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国近代史定义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的话，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文化的创伤史。百多年来，创伤与创伤修复是这个民族的主题，可以说，在这条艰难的路上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建了安全和温饱，这种重生的力量源泉就是被称作“大爱”的文化，她在民族生死关头会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然而，前进的步伐到这里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成就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充其量只是满足了最基本的人的生存的需要，而更高级的有关爱、尊重尊严和自我实现这些在我们文化历史上鲜见的人文元素则需要我们这个古老而又显原始的文化能够继续思痛，能够对我们文化中的无所不能的自恋现象进行哀悼埋葬，才有超越发展瓶颈的可能。
谈到自恋总是会提到希腊神话中一个神在水中看到自己美丽的影子，疯狂地爱上自己到茶饭不思而死的故事。在心理学上，常借用这个典故来描述人爱自己的现象。从这个爱自己而死的例子，我们不难理解自恋并不是种爱，而是一种爱的无能。
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家肯伯格认为自恋者爱自己就像他们爱他人一样无能。
自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是生命早年中想要成活下来而不得不的一种心理努力。
在生命的早年，由于生命的无助和衰弱，心理上需要将养育自己的重要他人与自己混为一体，并将其理想化为无所不能的超人以对付生命早期的无助。同时也需要他们成为自己的一个模特而将自己雕塑成人。这可被理解为借别人的强大来武装自己，这个时候当说爱你时是将你当作自己来爱的。
随着生命发展得越来越有力量，人逐渐将自己从那个强大的照管者中分化出来，带有照管者的痕迹，但还有从照管者之外吸收的营养。此时，人学会区分你与我，有了个体意识，从爱自己一样的人发展到爱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也就从自恋到了他恋。
完成这个心理诞生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养育的氛围要提供护持，护持在生命早期提供了使生命成为连续整体的框架，同时也要懂得每一个婴儿的长大成人都有通过遗传而来的属于自己的成长的潜能，要能对孩子自主性的每一个信号敏感，逐渐从共生状态撤退。
弗洛伊德说“基于满足快乐原则的生命本能只能终止于当孩子精神上从父母那里分离出来时”。帮助孩子这种自主精神结构的发展只能宽容孩子对自己的去理想化，不再将自己当作超人，当成全能的上帝。在一个神的面前，人是不能前行的。要能将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去理想化）看做是一种人类种系延续的健康喜悦之情，是—种为了发展需要超越父母的欲望。
二是个体本身要能去承受上帝死后的痛，去承受痛苦，去哀伤并能去埋葬。付出痛苦的代价的生命从此不再是复制，而使新的开始成为了一种可能。
中国文化中的爱有种救世主式的英雄情结，这种博大有种与上帝“同座位”的感受，与这种上帝感相配的还有魔幻式的想法，比如说“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以及奉所谓小概率事件为经典。所有这一切是在“人人都能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文化指引下。
如果一种文化的指引要将人变为全能的话，日常生活是不会被我们关注的，因为日常生活不能显示全能的超自然力。
上帝是什么呢，是所有人类欲望的总和。与上帝同座位的感受只能靠“天下第一”来度量。一个无限扩大的虚假自我会导致真实自我的失血休克直至死亡。如此，我们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只留下大喜大悲，而平和发展期的中庸因为极端分裂的两极而成为了牛郎织女似的天上人间分远的相望。
历史上有多少次起死回生到所谓的太平盛世（基本安全和不饿死）再又回到毁灭的轮回。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只见重复折腾，难见文明的累积。如果我们文化中的爱只能在极端时才能被体验，这说明这种文化已然落伍。无疑，这种文化在农业社会各种资源落后的时代是有用的，就像在生命衰弱和无助的早期，我们需要相像一个强大的自我以维持生命的繁衍一样。
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妨碍了我们从自恋发展到他恋？为什么我们就缺乏心理发展的两个前提？
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好例子。
