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质,我们知道什么?
作者: 杰罗姆·凯根 / 3958次阅读 时间: 2016年1月02日
来源: 《天生气质》 标签: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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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独特的生理特点和气质类型。即使那些在受孕期间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在其诞生后的9个月里也是不同的,因为孕期的任何偶然事件都会影响他们的特征。任何两个来自不同家庭血统的个体分享同一组8个基因的概率不到百万亿分之八,这意味着如此偶然的事件是不可能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那些似乎属于不同气质类型的行为,如易怒、微笑、躁动等都会涉及多个来源。因此,采用麦克休的策略把大多数的行为偏好解析为几种关键的特征类型是十分有必要的。

气质的分类

气质分类的一种方法依赖于3个标准: (1)气质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大脑中的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大脑的一些结构特征; (2) 主要是因为遗传基因还是因为产前或者是产后初期的一些事件的影响; (3)气质的生物基础究竟是和情绪兴奋性密切相关的大脑边缘系统组织还是监管冲动行为的大脑额叶?如果我们把每种特征分为两部分:神经化学性或神经生理性;遗传或非遗传;情绪兴奋性行为或冲动行为,可以将气质分为8 种类型(见表7. 1)。

表7.1

 

神经化学性

神经生理性

 遗传非遗传遗传非遗传
激起情绪1234
控制冲动5678

第二章描述的高低反应性婴儿可归类到第1组(神经化学性、遗传性、影响情绪兴奋性)。被玛丽·罗斯巴特(Mary Rothbart) 称为“规矩类气质”的将会被划分为第5 组(神经化学性、遗传、和冲动性行为控制相关)。那些被诊断为多动症或品行障碍的儿童有一些也可被划分到第5 组,但是其他的属于第6 、7 、8 组。当然,那些没有任何生物依据被诊断为社会焦虑或是多动症的人不属于这8 种类型的任何一种。我们的研究任务是通过整合生物证据、测试结果和在自然情景下观察到的行为等,将对每种气质类型的描述填充到8 个不同的小格子当中。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完成,那就可以让制药公司研发新药物来治疗相应的抑郁或焦虑症患者,甚至可使心理治疗师也能够考虑一种病症具体的气质性或经验性根源。

我们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就是不能判断出不同人格特点的个体的气质类型,因为我们不知道哪种分子或基因对人的气质类型有影响。个体所拥有的气质类型模式就像是被一杯甘油分解了的一滴黑墨水,而再也看不见了。

我们也不知道每组类别中个体的行为和情绪的反应范围,而且对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以及生活经验是如何影响人的气质类型的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预测,任何一位专家都不可能告诉父母他们的新生儿到底遗传了哪种非凡的气质。当一种器质性遗传病非常少见(发生的概率不到1 %) 时,目前的生物检查方法经常会犯错,这是因为罕见事件是很难预测的。比如,2009 年每四百万分之一的美国新生婴儿会被诊断出患了50种由一个未知基因所引起的罕见疾病中的一种,这一检测的错误率将会达到98%。这一结果意味着,大约有1200个新生儿患这类疾病,然而事实上最终只有18个确实有症状。

社会阶层

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第三章中提到的观点,即儿童成长所处的社会阶层将会对其与以上8种气质类型中的任意一种相关的成年期气质产生显著的影响。每个社会中成员的权力、地位、财富或特权都是不同的。那些认为自己所拥有的特权比较少的人会更容易焦虑、嫉妒、愤怒、自我怀疑或兼具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上述情绪。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 是一位在贫困的犹太移民家庭中长大的哈佛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曾被质疑是否有权力谈论那些深奥的问题。他曾写到:“一个来自布鲁克林和东弗莱布许地区犹太人小村子的令人厌恶的家伙居然在谈论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这难道不是很滑稽吗?”而出身特权阶层的伯特兰·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 就不会遭遇这种质疑。

麦克休划分的第2,3,4系统(分别与严重的大脑异常、焦虑或抑郁的气质倾向或影响行为冲动性的气质倾向有关)中的精神疾病在经济收入较低人群中的流行性水平较高,而且如果这一地区或城市中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公平的话,有关这种流行性会更高。社会阶层的作用甚至可以和儿童期所受的虐待经历的影响相比。那些受到严重虐待或被忽视的儿童罹患抑郁症的风险要高于大多数的普通儿童,而且这种风险与生活在弱势阶层家庭、但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被忽视的儿童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几乎一样大(比例分别为21%和25%) 。这一事实并不是说童年时期的受虐经历不重要,而是说这种经历和与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相关的社会身份对成年期的情绪具有相同的影响力。社会阶层还可以预测接下来的心理治疗的疗效。与患有焦虑症的中产阶级患者相比,药物或心理治疗对患有相同症状的贫困阶层的患者的帮助并不大。

那些因为犯罪而被拘押或者被诊断为有学习障碍的年轻人大多来自经济收入居于社会最底层的1/3的家庭,他们居住在贫民社区中而且就读于条件较差的学校。我们通常给这些青年进行药物治疗,而不是去投资改善学校和社区的设施,也不是雇用好老师去教育这些努力向上的孩子。可是,如果一个大城市的某一区域报告有病疾发生,那么公共健康部门的官员应该去净化这一地区供应的水资源而不是在病人生病时给予药物治疗。

令人惊讶的是,就连一个人的声音都会受到其交谈对象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即使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改变。两位科学家分析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 对25位嘉宾的访谈记录,当他的访谈对象是一位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人物时,例如比尔·克林顿,他就会去迎合克林顿的音高、语调、话语节奏等。而当他访谈一名平凡的人物时,比如丹·奎尔(Dan Quayle) ,这时候丹就会去迎合金的声音。

