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象征形成的说明
Hanna Segal
翻译:伍思翰(成都心理动力学咨询师连续两年训练项目学员)
校对:陈思帆(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 咨询师)
(195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8:391-397
无意识象征的理解和解释是心理学家工作的一个主要工具。心理学家要理解和识别的,不仅是某个特定象征的意义,而且是象征形成的整个过程的意义。这尤其适用于那些在象征的形成或自由使用中出现干扰或抑制的患者,例如精神病患者或精神分裂患者。
对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儿有两个病人,一个病人是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称他为A。有一次,他的医生问他为什么自从生病后就不再拉小提琴了。他有些粗暴地回答:“为什么?你想让我在公共场合自慰吗? ”另一个病人,B,有一天晚上梦见他和一个年轻女孩在演奏小提琴二重奏。他有一些拉小提琴、自慰等的联想,从这些联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提琴代表了他的生殖器,拉小提琴代表了一种与这个女孩有关的自慰幻想。
在这里,两个病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使用了相同的象征——小提琴代表男性生殖器,拉小提琴代表自慰,然而象征的功能却大不相同。对A来说,小提琴已经完全等同于他的生殖器,所以要在公共场合碰小提琴是不可能的事。对B来说,在现实生活中演奏小提琴是一种重要的升华。我们可以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于A来说小提琴的象征意义是在意识层面的,对B来说则是无意识的。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两个病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B的例子中,梦的意义上升到意识层面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拉小提琴。另一方面,对A来说,在他的无意识中,许多象征的运作方式与小提琴在意识层面被使用的方式一样。
潜意识中,而是在第一个案例中小提琴被感觉为就是 生殖器,而在第二个案例中是代表 生殖器。
再举另一个例子,这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其中一次分析。在他分析的头几个星期,有一次,他红着脸来,咯咯地笑着,整个分析过程都不跟我说话。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个小时之前,他一直在参加一个职业治疗班,他在那做木工,他制做了一个凳子。他沉默、脸红、咯咯笑的原因是,他没法跟我谈他正在做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制做的木凳子(stool),他不得不用来与他所做的建立连接的"stool"这个词,跟他在厕所里拉出的粪便(译者注:stool与faeces有一个同义的解释),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他没办法跟我说这个。他的后续分析显示,stool这个词,凳子,排泄物,这三个“stool”的等同,在他说话的当时完全是无意识的。他唯一能意识到的就是他很尴尬,没法和我说话。在前面的例子中,两个病人都使用小提琴作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他们的区别并不是一个在意识层面,另一个处于根据Ernest Jones的定义,精神分裂症患者A的小提琴可以被看作一个象征。在B的梦中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在B清醒的日常生活中,它被升华,此时它并不是一个象征。Jones在1916年的论文中,将无意识象征与其他形式的“间接表征”区分开来,并对真正的无意识象征作了如下表述:
- 1. 象征代表了在意识层面被压抑的东西,象征形成的整个过程都是无意识的。
- 2. 所有的象征都代表着“自我、直接的血缘关系,以及出生、生命与死亡的现象”。
- 3. 象征具有特定的意义。许多象征可以代表同一个被压抑的想法,但普遍的情况是一个给定的象征有一个不变的意义。
- 4. 象征是“压抑的倾向”和“被压抑的”之间内在心灵冲突的结果。进一步来说:“只有被压抑的才是被象征的;只有被压抑的需要被象征。”
情感还没有被证明能够实现其本质上的改变,即所谓的升华时,象征就出现了。”
他进一步区分了升华和象征。他说,“就象征而言,当投注于象征想法上的总结 Jones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当一种欲望由于冲突和压抑而不得不放弃时,它可以以一种象征的方式表达自己,不得不放弃的欲望对象可以被一种象征所取代。
弗洛伊德都写了许多分析艺术作品内容的有趣论文。1923年,在一篇对婴儿分析的文章中,克莱因并不认同这种关于象征与升华关系的观点。她试图表明,儿童的游戏——这种升华的活动——是焦虑和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术语的问题,并接受Jones的观点,即我们应该只把象征称做替代品,代替对象而不改变其情感的替代品。另一方面,将象征的定义扩展一下,使其包含用在升华的象征,这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更宽泛的定义更符合常见的语言用法。Jones的概念排除了大多数在其他科学领域和日常语言中被称为“象征”的东西。其次,从Jones所描述的原初象征到自我表达、沟通、发现、创造等过程中所使用的象征,似乎有一个连续性的发展,稍后我将详细说明这一点。第三,在心理的早期原初欲望、过程与后来的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联系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采纳象征主义的更宽泛的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孩子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是由最早客体到新近客体所产生的一系列情感和兴趣的置换(displace)所决定的。而且,如果不是通过象征手段,如何能实现这种置换呢?
