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G. Teicholz
翻译:老垓蕤
精神分析的来源,并描述当代的关系性自体心理学,这是我个人的整合尝试。即使有了这种整合,我也很难找到正确的“治疗”平衡——一方面是,我基本而又不完美共情性倾听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是真正参与的风险。对我来说,这些辩证的张力局势反映了整个精神分析共同体,介于科学的实践和治疗的“艺术”之间——或者在一个复杂而又可教导的方法论或纪律之间——以及一个普通(但非凡的)自发性甚至是即兴起作用的人类关系。使这个平衡更加复杂的行为有:来自神经学家的新证据,依恋理论家和婴儿照料的研究人员,从出生以来,对脑和心理发展的双向影响,在每个密切相关的二元组中产生偶然和不可预测的结果。因此,当代分析师必须期待工作的变化,并且——在为自己的贡献承担全部责任的同时——必须将患者和分析师认定为精神分析项目的共同创始人。同时,我们现在认识到人类心灵和关系的核心是偶然性、复杂性和混乱,我们也承认,作为个人承担追求生活中目标和关系的重要的连续感和统合感。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促进自体感中的这些品质?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提出最近影响Introduction
简介
最近几年,对精神分析的影响来自于一些不可信的地方,其中有:生物学、物理,还有后现代哲学。尽管这些来源和变化对精神分析的影响还有许多尚需处理,但我想先提及一些。
来自生物学的观点是把头脑当作一个非线性的动力系统,系统中任何一个小的变化都可能对整个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生物系统理论进一步提出,人类的关系——包括了精神分析的关系——伴侣中每个人各自构成一个“系统”,但是两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更大更复杂的系统,整体发挥着作用。同时,借助量子力学的知识,也使我们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可预知地不可测性、突现、不确定和宇宙“法则”的混乱,渗入到精神分析概念模型(conceptualizations)的观点(包括人类心智的发展的构想和人类关系的演变和成长的构想)。这些观点不能替代早前人类心智有关组织化和连贯性的观点,但是被保留为对其的辩证张力。
创造力的准备。
以上观点与分析过程当前看法的密切关系是:承认观察或者测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被观察或测量的事物。带着这样的观点,把分析师视为中立的观察者,置身于由病人带来的动荡之外的早期理想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分析师的独特和不可消减的主体性,与病人的心灵在恒定的、同步的、相互影响的条件下的相互作用。然而这个对于分析关系的看法也很容易破坏我们之前对于分析师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看法,它也同时为两伴侣组成分析的一对参与到共同构建某些完全不可预见和新的事物做好了丰富而有 后现代哲学对精神分析的影响同样是彻底的和不可预测的,特别是关于“自体”方面。自体现在被视为是没有内核并且永远在过程中,不断演化净化,持续着对他人和这个世界的作用。后现代理论基于即刻体验质疑了意义的可能性,除了个体可以创造或与他人交谈。这些观点乍一看是一样的激进,其结果是科胡特的描述(1971)——自体感由早期的个体关系构成并维持终生——非常适合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精神分析的许多变化。在这个自体的持续构建过程中,意义由独特而富有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在一生中恰到好处地持续着。正是因为心灵成长的开放性,通过精神分析在生命周期的任何时候做出改变都是可能的。尽管所有的精神分析理论都没有认识到,早期的发展和后期的改变的直接联系,但对我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通过个体首次放下经验和行为的模式的路径和过程可以完全不同于那些在成人生活中经历了心理改变的人。成人的人格仍然是非常复杂和多层面的,一生中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挑战和打破平衡,以便建立新的适应和解决方案。同样,对于那些经受了早期创伤的个体,害怕于再次受伤,并因此减弱了对新体验的开放性,就是可被理解的。这些情况结合到一起,使得治疗难以完成。
意识之外,这意味着在早期发展或精神分析治疗中无法确定很多事情。由于这些原因,治疗因素仍然颠三倒四难以捉摸和模糊的,任何关于人们在精神分析中如何改变的理论必然是多面但不完整的。