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各种界限来规范成员可能的行为、意图和情绪反应,就好像设置栅栏来圈住牛群一样。尽管大多数青年人都知道在交响乐团中有很多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在大学中有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但是那些家庭贫困的青少年认为,自己能够成为职业的大提琴演奏家或天体物理学家的比例要远远小于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青少年。同时,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职业拳击手或橄榄球运动员的比例会更小一些。

散居在加拉帕哥斯群岛上的14种鸣雀的变异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14 种鸣雀不仅在颜色、大小、鸟暖的形状等通过遗传获得的特征方面存在差异,而且雄鸣雀的叫声也同样存在差异,叫声的差异会影响所选择的配偶。但这种叫声的细微差异并不是因为遗传因素造成的,而是在早期的发展中习得的。同样,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成长起来的个体面临着不同的成长经历和教育机会,这都会影响他们对职业和配偶的选择。但幸运的是,发达和不发达的人类社会之间的屏障要远比不同鸣雀之间的生态屏障更容易渗透。

历虫和文化

个体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文化也会影响不同气质类型的个体的心理特点。基于信息而不是农业或制造业发展,使得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时带来了技术、公共教育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从而造就了特殊的信仰、价值观和情绪的组合,而这一切在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些居住在洛杉矶的伊拉克移民所体验的孤立感与6世纪时玛雅人把年轻女子投进深井中来取悦上帝析求降雨时的情绪体验,都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心理状态。从1929年至今的《纽约人》(New Yorker) 杂志漫画的主题也揭示了让这本杂志的中产阶级读者困惑的各种思潮的历史变迁。从1929年到1955年的漫画讽刺了懒惰的富人、常春藤联盟毕业生以及诱奸年轻女孩的老家伙。从1955年到现在,讽刺的对象变成了女性利己主义者、职业倦怠者、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质疑者和对现代生活感到倦怠的精神空虚者,而这样做在1929年被认为是极其无礼的。1992年的一幅漫画描述的是一群被栅栏圈起来的穿着考究的年轻男士,栅栏外的一名男子指着他们说:“这些MBA 6周以后就可以上市了。”另外一幅则描绘的是一名妇女把3个垃圾袋放在了马路边上的垃圾回收箱之后走进了屋子。前两个垃圾袋里分别装着废旧瓶子和纸,而第三个里面装着一个男人。

19世纪的日记作家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 和小说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 很可能具有同一种与抑郁情绪有关的气质类型。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因此他们对自己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出生于1912年的契弗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认为他的抑郁症状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家庭生活经验。
而出生于1848年的爱丽丝·詹姆斯比弗洛伊德还早出生了8年,因此,她认为自己的抑郁情绪是遗传的,而并没有指责父母的行为给她所带来的不愉快。如果一名与爱丽丝具有相同气质的女性生活在以下3个环境之中,完全可能产生3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1) 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聚居的小镇; (2) 中世纪法国的小村庄; (3) 当代的芝加哥。

我曾是20年前在华盛顿举办的科学大会的众多报告人之一。在我做完有关气质的报告之后,一位年长的生物学家做了上午的最后一个报告,回到他的座位上之后,他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共进午餐。我们找了一个远离喧嚣的小饭馆,在那里他告诉我,我的报告改变了他对自己极易罹患焦虑症的看法。他小时候非常害羞,青少年时也很内向,在给观众做报告之前他一直非常焦虑。和契弗一样,他曾一直认为自己的这一情绪弱点是他父母的行为和人格特点造成的。我的报告使他相信了对这一缺陷的另一种解释。他可能遗传了一种与高反应性儿童相类似的气质类型,他已经做好准备去承认这一点。因为对个人情感缘由的解释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因此,这位生物学家所接受的新观点很可能会减少他在家里发脾气的次数,当面对更多的观众讲话时,能够更加平静的接受自己的这一有关不确定性的缺陷。

历史事件既可能使具有某种特殊气质类型的个体更容易适应自己所处的社会,也可能会使其更加难以适应。过去8000 年影响高、低反应性气质类型的历史变迁包括: (1)与追求家庭或社会团体的满意相比,更加强调追求个体的满意;(2)需要与陌生人进行交往;(3)需要与同伴进行竞争;(4)采取冒险的行为方式比不冒险的方式更有益。这些情境的变化使得高反应性的儿童更加难以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使得低反应性的儿童更容易适应。也许这就是在高加索人当中低反应性婴儿是高反应性婴儿数量2倍的原因。这种情况在生物界也有诸多例证。例如,当加拉帕哥斯群岛气候发生变化而使得植物种子变得更大时,小嘴的鸣雀很难将其啄开,因此那些遗传了大嘴的鸣雀数量迅速增加,而小嘴的鸣雀的数量显著下降。

然而当前对于基因在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方面的作用的大肆宣传减弱了高反应性气质的个体由于胆怯而背叛朋友和家人时所体验到的内疚感。同样的历史条件也使得有低反应性气质的个体比几世纪之前具有相同气质类型的个体更容易变得冷酷、自私和具有攻击性。高反应性和低反应性气质都是利弊平衡的,高反应性气质不大会造成个体长期的紧张,而低反应性气质的危险性却会更高一点。因此,重点并不是具有高反应性或低反应性气质的个体哪一个总是适应得会更好,相反,每一种气质类型是否能够更好地适应取决于个体所处的具体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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