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格看来，神经症患者寻找的是有冲突的生活方式，而神经症症状会在他们的预期中爆发。神经症患者之所以总是犹豫不定、无法真正投入生活。其原因很容易解释——那便是他们的内心想要的，就是一直在旁边观望，他们不想卷入真实感受带来的危险当中。
不过，这种拒绝体验不完美人生的态度，必定会要压抑/掐灭生活中的各种欲望。换句话说，就是部分自杀。
以下讨论的，是卡尔·荣格对于焦虑症和其他形式的神经症的看法，记忆如何让这些在存在的症状指导我们的生活？
根据荣格的说法，神经症的病因在于患者总是要待在“现在”——他们寻找的是现在有冲突的生活方式，而症状会在预期中爆发，爆发的症状是一种提示，提示我们，这样的人生路径对身心健康毫无裨益。
正如荣格所说：“轻症发作的时候不仅仅是偶然的，而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通常而言，这样的时刻意味着我们需要需要一种新的心理调节机制。即，开始一段新的心理适应模式。”
在荣格看来，通往康复的道路并不需要再度体验儿时的记忆，也不需要梳理成年的家庭纠纷。除非当时经受的心理创伤尚未得到处理。
再度体验儿时的记忆并不能解放我们当下的痛苦。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生活之中。并且能够让我们自己人格中强烈和迫切需求获得发展，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生活从边缘中走出来，不再让自己的内心摇摇欲坠。我们要确定自己的存在的方向，一旦确定这个同意的方向，我们会意识到，是我们、而非别人，才是至高权威。
被束缚于家庭亲缘关系中的能量必须从这个狭小的圈子中挣脱出来、释放到更广阔的范围。这是因为，成年人的童年不过是某种旋转系统中一颗围绕中心旋转的小小粒子。健康的心理状态要求他自己也成为一个新系统的中心。
恢复的第一步，从理论上说很简单，但实践却很困难。
我们需要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的身份和前进的方向。我们不能再伪造现实。我们不能逃避困难、否认缺点。或是将命运推给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自我接纳必须成为一种规则。
荣格说过，神经症不是耻辱，它不会致命，但是，神经症会糟糕到让一个人决心忽略他、并由其操控的地步。尽管许多人担心，如果诚实的看待自己会看到什么？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的，是自我接受，是令人解放。
我们不再需要将巨大的精力耗费在否认之上；在他人和自己面前，我们不再隐瞒自己的缺陷。取而代之的是，这些精力可以被用在恰当的用途上——促进个人成长和心理康复。
荣格为那些勇猛的人提供了一种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方法——即，请自己信任的人对我们的人格做出诚实的评估。
“治疗学上最重要的的有效因素之一，”荣格写道，“就是让自己去接受他人的客观判断。提升自己的意识，以明白自己目前所处境况，并予以接纳。除此之外，如果仍然存在神经症，我们就要辨识前进的方向。”
第二步就是为未来确立一个方向。
那些常常受焦虑症折磨的人，尤其是处在这种疾病的初期时，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可以回避触发症状的事物，那么仍然可能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症状管理而非康复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但是，这条道路往往通向自己亲手铸造的地狱，因为在回避那些会导致症状的场景的时候。也许一开始不会造成太大的痛苦，也不会有改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医生都看到——回避行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严重，直到生活严重受限。
荣格认为神经症患者必须认识到康复固然不易，但长远看来，比起一直受神经症的钳制，康复的艰巨程度要低得多。正如荣格所写：
“逃避生活并不能使我们逃过衰老和死亡的规律。试图躲开生活中必然存在的神经症，终将一无所获，只会令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提前品尝到衰老和死亡将近的滋味。而他的生活又是如此全然空虚，毫无意义，这种滋味越发显得残酷了。”
荣格将康复比作攀登陡峭的山口。他认为从未开始尝试的人就像坐在山脚宜人山谷中的人。没有意识到狂暴的情绪公牛正在冲向他们。逃避改变，只不过是为了不被绝望和无处可逃的认知压垮。
我们应该记住，神经症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生活道路的机会。一条比我们现在脚下的道路更充实的旅程。实际上，从神经症中康复可以让我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和一定程度的心理韧性，这些是未经受过这种痛苦的人不具备的心理能力。
换句话说，神经症只有在我们深陷其中，不思逃脱时，才是个诅咒。但如果能找到逃避的方法，他将证明这是一种赐福。
