当的时候控制它，而且在其他时候，以更自由和有效的方式代表患者使用它。
例如，当分析师产生联想、感觉或者觉得可能与患者正在讨论的内容有关联的东西时，分析师可能会与患者分享这种经验，认为两个人可以一起在病人和分析关系中当前所关心的内容中寻找出它的意义来。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持续的双向影响，我们就只能放弃个体治疗如何进步的成见。一方面，分析师完全专注于帮助患者阐明经验并掌握它们，以提高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整个过程必须被视为一个即兴发挥，每个人都在采取行动，等待其他人的回应，然后再规划我们现在非常开放的分析干预剧目的下一步。在这个精神分析的新世界中，没有言语交流（先天）的禁区，可能创造性地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痛苦或有助于患者的心理成长。
承认不可预测的双向影响另外削弱了固定发展阶段的早期观点，并更加强调人类发展中的非线性。在许多治疗中，我完全惊讶于患者生命终结的轨迹。虽然我可能对这个方向开始有了一些粗略的想法，即个人的精神发展和生活可能会因为成功的治疗而取得进步，我经常被病人解决他们生活中的独特问题所采取的意想不到的方式而打动—— 经常被这些趣味和才能感到惊奇，它们不知从何处产生，以前也没有得到承认，但一直在等待发展的合适时机。
在这个精神分析的新世界，经验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不断被突出，科胡特因强调连续性和凝聚性而被批评。但是，科胡特选择的这些重点，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类经验的巨大多样性和持续终身的对分裂的脆弱性——没有足够的连续感和凝聚感——可以让个人无法发展出才能、设定的目标或追求有意义的活动和关系。将这些“现代”和“后现代”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今天健康的“自体”被看作是凝聚了经验和功能，但作为创造性增长循环的一部分，也容易发生周期性的不稳定。
最后，我将使用日常语言再次简要地介绍下我认为的精神分析的工作原理，然后提供一个简短的临床小插曲。患者为了她的感觉或她如何生活来寻求帮助。她可能把她的主要问题体验为情感量——太多和过于强烈或是太少和不够强烈；她也许主要是为了帮助她的关系或是确定和完成生活目标。有时人们来寻求精神分析是因为他们负担的现实生活太过于痛苦，没有人可以独立承受。无论呈现的问题如何，分析师请患者告诉他有关病人的一切——关于病人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关于从前和现在居于生活中的人们、感受、想法和活动。在患者的帮助下，分析师试图形成一个对话，让双方理解患者目前的感受和行为——特别是那些最有问题的生活领域，但从来没有从整个人和他或她生活成果中的分离出的问题。
一旦进行治疗，患者将有机会在两个相互关联的轨道上获得新的体验。一个轨道将是治疗关系本身的直接经验，分析师在治疗关系中仔细聆听，接受并尝试理解所有患者必须说出但为分析师自己不同的识别力和主观性过滤的内容，从而把患者提出的内容反映给他，而且在每一次互动中也反映出一些稍微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来自分析师的独特而不同的主体性。另一个经验轨道是病人有机会对其迄今为止的生活创造出一个新的和不同的叙述，其中所有的元素被重新评估、重新看到和重新组织成一个不同的整体。这种重新排序和新的完形可能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以便通过对早期破坏性经历的逐渐“解毒”，并且通过同时收集以前不包括在自体概念或可能性上的积极经验，改变其所体验到的自体。
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工作的一位病人，他的职业生涯尽管相当的辉煌，却完全陷入了僵局，也不快乐，因为他总是被自己体验为霸道的女性缠住，和她相比，他认为自己是“低人一等”。他40岁的时候因为两次离婚和父母双亡而开始治疗。对患者来说，他的母亲显然是更强大的在双亲中占主导地位。她一直是聪明、活泼也显得很忙，然而她也在孩子面前积极地贬低了丈夫。相比之下，病人谈到的父亲总是缺席感、沉默感和沉默感，这使他感觉自己有一个“我父亲应该有的空洞”。
在他治疗结束时，这个病人第一次开始记住他实际上与父亲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对以前被遗忘的与他父亲的外出和对话的报告在治疗中，开始对他的父亲和他们的关系建立出一个新的和不同的看法。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病人突然想起，在父亲终于从一个终身都很乏味的工作中退休出来，他在家上班开始了一个小本生意，这对他来说非常愉快和成功。这些新记忆的出现似乎与患者自身自体感以及他生活中可能的转变相吻合。他突然在职业生涯中有了进展，并第一次得到和他约会的女人的尊重。
思考这个患者治疗变化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在分析关系中重复阐述他与母亲的关系，以及与一位女分析师的新关系的同步体验，她为患者的想法和感觉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患者感到有能力以新的方式重新评估和体验他与父母早期的关系。他不再因母亲对事物的看法而感到恐慌，终于可以重新承认父亲，并与他建立了不同的关系（在他心中）。他能够通过治疗自发涌现出对父亲的新记忆来做到这些，而不再依赖于母亲诋毁的观点。随着病人对父亲的承认更为实质和积极回忆，他正在填补他以前在心理上感受到的“空洞”。他也能够体谅他的母亲不是那么强硬——父母双方共同努力的重新评估，帮助他更积极地体验自己，并在自己的创造性追求和关系中变得更加成功。
当然，我在这个病人的分析进展中省略了大量的材料和许多事件，这个分析过程持续了3年，每周四次。我们的许多次会谈致力于梦境分析，以及患者当前的关系和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此外还观察到自己希望更多地了解病人，以及他体验自己和与他人相关的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经验线索在几乎每一个精神分析会谈中常常都是编织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这种治疗支持了一种方法，充分阐述了患者在所有生活领域，过去的和现在的经验，包括他与分析师的关系留出了空间。但是，许多治疗方法相比于此会陷入到更常见的问题中，需要分析师在危机中更多的思考能力。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以为自己是采取共情的方法，直到我撞上一堵墙，别无选择，只能分析自己、患者和我们的关系，以便自己回到一个共情的位置。我审视了自己过去或现在的经历的一切，我渴望去借鉴或分享我自己能够找到的病人一切东西，这可能有助于我与患者的关系中的心灵成长回到一个合作的、好玩的和促进成长的路径上。我一直设想了病人的心灵建构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够利用其经验的深度和广度，使患者更好地锻造所需要的生活，解决生活中产生的冲突，挫败人类不可逾越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