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与分析情境
Béla Grünberger
《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
同性恋、妄想症等等)的兴趣来自于他关于精神疾患的临床经验。这是了解佛洛伊德为何必须将自恋引入精神分析理论,以及他如何达成的主要关键。这篇1914年的文章也必须与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一起检视——佛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讨论到荣格(Jung)与阿德勒(Adler)的反对观点。在“论自恋”一文中,佛洛伊德直接提到这两位作者,然而他与他们的争论事实上可以感觉到存在于整篇文章中。如同他的许多著作,这篇文章是他与“异议者”(dissidents)冲突对质后的成果,而这些人借着促使佛洛伊德深化与精炼他的的观点,也间接丰富了精神分析的内涵。❷
这篇文章并无意完整评论佛洛伊德“论自恋”这篇文章。欲整体评论,我们必须将“论自恋”摆在他的全部著作之整体脉络中讨论,并且注意到“自恋”这个字眼曾被提及,或佛洛伊德已经实际开始构思这个概念的那些早期著作❶。我们必须注意佛洛伊德对于自恋(最后,我们应该也必须指出1914年的自恋文章所呈现的突破性进展,然而同时我们也必须点出这个突破是“不稳定的”,因为佛洛伊德不久之后旋即修改了他的观点,而将自恋置于客体的脉络中。因此,在《哀悼与忧郁》(1917)一文中,我们看到1914年提出的概念,此刻主要以对于一个内化之失落客体的自恋认同的角度呈现出来。佛洛伊德认为,忧郁症中自我针对自己的某部分发怒——这部分认同的是失落客体,并且将它当作客体而攻击之。我们普遍同意,攻击自我的另一部分、“严苛地批判它,彷佛视之为客体”(1917)的这部分自我预告了超我的出现。佛洛伊德也在1917年特别提到,“这个从自我分裂出来的批判部门,会不会也在其他情境中展现它的独立性?我们的这个怀疑将可由进一步的观察而得到证实”。
当佛洛伊德在1914年提出自恋时,他同时提出自我理想的观点,这也被人称为超我的前身——即使有些草率。事实上,这与1923年《自我与原我》中提出的超我观点产生混淆,此处佛洛伊德将“超我”、“自我理想”以及“理想自我”这些词汇混为一谈。1914年时,自我理想不过就是自恋的后继者:
就原欲而言,跟往常一样人们在此再度证实自己无法放弃过去曾经享有的满足感。他不愿意放弃儿童期的自恋性完美(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随着自己的成长,当受到别人的训诫与自我严厉批判的觉醒之干扰而不再保有那份完美时,他试图在一种自我理想(ego ideal)的新型式中回复那份感觉。他所投射出去到他前面作为他的理想者,就是他在儿童期失去之自恋的替代品,当时他就是他自己的理想。
后来,佛洛伊德又说:
我们并不讶异于果真能够找到一个特别的精神部门,负责监督从自我理想确实可以获致自恋满足,并且依循这个既定目标持续不断地监督真实自我,并且藉由那个理想来衡量真实自我。假使这么一个部门确实存在,我们或许无法称之为发现(discovery)——我们不过只能辨认(recognize)它罢了;因为我们可以回想到我们所谓的“良知”(conscience)有其必备的特性。
因此,很清楚的是1914年文章中的自我理想并未预告道德部门(moral agency)的出现。它是丰盛、完美、绝对与无限的泉源,而因为丧失自恋而被阉割的主体则难以抗拒地被牵引过去。曾经从乐园(paradise)中被逐出,他企图去到天堂(heaven)(投射“在他前面”的乐园)。良知——预示了超我——观察自我并且拿理想来衡量自我。它并不是那个理想。虽然这在临床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议题却立即面临一个混淆——亦即客体成分与纯粹自恋成分的混杂。为了启发的目的,值得我们将这些成分各自分离。佛洛伊德越接近其最终地形学理论(译注:即结构模式)的提出,这个混淆就越大。作用于主体的无能与虚弱感构成一个自恋伤痕——这是一种对其理想的攻击。以罪恶感来替代无能感也许是满方便的。“我是世界上罪孽最深重的人”或许遮掩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一无是处”之感。设下界线与禁制的良知或许挽救了自恋与自尊感。忧郁症病患不是因“过量的”超我,而是因“过量的”理想而死——而这个自大狂式的理想可能化身为一个无情的超我,作为抵抗一种毁灭性无能感(annihilating inadequacy)的最终手段。稍后我将再度回到这个议题。
移情的成分与自恋成分区辨开来。我试着表明分析情境会导致自恋退行,进而引发特殊感觉与感受:兴高采烈、“分析时段结束症候群”(end-of-session syndrome)(如同Ferenczi于1914年描述的晕眩感与定向感丧失,我认为这与分析时段所助长的自恋退行有关,而病患从时段中被逐出),以及对于分析与分析师的一种特殊灌注,藉此他们经常取代病患对于宗教与意识型态的关注,而这些关注突然半途而废,自我理想也因此被投射到分析师身上。与自恋退行有关的这些现象是治疗中的基本元素,并且形成有些学者所谓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之一部分。在分析一开始,当一位女性病患说了一个梦,这个梦表达了她的客体冲突之本质,以及在建立其性别认同时这些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她听到一个声音告诉她:“那不会有问题的;妳将会听到—位高等数学老师的课”,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个对分析师的认同,构成了一个对抗破坏性本能的防卫,并且源自于理想化之好客体与迫害性之坏客体间的分裂吗?它岂不更像是在幻想中重新建构一个由分析情境所带来之特殊的自恋状态吗?