片中的老国王认为年轻的妻子有病，因而似乎很关爱地让其服药。有病就要服药，这就是老国王的思维逻辑，也是他的“爱”的逻辑。在老国王的精神世界里，不能理解他人与自己为什么不一致，当他人与自己的思维逻辑不同时，一个更坚强的信念诞生了，他们病了，他们的那个部位出了毛病，一定要修正。在他看来他人应该就像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如手或脚等，是精神上听命于自己的物体“我的感受怎能不是你的感受”？坚信这一点是他控制世界的核心。没有了这一点，他会失去最基本的安全感，因而哪怕骨肉亲情丧失殆尽，喝药的意志也不能变。
老国王没有走出他的自恋，因而他传递的精神符号里少了使自恋向他恋发展的可能，他的高高的神位不允许玷污，他是永远正确而伟大的。缺乏开放和宽容能力的老国王们的精神容器是那样的狭窄，狭窄到只能放下他的偏执专制和因此而留给自己的孤独。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
什么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呢？
她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发展需要，是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爱中包含了同情心(sympathy)，但是仅有同情并不够，同情意味着别人比你弱，你有优越的感觉，只有同情的爱是种二流情感，我们在危难中的爱大致在这个范畴。
更高一层的爱的情感是什么呢？
她是同情加上同理（empathy）。同理是要能够去体验和认知他人与你的不同。
美国学者赫什认为人的道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中第一条是关心他人，愿意帮助并保护他人。这种关心是自觉自愿的，同时，又要求行为者本人能够了解他人的心理……否则他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了解他人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以及应该如何去关心和帮助他人。
无疑这种帮助模式是超越了我们文化中将心比心以自己为中心的认知和关爱他人的模式，这种道德性是以他者为中心的。一颗能装进他人的心是开放而非偏执的。
任何一个进步的脚印都与现实检验紧密相关。
当你的社会文化还在千百年的“天下第一”的幻想中时，外国人已打到了你的面前。英雄梦碎，我们发现我们的“无所不能”是那样的像个神话，我们心中的“上帝”死去。但是她死的太快，与几千年来我们已对她固有的全能印象相比，她真实的衰弱难以给我们深刻的记忆或我们抗拒对此记忆。
她几千年来被装饰的太强大，强大到她的人民还远没有长大。就像一个年幼的生活在父母无所不能神话中的孩子面对猝死的父母，他还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对心中的神去理想化。
因而，这样被创伤的孩子会运用原始的心理防御，将自己复制成死去的父母继续父母无所不能的神话。这种现象心理学上被叫做哀伤的无能，即不能去哀悼更不可能去埋葬。
在这样的哀伤中，生者要遭遇存在的焦虑，这在当代人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因为西方个人价值的意识已随着国门的开放进入了你的心田，这让当代的国人多一分“我是谁”的不安，笔者认为这是浮躁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哀伤中，生者做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回到丧失前的状态。在生理上是种肾上腺分泌亢进的表现，注意力是专注而狭窄的，时空上是向后，向过去而不是向前、向未来的。是精神上的燥狂相，这是浮躁的另一个心理原因。
复辟到全能的动力和偏执能创造许多的神话，我们不难看出创伤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
但是，终极目标如果仅是找回那个相像中的乐园，创伤将被又一次重复。要让创伤保持推动进步的功能而又能突破瓶颈，不返回出发点，一个重要步骤是：埋葬已死去的，去哀悼全能的神话，去接受我们是人而不是神的悲伤。深刻的悲伤会是治疗浮躁的良方。当我们将人真正当人而非神时，我们的视野将会放得下人性中的好与坏。我们因而将健全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法治而不是人治上。一个告别了过去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开放和向着未来的人，才可能有一个新开始。
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英雄情结不可能建立如今的财富辉煌。在建立辉煌的同时也难免不缔造个人的神话。请问你对这种被放上神坛有警惕吗？
被放上神坛实际上是种攻击性的表达，从此你不再是你自己，你被这种魔咒所左右并最终被吞噬。完成个人心理的现代化，具备从自恋发展到他恋的两个基本前提是走出悲剧的唯一出路。当你完成了这些个人心理的现代化时，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你，就具备了继续发展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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