进一步的分析工作,特别是对幼儿的游戏分析,充分证实了Jones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孩子的第一个兴趣和冲动是指向父母和自己的身体,而正是那些在无意识中存在的客体和冲动,通过象征化的方式引发了其他更多的兴趣。然而,Jones的说法是,象征是在没有升华的地方形成的,这很快引发了争论。事实上,Jones本人和自闭症男孩迪克,他不会说话也不会玩;他看起来没有情感,也没有焦虑,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除了门把手、车站和火车,这些似乎使他着迷。他的分析表明:这孩子被自己对母亲身体的攻击性吓到了,他感觉母亲的身体因为他的攻击而变坏了,这让他害怕;焦虑的力量促使他建立起了强大的防御,以对抗他对母亲的幻想。因此,他幻想世界和象征形成的能力都丧失了。他没有赋予他周围的世界任何象征意义,因此也对它不感兴趣。梅兰妮·克莱因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象征化没有发生,自我的整个发展就会陷入停滞。
1930年,梅兰妮·克莱因提出了抑制象征形成的问题。她描述了一个四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象征化的过程就需要新的、更仔细的研究。首先,按照C. Morris的观点,象征是一个三元关系,即被象征物、象征物和用一物代表另一物的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帮助的。在心理学上,象征化是自我、客体和象征之间的关系。
象征的形成是自我试图处理焦虑的过程。这个焦虑是自我与客体的关系所引发的,主要是对坏客体的恐惧、害怕失去或者无法获得好客体。自我与客体关系的困难通过象征形成的困难表现出来。特别是自我与客体分化的困难,导致了象征物与被象征物分化的困难,从而引发精神病性的具象思维特征。
象征的形成很早就开始了,可能与客体关系一样早,但是随着自我与客体关系特点的变化,象征的特点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是象征的实际内容,而且是象征形成和使用的方式,在我看来都非常准确地反映了自我的发展状态及其应对客体的方式。如果象征化被视为一种三元关系,那么象征形成中的各种问题就必须在自我与客体的关系背景下加以检验。我将简要地描述自我对客体的一些基本态度,以及我认为它们是如何影响象征形成过程和象征化功能的。我的描述是基于梅兰妮·克莱因的偏执-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的概念。她认为口欲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精神分裂类疾病的固着点,第二个阶段是躁郁症的固着点。我的描述是非常概要化的,我只选择那些与象征形成问题直接相关的部分。
婴儿的首个客体关系的主要特征是这样的:这个客体被分裂成一个理想的好客体和一个完全坏的客体,自我的目的是与理想客体完全融合,并彻底消灭那个坏客体以及自体的坏的部分;全能的想法占据主导,现实感觉是断断续续的,不稳定的;空缺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当与理想客体的融合没有实现时,自我所体验的不是缺失,而是感觉到被好客体的对应物——坏客体或者说客体——所攻击。这就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当想法创造了一些接下来被感知为可用的客体时,这就是幻想的愿望实现的时刻。根据梅兰妮·克莱因的说法,这也是一种严重的幻觉性精神病,如果理想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坏客体就在幻想中被创造了,并感觉和真的一样。
防御机制是投射性认同。在投射性认同中,主体在幻想中将自己的大部分投射到客体上,客体认同了自体的这些部分,自体感觉到被容纳。同样,内在客体被投射到外部,并被外部世界的某些部分所认同,以此来代表它们。这些最初的投射和认同是象征形成的开始。
这一阶段的主要然而,早期的象征并不被自我感知为象征或替代物,而是被看作是原始客体本身。它们不同于后来形成的象征,我认为这些象征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在我1950年的论文中,我提出了“等同物(equation)”一词。然而,这个词与“象征”的意思差别太大,在这里我想把它改成“象征等同物(symbolic equation)”。
原始客体,以及内外在世界中的象征之间的象征等同物,我认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具象思维的基础,代替了原始客体或部分自体,可以很自由地被使用,但是,在我引用的那两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例子里,它们很难与与原始客体区别开来:它们被感觉和对待的方式,就像它们与原始客体是一样的。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这种未分化,是自我与客体之间关系困难的一部分。自我和内部客体的一部分被投射到一个客体上并与之认同。自体和客体间的区别模糊了。然后,由于自我的一部分与客体相混淆,作为自我的创造与功能的“象征”,反过来,与被表征的对象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