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心理学之父海因兹·哈特曼(1894-1970) 即是蓝图的最主要的设计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追逐幼儿期目标和渴望的过程中,发掘出来一些心理史前遗迹,但没有加以深究,哈特曼像安娜·弗洛伊德一样,对这些遗迹很感兴趣。然而,与弗洛伊德女儿不同的是,哈特曼拾在手中的远古长矛并没有唤起他对战争的想象,也没有使他对防御策略感到着迷。哈特曼超越了冲突,思考的是这些发现本身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技术意义。矛头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用金属焊接的?哪些人参与了这一创造?那些远古人类还有什么其他力?他们还铸造出钱币了吗?他们的社会团体怎样行使日常功能?不能只通过研究战争来理解一个国家。这一关注点的转移看似简单,但却强烈地影响了精神分析的进程,展开了对正常发展的关键过程及其演变的重要研究。
哈特曼的贡献拓宽了精神分析的关注视野,从心理病理到人类普遍发展,从一种孤立的、自成一体的治疗方法,变成通行于多学科间的一种思维方法。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哈特曼不得不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面扩展精神分析的问题范围,一面保存弗洛伊德学派认定的精神分析本质方法。沙利文等人际学家像哈特曼一样,强调环境在人格塑造中的影响,但沙利文放弃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所以主流弗洛伊德派中不认为他的观点属于精神分析。而哈特曼谨慎巧妙地从拓展和细化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角度发展了自己的创新观点。
在精神分析界,海因兹·哈特曼很适于这个核心开拓者的角色。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颇有声望的家庭,父亲是位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和驻德大使,母亲是一位雕刻家。维也纳以及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家、哲学家、医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络绎不绝出现在他家中,使小海因兹置身于各种绚烂纷呈的文化和思想中。他后来接受了医学和精神科培训,深深敬重弗洛伊德及其贡献;1934 年,他应弗洛伊德之邀参与精神分析工作。但精神分析之外的科学世界也同样剌激和吸引着哈特曼,他对心理学、历史、音乐和哲学都具有广泛兴趣。
哈特曼的奠基式著作《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 1937 年出版于德国)非常抽象,而且大部分是非临床的内容。然而,该书提供了一个支持临床探索、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并最终从理论上支持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目标不再是揭露人类内心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是修复心理结构本身。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和威廉·赖希都曾对理解自我的复杂操作做出过贡献。但在哈特曼之前,自我功能一直被局限于心理冲突中来看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最初从根本上是自我关注的,全神贯注于内部的张力和感觉,而并不指向外部现实。幼儿只是慢慢开始意识到,寻求快感的白日梦幻想并不能消除阵阵袭来的饥饿。他不得不懊恼地处理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的砖墙”,强制自己适应。就像拍击新生儿背部能使他开始呼吸一样,外部世界的苛刻迫使幼儿最终意识到外部现实的存在。弗洛伊德认为这种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有目的的行动和更高级的思想(次级加工[secondary process] ,与初级加工[primary process] 相对应,后者是以幻想为基础的愿望实现)最终得以发展。幼儿不得不进行思考,做出实际回应,以避免增加本能压力。这一心理发展模型为设计经典治疗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不满足(例如,不回答病人的提问)以及解译性对峙的目的是,迫使病人公开本我为寻求满足而产生的幻想,使之暴露于意识的检查之下,得到分析性解译,由此转换为更现实、成熟的思考方式,以增强自我功能。“有本我的地方就应该有自我。这是一场文明教化,与排空须德海铃并无二致”(弗洛伊德, 1933 ,第80 页)。
哈特曼的人类发展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图景。他和弗洛伊德一样,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中获得灵感,但他吸取的是达尔文理论中的另外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