心理发展过程中当然还有多种途径,以及个人在心理上茁壮成长和发展的广泛而多样化的条件。途径和条件的多样化导致了互相矛盾的关于人们发展和变化的解释。变化过程可以在许多维度以及多个抽象级别观察到。此外,大多数发展和心理过程主要发生在通过培训,分析师精通了发展性理论,并在与病患工作的开始,某种意义的“预期”人类的体验。同时,每个人的绝对独特性也要求分析师准备好创造性地去回应每位患者独特的经验和生活轨迹。除了一般理论作为个人治疗指南的不可避免的局限之外,同样真实的是,在生活经验中的每个心理问题和所有对这个问题的尝试解决方案,与个人最持久的优势和适应性策略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患者可以理解的是,摆脱自己的那些问题和不太成功的解决方案,同样损害了自己最持久的自我品质和他们最熟悉和最受欢迎的行为模式。
虽然某些早期的建立感觉、态度和行为模式现在可能妨碍了患者达到选择的生活目标,但这些相同的态度和行为可能是面对困难或痛苦的童年环境下最有创意的适应方式,也可能是针对于无法忍受的发展性挫折和打击,已经采取了自我保护目的的威慑措施。换句话说,现在需要改变的感觉、行为和“自我防御”的模式可能是患者在不太理想的发展条件下能够生存和胜出的唯一方式。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何种过程——或者何种关系——可以帮助一个人放弃看起来像是达到任何稳定和充分的运作——甚至到目前为止在生活中已经实现的任何好时期和乐趣的一种类似于本质上自我创造的关键点?什么允许了一个人跳跃到未知的心灵,只靠承诺治疗——在时间和金钱都很昂贵——将有助于发展出更有效的策略,通过它来生活和获得更多的需要和想要的生活?分析师一定要赢得病人的信任;这个过程的第一步通常是分析师非常注意聆听,试图了解他或她可能关心患者可能被用来“治愈”的所有事情。分析师应该期望患者也可以一直被倾听,而不是怀疑地问,“谁是那个我正在托付全部秘密的人?这样的聊天怎么会帮助我的在这里以外的生活呢?
Goals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的目标
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宽泛和包容的,不同的个体结束的方式也不一样。在最普遍的层面上,我们可能会说,当人们无法自己转换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或有问题的感觉,或改变痛苦或无效的感觉和行为模式时,人们就会寻求精神分析治疗。大多数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理解的经验性和行为性的问题都涉及到某种形式的情感生活;无论是太多或太少的情感强度,同时难以将个体的情感生活引导到更令人满意和有效的生活选择。从这个观点来看,寻求心理治疗的个体很大程度上被令人不悦的感觉所压倒,需要帮助情绪的容纳和加工,或者他们无法连接情感体验,如果这些情感可以被认可、接受和整合,可能有助于让病人在生活中更加洞察并且表达自己是谁并且可以是谁。
亲密关系中的期望而产生的信念。这些期望和信念大多在我们的形成期中逐步形成,虽然并不总是能意识到,但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
作为情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还会发展出早期和长期的观念:关于我们个人的范围和可能性,我们的愿望和价值,以及基于早期关系中我们对他人的许多病人常带有消极的体验来做精神分析,因为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事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控制,然而他们为此暗中责备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充分阐述这些早期经历可能有助于他们的最终理解:作为婴儿或儿童,他们对于如何对待他们的方式或者实际上无法控制的事件无需负责。这样的事件可能包括兄弟姐妹的诞生;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身体或精神疾病甚至死亡;父母吵架,分离或离婚;家庭经济情况受挫;兄弟姐妹、父母或其他成年人迁怒于孩子的任何虐待——情感或身体;或与家庭生活相交的社会经济或历史/政治事件和情况。这些早期的经历——和我们对他们的适应或防御——可以以某种方式阻止我们目前的生活。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为我们探索和重组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在与另一个受过促进式的方式进行倾听和回应的培训的人工作时,有助于病人在新的语境中再次体验他或她生活的问题,并以新的方式使这些问题变得有意义。这个过程旨在改变对自我和关系世界的概念和感觉,并且在需要这种变化的情况下,使行为变化成为可能。
当患者最紧迫的问题与破坏性的过度感觉有关时,反复表达和分享这些感觉与另一个人(这个人的情绪回应传达真正的共鸣和理解)的新体验——同时也提供了同一种情绪更多的调节过的表述——可能适时地使患者能够内化或接收(作为他或她自己)这些处理情感体验的新方式。独自反复分享“太多”的感受这种行为,往往本身可以帮助调节体验。
当患者最紧迫的问题更多地与患者的情感或相关生活中的贫乏感有关,或者以某种方式导致无法达到满意的关系或提高生活目标的行为相关时,逐渐被帮助的经验连接和表达了一个人更多的想法和感觉,在一个共情的回应的他人面前,这个他人致力于从病人自己的角度“得到它”,并以更加细致和细微的方式反映出来——可能最终使得整合以前回避的经验变得可能起来,然后可以带来生活选择,使患者更接近于一直希望甚至更接近于病人从来没有敢去希望的东西。