不过，这种自我接纳、认识到自己需要改变态度的状态，这种意识到自己要维持前进方向的状态，仅仅是康复之路上的准备阶段。
第三步就是行动
真正的解决在于行动，我们不甘于仅仅成为自己命运的观察者和接纳者。想要知道应该完成哪些任务，以及应该遵循哪条人生道路。但是荣格认为在这个方面必须谨慎。荣格写道：
“我们不能够判断患者今后生活将会被引向何处。我们绝不能设想我们比患者知道的更多，否则就会被证明我们自己是最坏的教育者。我们最好杜绝尝试任何的引导。只是简单的缓解分析中揭示出来的任何东西。
这样才能使患者清楚的看到他能够并做出合适的决定，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由他自己努力而得到的。那呢，他也就不会对之长久相信。从权威那里得来的东西只能让他停留在幼儿期的状态。分析师应该将他置于一种可以处理他自己生活的情景中。”
话虽如此，荣格确实提供一些可以帮助我们避开死路的普世建议。
首先他警告神经症患者应谨慎对待从众心理，有些神经症是因为患者对自己（主流生活方式中）的不足特别敏感，因此，只要他们努力从众，他们就会继续深陷神经症的痛苦中，因此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有许多神经症患者，”荣格写道，“他们的内在缺陷使他们不能与如今的道德保持一致，并且只要道德律令本身有缺陷，而这缺陷正是我们时代要去满足的迫切需求，他们就无法让自己适应有缺陷的道德律了。”
根据荣格的说法，这些患者不是因为缺乏和别人一样生活的能力。他们患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为他们美好的愿望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与其跟随从众的平庸道路。这些人“生来就注定是新的文明理想的承担者，一旦他们屈服于权威。并拒绝他们注定被赋予的自由，他们就成了神经症患者。”
不过，并非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是新的文明理想的承担者。大多数人患神经症的原因就是简单的不愿面对那些共同的人性，这些人性让所有人自然而然的趋同于人生任务——我们需要传递基因、发展社会生活、参与某种生产性工作，或者最终面对死亡。
“年轻的神经症患者”荣格写道，“会对生命意义的扩展感到畏惧而退缩。而年老的神经病患者则会对他所获财富的缩小而感到畏惧而退缩。”
在这种不适用从众与否的问题的场合。康复的问题就在于单纯的面对那些我们长期回避的人生任务，或者像荣格所说，“以往，由于患者部分的、或整个游离于生活之外，这样他就忽略了自己、自己的社会成就、或者自己许多人生义务，倘若他想要再一次变得好起来，那么他就必须回到履行这些义务的道路上。”
从内到外的过渡
那些因为神经症而致使生活受限的人。他们选择的具体任务本身并不是太重要，他们只是需要一些目标能够让这些目标生效——从忧郁、忧郁和侵入性思想的内部领域过渡到外人、外界的外部领域。
关于这点，荣格同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推荐了一种有用的做法。
如果我们想象自己没有神经症、也不恐惧社会对我们的嘲笑。那么，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想一想，我们会选择做什么？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借助梦和幻想做为线索，来寻找我们生活的去处。
正如荣格所写：“否认神经症患者明显的病理性幻想具有目的论的价值。这通常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它是精神化的第一步。要去寻找新的适应方法的初次摸索尝试。”
在我们开始实现伴随着康复而来的外向性时，我们将精力集中于生活在真实世界，而不是在脑子里。我们的症状可能会加剧。
但是像荣格指出的那样：“但在掺入其中的神经症与烦恼之后，从来都不会体会到能够很好完成有益的工作、大胆履行义务时带来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在那些平静与满足的时刻，它所带来的那种源自于有用工作与战胜事实困难的艰辛，给了人们一种以为他是在真正的过着他自己的无价生活的感觉。”
然而，许多人从未注意到自己的神经症正在呼唤、敦促自己过上充实的生活。在神经症迫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之前，他们必须先征服自己的症状，不过如果我们和荣格的意见一致——认为这些症状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了摇摇欲坠生活的结果，那么这种方式很可能失败。我们必须接受神经症，以达成康复，我们只有在愿意面对恐惧和焦虑，向前迈进的时候才可能获得解脱。
在这一点上没有获救的万能公式，也没有让温顺者变得更加勇敢的建议，相反，荣格明智地指出的，“……只有鼓足勇气才能挣脱恐惧。假若选择了对危险退避三舍。即便是对生命的意义的某种亵渎。整个未来注定会变成一滩无望的死水，……只剩一片了无生气的灰色，只有灰色的火焰荧荧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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