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菲利普斯:写作的人生
作者: mints 编译 / 518次阅读 时间: 2021年7月04日
标签: 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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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菲利普斯:写作的人生
苏珊娜·鲁斯汀 文 | 卫报
mints 编译 | 心理学空间网

精神分析可能会让人感到失望,因为它假设,你这辈子做得最好的事就是了解你自己。好吧,我不认为那是真的。”
——亚当·菲利普斯 Adam Phillips


Adam Phillips:“那些认为精神分析是欺诈的、贬低的和荒谬的人,不应该接受分析。”

精神分析学家兼作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每周有四天时间会坐在一间满满都是阳光和书籍的房间里聆听他的病人的问题,他们可以坐在这间朝南的顶层公寓里俯瞰一排诺丁山精品店。每个病人一周都会来1~2次,并且在楼上的咨询室里待上50 分钟。他们可以坐、或躺在皮沙发上,菲利普斯可以在旁边评估他们,并且对他们说的话作出诠释。

虽然菲利普斯是当代精神分析界的局外人,并且经常非常尖锐的批评主流精神分析,但是菲利普斯相信,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在100多年前建立的基本规则是“好的和正确的”。所以他会遵循这些规则:“每次会谈都有固定的时间,你不会和病人有其他交往,你和他的全部关系就是谈话。我认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激励着我们,并且被其激励。”


错失与挫折

每周三,他会在咨询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写作。《错失:赞美未曾活过的生活》是菲利普斯的第17本书——他还编辑了许多其他的书,包括弗洛伊德的一套新译本,每一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陈述文学上的批评和哲学上的反思。

这本书的主题是自己曾经错失的机会、未曾走过的路,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另一个版本,菲利普认为,这些错失对我们的想象力施加了强大的影响。

这本书是通过一系列狡猾的例子,并且通过阅读包括菲利普·拉金和莎士比亚在内的作家的作品表明,更深入的理解生活中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和挫折的欲望,能够让我们过上更充实、更富有的生活。

这些事情,会在等待这些的人的身上发生。

菲利普斯认为自己是挫折的捍卫者么?

“确切的说,我没有站在挫折这一边,我更认为一个人能够承受挫折才能从现实中获得满足感。我感兴趣的是,消费主义文化如何依赖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即,我们无法忍受挫折。以至于我们每次感到一丝不安、无聊或烦躁时,我们就吃东西,或者购物。”

“只有在最初的匮乏状态下,你才能够有一些想法,开始思考你想要的是什么,才可能真正想象或描绘它。我们很难搞清楚,是什么挫败了我们,在搞砸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让它更有趣,这样人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谈论或思考它。”

对弗洛伊德来说,孩子的挫折感,主要源自孩子与父母发生性关系的愿望受到了挫败。后来的儿童分析家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婴儿和母亲的早期经验上,婴儿会寻求妈妈的安慰和食物。

菲利普斯的叙述借鉴了这两种思想,也借鉴了英国儿科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的著作,温尼科特是他最喜欢的精神分析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温尼科特开始把“足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描述为一个能够满足孩子需求的人,而满足的程度,恰好是母亲不能给予、孩子能够应付得了的程度。

“坠入爱河就是让你想起你不曾知道的挫折经历(一个人已经形成的、并且试图自我疗愈的挫折感)。”菲利普斯写道,“你需要一个人,你觉得自己的一些东西被剥夺了,然后它似乎就在那里。在这种体验中再次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奇怪的是,你好像在等一个人,但直到他们来了你才知道他们是谁。”


写作的人生

菲利普斯不相信他的书中可以包括临床案例,他认为这种对话应该完全保密。因此,他的书中很少有病史,而且相去甚远。只有一两个被引用的案例。

例如,在一所适应不良儿童的学校(这是上世纪70年代)教书的美术老师前来咨询,在治疗室里静坐了10分钟,然后说:“如果你照顾我,谁来照顾你?”

但是菲利普斯大部分的观察都采取了更加抽象的形式。他要么写文学作品,要么写文学评论或其他精神分析家表达的观点,要么直接用第二人称(“你想要某个人”,“你在等某个人”)向读者致辞。并且深思熟虑地概括了他认为的、我们许多人都有的经历。

如果你知道他所描述的经历,或者他说的话会对你自己的情绪状态有一定的影响,那么阅读菲利普斯的著作可能会让人有一种类似于被分析的感觉。那么,这样的阅读是一种自助吗?

