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类型。即使那些在受孕期间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在其诞生后的9个月里也是不同的,因为孕期的任何偶然事件都会影响他们的特征。任何两个来自不同家庭血统的个体分享同一组8个基因的概率不到百万亿分之八,这意味着如此偶然的事件是不可能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那些似乎属于不同气质类型的行为,如易怒、微笑、躁动等都会涉及多个来源。因此,采用麦克休的策略把大多数的行为偏好解析为几种关键的特征类型是十分有必要的。
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独特的生理特点和气质的分类
气质分类的一种方法依赖于3个标准: (1)气质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大脑中的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大脑的一些结构特征; (2) 主要是因为遗传基因还是因为产前或者是产后初期的一些事件的影响; (3)气质的生物基础究竟是和情绪兴奋性密切相关的大脑边缘系统组织还是监管冲动行为的大脑额叶?如果我们把每种特征分为两部分:神经化学性或神经生理性;遗传或非遗传;情绪兴奋性行为或冲动行为,可以将气质分为8 种类型(见表7. 1)。
表7.1
神经化学性 | 神经生理性 | |||
遗传 | 非遗传 | 遗传 | 非遗传 | |
激起情绪 | 1 | 2 | 3 | 4 |
控制冲动 | 5 | 6 | 7 | 8 |
婴儿可归类到第1组(神经化学性、遗传性、影响情绪兴奋性)。被玛丽·罗斯巴特(Mary Rothbart) 称为“规矩类气质”的将会被划分为第5 组(神经化学性、遗传、和冲动性行为控制相关)。那些被诊断为多动症或品行障碍的儿童有一些也可被划分到第5 组,但是其他的属于第6 、7 、8 组。当然,那些没有任何生物依据被诊断为社会焦虑或是多动症的人不属于这8 种类型的任何一种。我们的研究任务是通过整合生物证据、测试结果和在自然情景下观察到的行为等,将对每种气质类型的描述填充到8 个不同的小格子当中。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完成,那就可以让制药公司研发新药物来治疗相应的抑郁或焦虑症患者,甚至可使心理治疗师也能够考虑一种病症具体的气质性或经验性根源。
第二章描述的高低反应性我们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就是不能判断出不同人格特点的个体的气质类型,因为我们不知道哪种分子或基因对人的气质类型有影响。个体所拥有的气质类型模式就像是被一杯甘油分解了的一滴黑墨水,而再也看不见了。
我们也不知道每组类别中个体的行为和情绪的反应范围,而且对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以及生活经验是如何影响人的气质类型的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预测,任何一位专家都不可能告诉父母他们的新生儿到底遗传了哪种非凡的气质。当一种器质性遗传病非常少见(发生的概率不到1 %) 时,目前的生物检查方法经常会犯错,这是因为罕见事件是很难预测的。比如,2009 年每四百万分之一的美国新生婴儿会被诊断出患了50种由一个未知基因所引起的罕见疾病中的一种,这一检测的错误率将会达到98%。这一结果意味着,大约有1200个新生儿患这类疾病,然而事实上最终只有18个确实有症状。
社会阶层
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第三章中提到的观点,即儿童成长所处的社会阶层将会对其与以上8种气质类型中的任意一种相关的成年期气质产生显著的影响。每个社会中成员的权力、地位、财富或特权都是不同的。那些认为自己所拥有的特权比较少的人会更容易焦虑、嫉妒、愤怒、自我怀疑或兼具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上述情绪。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 是一位在贫困的犹太移民家庭中长大的哈佛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曾被质疑是否有权力谈论那些深奥的问题。他曾写到:“一个来自布鲁克林和东弗莱布许地区犹太人小村子的令人厌恶的家伙居然在谈论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这难道不是很滑稽吗?”而出身特权阶层的伯特兰·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 就不会遭遇这种质疑。
抑郁症的风险要高于大多数的普通儿童,而且这种风险与生活在弱势阶层家庭、但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被忽视的儿童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几乎一样大(比例分别为21%和25%) 。这一事实并不是说童年时期的受虐经历不重要,而是说这种经历和与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相关的社会身份对成年期的情绪具有相同的影响力。社会阶层还可以预测接下来的心理治疗的疗效。与患有焦虑症的中产阶级患者相比,药物或心理治疗对患有相同症状的贫困阶层的患者的帮助并不大。
麦克休划分的第2,3,4系统(分别与严重的大脑异常、焦虑或抑郁的气质倾向或影响行为冲动性的气质倾向有关)中的精神疾病在经济收入较低人群中的流行性水平较高,而且如果这一地区或城市中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公平的话,有关这种流行性会更高。社会阶层的作用甚至可以和儿童期所受的虐待经历的影响相比。那些受到严重虐待或被忽视的儿童罹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