我倾向试着分开研究,一方面是自恋及其变迁,另一方面则是本能冲突。在我对佛洛伊德的评论中,我主要将试图指出自恋概念在了解分析情境本身的重要性。我在1956年发表的自恋研究正是以分析情境以及它所引发的过程为基础。在那个著述中,我试着将有关于客体与本能在我关于自恋的著作中,我已经强调它源自于出生之前。然而,佛洛伊德在他的1914年论文中并未提及胎儿状态(fetal state)作为其绝对自恋的源头与模式。的确,直到1921年他才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中写道:“因此,当呱呱落地时,我们已经从绝对自给自足的自恋状态,进展到感受到一个变动中的外在世界,并且开始发现客体”。在子宫内的生活中,(主观的)自给自足的需求得到满足。结果,自体处于全能的状态,此刻时间与空间都不存在,因为这些源自需求的出现与其满足之间有落差。这个状态的记忆以潜意识遗迹的型态存在于我们心中,而又以神的概念〔在变成天父(或母亲)以前,神是全能的胎儿〕重现于各种不同的神秘主义系统(mystical system)中、在“海洋似的感觉”中、在构思艺术创作或是沉浸于音乐世界所获得的喜悦中、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黄金时代(Golden Age)以及其他等等❸的信念中。将失去的全能感投射到分析师身上易于重新创造一个胎儿状态,在其中,由于有它的宿主——亦即母亲——胎儿是绝对的满足,没有需求,也没有“问题”(高等数学老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焦虑》,1926,后于Ferenczi发表的《现实感发展之阶段》,1913),母亲在产后扮演的角色正是替代失去的子宫:“真实情况是,儿童作为一个胎儿的生物性情境,由与母亲形成一种精神性客体关系所取代”(1926)。此种对我所谓的“单子”(monad)(1984)的重建,正是发生在分析情境中的事。正是这些事形成了一种背景,提供历史性的(historical)、严格意义的移情以及客体冲突的成分在其上烙印下足迹。
我倾向于将这些投射到分析师身上之失去的全能感与严格意义的移情(transference proper)作一区辨。分析情境中的自恋退行,及其产生的自我理想之投射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这并非真正的移情,虽然如佛洛伊德指出的(在《抑制、症状与就我们所知,幸运的话,出生之后环绕在孩子周遭的人们会极力重建失去之子宫的情境;此外,精神装置会藉由幻觉努力得到满足感。然而,婴儿最终依然不可能持续处于这个状态。这种转变可能发生得相当缓慢,也可能突然发生,端视周遭人们的态度而定;在后面一种情形中,这个孩子会陷入一种被抛弃状态,这连结到他真实而根本的无能状态,这种困境源自于它是在一个未结束状态(unfinished state)(佛洛伊德称为他的无助状态)下出生的。这个孩子是个落难天神,必须面对根植于人类情境的自恋创伤,此刻正是尝试维持在出生前状态的替代方法无法奏效时。分析情境是首先被经验为可以提供病患恢复其胎儿时期之全能感的一个机会,并且藉此修复一个根本的创伤情境。为了开始将此构想转译为现实,病患必须能够将他对于全能感的渴望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他与分析师与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假使这是个自恋式的分析情境,实际上包含了另一面向,亦即客体关系。病患退行回到子宫内的情境,但同时也准备好与分析师建立一个“单子”关系以取代出生后之胎儿状态。如同佛洛伊德在1914年的文章中所言,人们无法舍弃曾经享受过的满足感。他早已在《创意作家与白日梦》(1908)中写道,“事实上,我们绝不可能舍弃任何事物;我们只能以一件事物取代另一件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