“我一点也不反对自助,”他说,“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是自助书籍做不到的,但是,自助读物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好的。对我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自助式的——或者说这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一点也不介意人们是否把我的书当作是自助书籍。”

一本自助书所不能做的就是倾听或互相交谈。这比困扰我们的人际关系、性、焦虑,以及其他任何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都重要。菲利普斯一直热衷于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系列探索性对话的理念加以推广。他为Faber写了他的第一本书,《接吻、搔痒和无聊》。

这本书的背景大约是20年前的情况,弗洛伊德主义遭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对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百忧解,医学精神病学的潮流变成了药物治疗,而不是谈论治疗,因为精神疾病被认为是大脑疾病。

与此同时,一场文化战争正在进行,由文学学者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主导的一个群体攻击了弗洛伊德的形象和声誉,对其个人的吸毒和道德缺陷进行了曝光,以此证明整个精神分析大厦都是假的。

菲利普斯对此的回答十分调皮,诙谐和模棱两可。

是的,我们确实不能把分析师放在神坛上,对此,他表示同意。但别那么激动——也许精神分析并不适合你。20年过去了,他的立场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我会对人们说,如果你好奇,可以尝试一下。文化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治疗方法,别的一些疗法可能对你有用,它可能是芳香疗法。但是精神分析就是这样,可以试一下。但仅此而已。”

事先提出过多的理由,就是在虚假地承诺。有些人觉得很棒,有些人觉得精神分析毫无意义。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剥削。精神分析只适合那些为之感动、为之愉悦,对它感兴趣、被它安慰到的人们。那些认为精神分析是欺诈的、贬低的和荒谬的人,不应该接受分析,就是这样。”


从达尔文主义到精神分析之旅

少年时代的菲利普在布里斯托尔的一家书店里读到温尼科特的《游戏与现实》时找到了精神分析,他在那里上了克利夫顿学院。他小时候住在加的夫(Cardiff),是一个热带鸟类爱好者,生物成绩拿到了A。然而,他对科学语言不敢兴趣,反而被诗歌和哲学所吸引,最终去了牛津大学攻读英语。

他20多岁开始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在马苏德·汗那里接受了四年的分析,马苏德·汗本人也曾接受过温尼科特的分析(在他职业生涯后期,汗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与病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也有酗酒的问题)。菲利普斯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儿童精神病学部门工作时,先是在儿童心理研究所工作,然后在汉普斯特德和塔维斯托克诊所工作,这两个诊所是弗洛伊德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领导的两个对立的儿童分析学校的保留地。

菲利普斯在NHS工作了17年,NHS提供的空间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少,菲利普斯最终对NHS失去了耐心。“当初我开始给孩子做咨询的时候,治疗可以根据疗程持续下去。到了后来,人们说‘我们会付三个疗程的费用’。对我来说,这个项目不是要达到标准,而是要抛弃标准,做些别的事情。”他开始私人执业了。

菲利普斯年轻的时候,是一位伟大的达尔文爱好者——他第一次读达尔文是在青少年时期——当我问他,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中错过了什么时——他刚刚写了一整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 达尔文的蠕虫 (Darwin's Worms) (1999)》。他说,他最遗憾的事,就是毕业后没有去一趟科隆群岛(Archipiélago de Colón 即加拉帕戈斯群岛)。

“那是我想去的地方,去看看《物种起源》的背景,在它成为主题公园之前……我觉得达尔文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相——我们是谁。”

《 达尔文的蠕虫》

这本书比菲利普斯的大多数作品更直接、更庄重,也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将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关于死亡主题的论文并列在一起,把新世界中的这两个两个无神论先驱联系在一起。

菲利普斯在仔细阅读了达尔文关于蚯蚓的最后一本书以及家庭信件的时候,强调了这位伟大的进化论者对怀疑论者的所说的“缓慢而沉默的侧击”。


精神分析不应该成为一门科学

但是他对精神分析治疗致力于建立循证基础的努力不屑一顾,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想要继续推广精神分析,这是必要的。“