但是,精神分析不仅仅是病人告诉分析师的内容,也不一定关于患者的生活史(尽管仍然是重要的,因为重复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的确增强了自我理解和整合); 还有关于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关系的生活经验,以及这种新体验如何不仅促进了自我和相互理解,而且促进了超越治疗关系的生活转型。分析师独特地回应了每个患者的特异性,分析师也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聆听和响应,以符合他或她自己独特的主体性和人格; 通过这种方式,经验既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构建到这个过程中。
精神分析中的早期发展和后期变化
自体感最初的发展和不断增强凭借的是最早的照料关系的转化性品质(Kohut,1971)。这些相同的品质也恰好贯穿于精神分析的关系,但是在成年患者对此能力的使用方面比起最初的发展具有更多的障碍。当发展中的任何一点出现问题时,个人必须找到在其他心理功能领域向前发展的方法,即使有问题的情况和孩子最好的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发展中的人格结构。生活的颠簸和扭曲因此成为心理的颠簸和扭曲——其中一些将会在精神分析治疗关系中解除。为此,分析关系有时会变成再次体验儿童期的挑战或挫折,但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其目的是理解和掌握干扰今天患者生活的早期伤害、失望和解决方案。
一个成功的分析可以预期增加患者在以下生活领域的能力:寻找方式来表达个体的独特性和天赋; 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并享受于其中; 找到与之建立和维持令人满意的关系的他人; 并可能成为所选团体的一部分,并以某种方式在某方面做出贡献。根据自体心理学,上述这些成就都需要具有相对统整的、持续和有价值的自体感,这种自体感被经验为个体体验和自发性的中心(Kohut,1971)。自体永远在演化和进行中; 它是极其复杂和多层面的; 在某些情况下,它仍然永远易于崩解。但是,为了在世界上生活,发挥作用,和茁壮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在自体感上给予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和统整性。
什么是通往这种自体感的途径?是强大和稳定的,足以产生独特的兴趣,识别和发展天赋,设定可实现的目标,追求雄心和理想,发展持续的关系,找到爱与工作的意义吗?所有这些途径均贯穿促进性人类环境——最初通过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本质上促进成长的纽带,或者后来通过任何在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建立的纽带——这些纽带被科胡特称为“自体客体”连结,因为其中的“客体”用于“自体”的成长。这种使用和成长是在关系条件正确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并且是在意识之外的。
在科胡特的理论中,“自体”与“关系”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可以理解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早期开始的第一次互动。自体和关系于是从出生起就参与不断的反馈循环,在自体和通过自体的发展,不考虑关系就不能考虑自体。
客体关系学派温尼科特(1960a)“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她很好地满足了宝宝的基本需要,使宝宝能够享受自给自足的幻想。科胡特和温尼科特都认为,在生命的第一年,孩子必须被允许全能幻想,提供出舒缓或遏制,以面对在婴儿为生存对他人的真实依赖所造成的压倒性焦虑。
科胡特(19's9,1966,1971,1977,1982,1984)也具体说明了什么样的关系最初促进了心理发展。他相信,在生命的第一年,孩子们需要被允许与他们的父母形象合并的幻想,他们被孩子体验为无所不能的,这个想法类似于英国除了第一年,科胡特(1971,1977,1984)确定了人类环境必须充分提供的三个心理功能,以便恰到好处地进行发展。这其中包括需要情感共鸣,以及承认或肯定个人的自发姿态、感知和感觉(镜像功能); 需要与他人相似感并归属他人(双生关系功能); 并且需要欣赏,尊重或理想化别人(理想化功能)。所有这些“功能”是在关系环境中发生的两人过程,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所有这些过程都成为双向交流。
自恋变成能够与他人共情的能力、关于个人自体和世界的幽默感以及接纳自己和他人局限和死亡。童年期的自恋里既有自体又有其他夸大的重要他人。他认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需要这种促进关系,但是在成年期的强度要比童年期的强度要小,只要在原初发展阶段对这些需求做出了充分的反应。
