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社会背景
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以某种方式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和生活方式一代代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条件。文化传承和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化”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涉及人类共同体如何接受先前的社会创造出的文化财产,后者则着眼于个人如何通过对人类文化的接受从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
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逐渐开始面临挑战。自17世纪起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遍及全球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体系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日益明显可见,以致我们常常能够从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之间发现明显的差异、隔阂乃至冲突。早在40年代末,对社会文化变迁怀有浓厚兴趣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对这种被称作“代沟”的现象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杰弗里·戈诺注意到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去,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G.Gorer,1948,Chapterland2);费孝通则描绘了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所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费孝通,1981:117)。自那以后,描绘这种冲突或曰以社会生活中的“代沟”现象为主题的研究著述不断涌现(C.A.Reich,1970;I.Bates&G.Riseborough,1993;J.E.Norris&J.A.Tindale,1994;张永杰等,1988;周怡,1994)。
亲子冲突的出现,预示了单向的由父及子的传统社会教化或文化传承模式的危机。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以及面对这种变迁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亲代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注意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晚辈)反过来对施教者(长辈)施加影响的现象。这种“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速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不仅文化传承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亘古不变的文化传承的方向和形式也有了变化。
最先出色地描述这种变化的,是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1970年,在风起云涌的美国青年“大造反”运动结束之后,她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主要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通过对三种文化模式尤其是后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M.米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M.米德,1987: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