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Anne是在上海训练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的德国老师，她向学员传授心理动力学的治疗方法。本文是她在训练中收集到的一些经验。一共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羞耻、性欲、和谐、禁欲，以及未来精神分析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文章发表的时间在2009年。
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到，当德国的精神分析师不远万里来到蓬勃发展的中国的时候，精神分析在西方的奋斗不仅是为了获得认可，也是为了生存。而这样的课程在中国是如此的稀缺，以至于很多人都挤不进去。学员上了这个课程可以“获得好职位的机会。”
和谐
中国的美食是彼此矛盾的味觉相互融合而来的。同样，中国人的仁爱、和谐和相互担当也是如此。自我意味着吸收吞并(absorb)你，反之亦然，自我就体现在了你的身上（小编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作者应用了孙基隆的观点，即，中国人的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并且在和他人强调自己权利的时候，会有不适感，而且，如此的行径很不得体，小心翼翼的慎独是文化倡导的。而且，他人的需求是在自己的需求之上的，因此，中国迎合了西方人的霸道，其结果是自己无权做出自己的决定。
于是，在和谐社会中，一个人的欲求不可以和外部世界发生冲突。作者认为这是自主vs顺从的冲突结构，也就是说，自我实现会带来害怕被社会孤立恐惧。（小编注：强迫、焦虑障碍的文化因素）
作者提到了他的切身体会，在课程结束后她向学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收到了热烈的鼓掌。然后就这样8天*8小时，同样的重复，作者抱怨自己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的批评。
作者觉得如此的理想化也不错，可以引导自我价值的实现。她觉得，如果有人批评她，就不和谐了，和谐就会破灭，关键是，自己是作为老师，就像是一个有着魔法的核心人物。这种和谐不同于共情，即便在临时认同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不同。
性欲
中国的翻译在作者有关手淫的文章时，脸孔得话都说不溜了。让作者措手不及的不仅仅是她的翻译助手，而且参与这个主题讨论的人（30~50岁）也发出了尴尬的笑声。这种文化的差异让作者感到吃惊，在中国，诱惑他人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同样，作者在非课程的聚会中，体会到了参与者之间孩童般两小无猜的交流（直译为，就像是去性化孩子的沟通）。
作者认为，在中国，抑制自己的愿望、抑制任何明确的性驱力是一种标准的心态。更糟糕的是，有关性的任何信息都被排除在外，性不是婚前的规则。而且有中国同道抱怨婚姻不太令人满意。很多中国人婚姻中的情感是压抑的，是一种被迫的“过(Post)-成熟”模式。
羞耻和面子
羞耻，这种情感，虽然是全世界都有，但是其社会意义和内容大不相同。作者认为中国的社交恐惧症的增多与羞耻不无关系。
中国文化赞赏那些明辨是非、自知错误的人。虽然西方文化也鄙视无耻，但是在中西文化有些不一样。比如西方人无法接受中国人随地吐痰。中国人无法接受西方人擤鼻涕时发出巨响。作者在中国用手帕擤鼻涕时觉察到了这种痛苦（的羞耻感）。
来自中国的研究发现高羞耻对应自卑和无助，并且会在冲突引发的退行中做出不受控的反应。而西方社会的自我尊重是与自信行为和行为阐明高度相关的。如此的冲突图会发生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比如出国的中国人在和西方人发生冲突后，会认为对方的行为和意见是以一种冒犯行为。
中国的子女会满足父母的择校愿望，以避免不随大流而体会到的羞耻感，其结果是压抑自己的愿望。作者在小组团体里惊讶地看到了两种状况：厌恶和耻辱中的敷衍与谄媚，以及决绝的果断对峙。丝毫没有一丝的信任和自信。
小编注：中国子女顺从于父母，压抑了自己的意见和应该的行为——表现为敷衍和谄媚。因此，在遇到自信的表明自己立场的外国人，这些压抑被激活了。而平常的紧急应对策略就是决绝对峙。
禁欲主义和儒家文化
21岁的病人告诉他的咨询师自己有同性恋的冲动，治疗师困惑不解，从架子上拿了3本书，让来访者回去学习，下次再来讨论。
当这个案例在小组中呈现的时候，大家都好像都不打算深究。于是，作者提出了禁欲主义，希望在不确定中敞开讨论，以便了解更宽泛的背景。但是小组依旧平淡如常，作者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作者发现自己的建议，以及对问题的具体回应会导致病人的依赖，同时阻止了学员的自我发展。于是，作者认为，中国社会高度重视建议的提供。
在（中国的）文化自然观念和（精神）分析心态设置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分析者的节制心态和中国寻求/给予建议的文化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许行为治疗更适合中国人。
相应的，病人和分析师/治疗师的关系如同师生关系。治疗师变成权威，可以同时惩戒、喂养其学生，不过关键还得理解学生的需求并照顾他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作者说逢年过节不去看望老师的学生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在上课期间，一直有学员给他零食吃。
于是，作者提出结论，认为只有妥善拒绝了病人加在分析师身上的愿望之后，分析才有助于病人的改善。这对于中国的分析师来说，迈出这一步非常困难。
中国的精神分析是山寨版的么？
作者认为，虽然学员素质都很高，也勤奋好学，但是一些重要的理论内容并没有传递给学员。例如治疗框架中的延长时间，向病人父母提供治疗情况，治疗师暴露自己的生活的问题。
作者认为，传递知识和认知洞见是不够的，分析师自己的分析（自我体验）太少。为此，作者把小组变成了一个巴林特小组，即，分成了病人、医生、旁观者三个部分。效果和反馈都很好。这种方法为治疗师的情感体验和提高治疗能力大有帮助。
在中国尊重一个特别的行为，学会别人的成就，侵占并据为己有的使用，这种中国式的山寨剽窃在西方是被排斥的，但是，在中国就变成了明智的行为。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未来
作者不认为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就像是被复制的山寨版路易斯威包包一样。作者相信精神分析在中国也是适用的。
首先是压抑导致的愤怒和强迫。其次是精神疾病在文化意义上的锚定和扬弃导致其以古老的花开别处之方式呈现出来。
然后作者讲了故事，当学员说自己是母乳喂养的时候，作者具体化问了一下，原来这个学员的妈妈在产假结束后，每天定时骑自行车回来喂孩子。
作者同时认为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意识和感受的需求是巨大的。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即，认识差异并接受差异，需要有能力理解病人的医学解释模型，而不是中国版的或拉丁版的模式。
作者认为精神分析对中国的改变是渐进发展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法制。作者赞同XiaoZePing的观点，精神分析的引入，关键在于：提供了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更大范围整合的可能性。
那么，精神分析可以输出到中国么？作者的结论是：
是的，但是不能期望拷贝不走样，在心理障碍教学和治疗传授方面还是有差异的。中国社会可能会接管神经症理论，并通过重塑这一理论衍生出新的治疗技术，以便融入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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