科胡特认为,镜像、双生关系和理想化的适应阶段的共同作用,将童年期正常的但在需求的质量和强度确实随着发展而变化的同时,我们对于承认或肯定的基本需求也适用于整个人类经验的每一个生命阶段。例如,婴儿的好奇心和对新奇事物的热爱或她的基本生理需要;蹒跚学步的小孩对于探索的欢乐或是被丢弃时的愤怒;对父母一方或双方“俄狄浦斯式”的激情或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竞争感; 学童骄傲的成就感或是新的分离焦虑; 青少年要求更大的自主权或他的性欲觉醒和寻求家庭以外的爱是一种必须得到照顾者肯定的经验,使得孩子能够将他们包含在他或她的发展的感觉中,在这种他或她是谁的感觉中,能够使用更多的这种独特的主观经验,使生活选择可大可小。
科胡特认为这些基本的心理需要——镜像,双生关系和理想化——作为尚未在婴幼儿中发展起来的功能。“足够好”的父母通过积极充满感情的照顾与互动瞬间提供这些功能,孩子被保护、培养、引导和参与创造性的游戏。最后,孩子更大程度地接受了与发展性(或自体客体)需求相关的心理功能——逐渐减少了对实际存在的重要的他人的依赖,重要他人的功能对孩子来说是为了克制焦虑; 维护一个包容性、描述为好的和有价值的自体感; 并维持指导孩子如何生活的价值观和理想。
无意识过程的干扰,借此患者利用分析师的日常心理功能关联于自体客体需求。例如,一个患者的镜映(肯定)需要的患者在童年时常被剥夺,似乎仅仅在使用他的治疗会谈来叙述他在家里和工作中的积极经验。而不是问患者为什么不使用治疗来解决他的问题,自体心理学家最初除了肯定其他做得很少,肯定所有病人选择的自我表现,通过这个过程尝试倾听和回应患者内部的观点。同样地,一名患者的双生关系需求在儿童期被剥夺——需要与重要他人相似感并归属于重要他人——可能会频频地提到她在分析师和自己之间所注意到的相似之处。此外,自体心理学家不是“解释”这种行为,而是真正地找到了一种方式来接受患者对相似性的看法,从而使患者需要的情绪感受迎来人类同伴的出现,伴随着这个同伴她可以感受到她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和她的“归属”。最后,如果一个患者使分析师认为自己被理想化的评价,那么自体心理学家就试图接受患者的暂时的高估,即使感觉到错误。这种接受的目的是允许与分析师相关的理想化恢复经验,直到自发地解决自身问题,因为加强的自体感使患者不再需要理想化。这些相互作用绝不是治疗的重点,而是沉默的背景,精神分析对话的其他方面在治疗关系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分析师没有开始积极地满足患者的自体客体需求,而是情绪性地作用于患者,不受自发事件和到目前为止,在谈到发展或自体客体需求时,我将重点放在三部分上——镜映、双生关系和理想化上,这些都被科胡特确定为对自体感的出现至关重要的经验。然而,大多数当代自体心理学家现在将关系中的自体客体或促进成长功能看作是一个开放性的类别,包括了有助于发展、合并或增强自体感的随便什么经验(Stolorow,Brandchaft,&Atwood,1987)。理解为促进精神分析中的心理发展的互动类型被扩大了,不仅包括科胡特的三个自体客体功能,还包括自体描述(Trop&Stolorow,1992)以及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各种直接参与或积极协商,这取决于患者的时刻状态和心理需求。
Lichtenberg(1989)也为自体心理学中也引用了其他动力,包括生理和情感调节、归属、自体肯定和探索,感官和(相适应阶段的)性经验和厌恶(对有害经验的面对或是逃避的反应)。在这些动力得到了人类环境的肯定,它们也可以融入更丰富和更充分运作的自体感中。
Freudian Drives and Defenses in Self Psychology
自体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式驱力和防御
当科胡特(1971)首先提出了他的经验性自体的理论及其形成(或自体客体)关系时,他的意图是对弗洛伊德理论提出纠正,他认为过分强调不带有个人色彩的驱力和心理机制,既没有充分强调个人的全部经验也没有强调对心理发展深刻影响的独特关系(Kohut,1984)。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其他的重要角色是:是孩子(或病人)驱力的客体、本能冲动或幻想。
弗洛伊德认为性和攻击是人类生活中的两个主要本能或动力,也是心理发展的基石。科胡特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性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经验,但他并不认为它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两个主要动力之一。同样,科胡特也认为自体肯定是保持生存普遍健康的推力,是需要实现的部分,但他认为破坏性的攻击是次要的——仅仅作为威胁自我的自我保护的反应。