我个人对研究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说,“我认为,如果你坚信自己必须满足主导标准,那么这就是一种顺从和卑躬屈膝,我认为精神分析学家不应该如此急切地接受科学模型。

我不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一门科学,也不应该立志成为一门科学。我不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故意误导的神秘化,但我不认为这些经验标准是唯一的价值标准。没有人会对华莱士·史蒂文斯[a]进行实证研究。”

[a]译注: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美国著名现代诗人。诗歌《雪人》(《The Snow Man》)表明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是英美脍炙人口的哲理诗代表作。

最近,他已经把工作的重点从生物学转向了文学,每学期他都会造访约克大学的英语系。他是一个柔顺的批评家,擅长词源学(没有人能比精神分析学家更敏锐的注意到隐藏的含义),他也善于从通常熟悉的作品中提取新的意义。

在《错过》一书中,菲利普斯选择了一条发人深省的道路。他将目光投向了拉金(Larkin)以及李尔王(King Lear)和奥赛罗(Othello),通过菲利普·拉金《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诗歌中广为流传的第一行“他们把你搞砸了,你的妈妈和爸爸”,同时又借鉴了著名评论家的作品。


人世间最普通的事情

“精读好书是最有趣的一件事,”不过,菲利普斯认为文学批评和精神分析都走错了方向,“奇怪的是,精神分析讲述的是人世间最普通的事情,但它是却以一种非常无聊或深奥的方式写就。我不认为精神分析不应该是普通人或精英形式的智力。任何在儿童指导诊所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精神分析适用于任何年龄和任何阶层,从根本上说,精神分析不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独有的东西,我认为,(学习精神分析)普通的语言完全足够用。”

菲利普斯坦率地说,他“不理解”一些高度理论化的后结构主义批评。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适合这种将学术语言转化为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语言的做法,因为这位有才华的作家,他对人性和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并希望就此进行写作。

如今,他是为数不多的、拥有一家专业出版商的精神分析师之一。多年来,他一直与另一位知识界明星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保持着关系,与她共同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儿。他与现任搭档、时尚策展人朱迪思·克拉克(Judith Clark)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经常为《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撰稿。

对他来说,精神分析是我们告诉自己和彼此的一系列故事,是重新描述我们经历的一种方式。

“首先,一个人需要被理解,”他说,“但我认为,最终还要摆脱自己对自知之明的需要。并不是说自知之明毫无用处——在生活的某些领域它的确非常有用——只是,它在一些领域中是没有用处的,而在某些领域它实际上是先发制人和防御的,这就是精神分析可能会让人失败的地方,假设有一个无穷大的项目,而且你在生活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了解你自己。嗯,我不认为那是真的。”

他在新书中构造了一个自我认识的案例,并且认为,作为成年人的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被理解,就像我们小时候希望的那样,要么充分探索自己的其他方面,包括我们的性取向。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观点:“希望自己被理解,这种需求可能是最具报复性的要求,这可能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在内心怀恨母亲的一种方式;我们永远不会让母亲脱身,只是因为她不能满足我们的每一个需求。”

他无法忍受克莱因派的观点,即,我们与生俱来的侵略和嫉妒(最初是针对我们的母亲和她们的乳房)是我们必须防范的破坏力量,他的观点与“自相矛盾的能量观”相反。他认为这些能量可以是破坏性的,也可以不是。有时两者可以同时存在。

“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这一点,而不是过于肯定好坏的区别。这其中的决定性的考验是,当你遇到分析师时,他们是你想要成为的样子么?它们代表了某种美好的或有趣的生活吗?你觉得他们拥有你的价值观吗?他们善良,聪明,有趣吗?”

显然,菲利普斯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他说的就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内容——他相信,如果我们对精神分析的陌生性视而不见,我就会错失精神分析让我们成为更有趣的人的机会。

他觉得精神分析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威望。“我开始写作那会儿,精神分析还很有趣,但在我的有生之年,由于各种原因,它逐渐从文化版图上消失了。”然而,他不相信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精神分析背后有科学,神经解剖学等等,我认为人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其他类型的分析层出不穷——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化,这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精神分析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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