起初,Kohut(19's9,1966,1971)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弗洛伊德驱动和结构的概念。但他的理论越来越强调这些概念的现象学和经验性的因素,并指出了童年期的“真实”关系对发展中个体的影响。弗洛伊德理论和自体心理学之间的另一个区别与心理防御有关,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心理防御被理解为无意识目的是为了避免内部现实方面的经验或行为模式。因此,在弗洛伊德治疗中,防御被用来理解本能或驱力所建立的内容。但是科胡特则倾向于认为这些相同“防御”态度或行为的更多的是在适应性或“自我保存”方面的功能。考虑到这种“前沿”(Tolpin,2003),自体心理学家试图向患者传达这样的理解:一些他们现在令人不安的态度或行为曾经用于挽救生命的目的,并且可能难以改变。当分析师以这种方式重复地接受患者的感觉和行为,并且与患者一起(重新)构建曾用于适应性防御性模式的原始环境,患者可能最终感觉到足够支持以探索这些同样的行为或态度在现在的生活中的缺点,并采取行动来改变它们。同时,治疗正在努力加强患者的自体感,以便较早的防御模式不再以同一种方式被需要——不再需要这种力量或频率。
Mutual Empathy, Selfobject Exchange, and Intersubjectivity
互相共情,自体客体交换与主体间性
今天的自体心理学家保持了科胡特对于关系中的自体的强调,但已经明确地转向主体间性(Stolorow等人,1987),主体间性被理解为相互影响(Beebe&Lachmann,1988)。因为科胡特(1984)已经提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是相互自我交换,或者在患者和分析者之间开辟相互共情的渠道,所以我认为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隐含了主体间性。他构建了一个聚焦于患者主观性的临床理论,同时也认识到分析师的主观性及其对分析师理论选择的碰撞,分析师情绪“在场”及其对患者的影响。
科胡特(1984)另外警告了他的分析师同事,反移情情感可能从出自他们的自恋,而他认为他们以为在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精神病理学实际上可能是产生于分析师自己的行为或态度。在分析关系中有两个主体的这种认识——以意想不到、不可预测和不明确的方式彼此相互影响——永远改变了分析早期的科学客观性的理想。科胡特(1984)以量子力学的观点隐喻性的联系到了分析关系与经验,他写到:观察者与观察物不可分割。这些和其他评论将他置于精神分析中现代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交叉道路上(Teicholz,1998,1999,2007)。
今天的分析师关注的是参与度的多寡,参与度可能有助于改变个人对自己和他人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感受(Teicholz,2006)。分析师期待,患者和分析师必须共同努力,找出他们是如何以有意和无意的方式相互影响的。作为意想不到的影响的部分,不同的患者将引起分析师独特的心理体验和能力的不同方面。因此,每一个初来找我治疗的人,我预计在某种程度上,我会以原始和未经审判的方式运用我的技能,有时必须延展自己,减少熟悉的部分,努力满足这个特定的病人。
作为相互影响的概念,主体间性意味着无论分析师为分析情境带来什么理论,都会被不同地表达为根据患者的需要、欲望和可供使用。例如,我曾经和一个患者一起工作,不管我一贯恪守的共情立场,几个月的时间后她对我说:“无论我告诉你什么,你都要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在那一刻,她很生气,拒绝了我的理解和情感共鸣。她继续告诉我,与我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母亲和父亲对她变得非常冷酷,只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她已经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除了自己以外,绝对不会相信任何人,而且不想改变她以前的关系,这让她觉得可以避免再次受伤。我退开了,但这次爆发后不久,病人要求增加她的会谈的频率。她尝试开始依靠我——这是成人生活里第一次依靠一个外人。这种方式最终在分析之外的关系中得到回报。
羞耻起伏。当她后来开始感觉到我们一起工作保持了她的完整,她的治疗变得更加配合,和她生活中的其他关系一样。
另一位病人,当她强烈需要称赞她的时候,经历了她的母亲的虚弱和不足。在我明白这位病人正在寻找我的力量和肯定之前,我踌躇地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出于尊重我们不同的经历。但是,病人看到我的踌躇看作是一种虚弱的迹象,类似于她在母亲身上所感受到的,使她害怕和愤怒的东西。她也遭受到父亲的身体虐待,她生活在一个长期的脆弱状态,绝望地把我体验为一个善良而稳固的存在,她绝对可以依靠的人。但是她无法平衡心理上的羞辱,她鄙视自己对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镜眏”反应和“共情共鸣”被她强烈地拒绝,因为她不想回想自己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