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00074）
摘 要：自Tversky 和Kahneman 提出锚定与调整启发式以来，锚定效应在不同领域判断与决策研究中得到广泛验证，提出了不同类型的锚定效应、多种研究范式、心理机制的不同理论观点，以及锚定效应作为有关心理现象的内在作用机制。文章阐述了锚定效应的最新研究进展，提出应深化对锚的种类和形态研究，以丰富的技术手段发展锚定效应神经心理机制研究，系统地进行锚定效应影响因素研究，深入探讨锚定现象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正负面影响以及锚定效应与其他有关心理现象间的关系。
关键词：锚定效应；判断；决策
分类号：B842; C93
1 锚定效应的提出及相关实验证据
1.1 锚定效应的提出
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下，判断与决策的结果或目标值向初始信息或初始值即“锚”的方向接近而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Tversky 和Kahneman（1974）通过实验发现，在不确定情境下，人们对于数量的估计出现了向锚值趋近而产生偏差的现象。在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所占的比例，给每位被试一个随机的数值，首先要求被试对于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所占的比例是高于还是低于这个数值作出判断，随后要求被试对所占比例的具体数值进行估计。其中，给被试的数值是通过转动幸运轮盘随机获得的。结果显示，从轮盘上得到数字10 和65，并分别以此为起始点作出估计的被试，其估计数值的中位数分别是25%和45%。即使被试认识到轮盘上转出的数值是随机的，与面临的判断任务无关，却依然出现了目标值估计受锚值影响的现象。Tversky 和Kahneman 在实验基础上提出了锚定与调整启发式（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的概念，将锚定效应作为人们判断与决策中启发式策略的一种形式和机制。人们采用锚定与调整启发式作估计时，是以锚值为起点进行调整而产生最终答案的，而锚值有可能是问题表述的一种暗示，或者是部分的计算结果，由于从锚值向目标值的调整往往是不充分的，因而产生了估计偏差。
1.2 锚定效应的多领域验证
锚定效应在众多领域判断与决策问题的研究中得到验证，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如促销广告用词对购买数量决策的影响，到风险预测性问题，如估计股市指数的变化；从一般知识性问题、博彩估计问题、法律判断问题、协商谈判问题、价格估计问题，到自我效能评估、软件评估问题等，许多研究沿用并发展了Tversky和Kahneman的研究框架，将研究扩展到现场实验和真实情境中，从不同角度证明锚定效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十分活跃又难以消除的判断偏差。
例如，一项以艾滋病毒携带者及内科医生为被试的研究，考察无关锚值对于患者及医生进行选择任务的影响，结果显示，双向无关锚值对于艾滋病毒携带者判断由于避孕失败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对于内科医生判断病人患肺部栓塞的概率均具有显著影响（Brewer, Chapman, Schwartz, & Bergus, 2007）。一项关于法庭惩罚性标准评估的研究发现，随着提供的惩罚金和补偿金额度上限锚值的增长，被试评估的金额数量及变化幅度均在增长，显著高于未提供任何数量参照的控制组（Robbennolt & Studebaker,1999）。另有一项关于购买者估计销售价格的锚定效应与参照点效应的研究显示，主观锚定点低于建议销售价格的被试给出了更低的销售价，主观锚定点高于建议销售价格的被试给出了更高的销售价；在参照点实验中发现，被试是以建议销售价为锚定点，建议销售价与市场评估价共同影响被试所预期的获益或受损的定价（Kristensen & Garling, 2000）。一项关于态度转变中锚定效应的研究显示，极端锚值对于判断的影响要大于适中锚值的影响（Wegener,Petty, Detweiler-Bedell, & Jarvis, 2001）。又如，一项关于美日商务谈判者出价时间选择与功能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中发现，在美国谈判者中，出价时间较早会导致行为锚的形成，并影响进一步的探讨及达成共赢（Adair & Weingart, 2007）。
1.3 关于减少锚定效应负面影响的实验发现
随着锚定偏差在许多领域中的验证，人们越来越关注减少锚定效应负面影响的途径和方法。Koehler 在一项关于假设产生与判断自信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仅仅对假设进行评价的被试比自发产生假设的被试出现更高水平的过度自信，Chapman 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发产生的锚比实验者给予的锚带来的偏差要小（Chapman & Johnson, 2002）。Epley 等人认为，如果采取适当的方法，锚定效应可能不会彻底消除，但能够明显减少。应根据锚的种类及偏差产生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方法减少偏差，如可以采取“反向思维”策略矫正外部锚效应（Epley& Gilovich, 2005）。Mussweiler 在一项以汽车技师和经销商为被试的实验中验证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其中，要求一组被试判断二手车是否以某一价格出售更合适，要求另一组被试判断某一出售价格是否不合适，结果轿车的实际估价在后一种条件下比前一种条件下受建议销售价的影响要小（Mussweiler, Strack, & Pfeiffer, 2000）。Paritosh 等人提出了“类比的锚”（analogical anchors）与因果调整（causal adjustment）的思想，通过建立类比估计的计算机模型，验证了类比锚对于减少人们判断中锚定偏差的有效性（Paritosh & Klenk, 2006）。
2 锚定效应的类型与研究范式
2.1 经典锚定效应：语意启动范式
Tversky和Kahneman的锚定效应研究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传统锚定效应或经典锚定效应，这主要是针对其研究范式而言。经典锚定效应的研究采用两步范式（two-step paradigm）（Epley & Gilovich,2005），即先要求被试对于问题情境下需要作出估计的未知目标值是高于或低于某一个锚值进行判断和回答，第二步要求被试估计出目标值的绝对数量。例如，在Jacowitz和Kahneman（1995）的研究中，首先要求被试考虑密西西比河是长于还是短于5000米，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接着，再让被试判断密西西比河的具体长度。由于两步范式是从问题的背景内容为起点呈现给被试的，有关研究证明了两步范式的语意启动（semantic priming）效应，因此又被称为语意启动范式（Wong & Kwong, 2000）。截至目前，有相当数量关于锚定效应的研究均采用了这一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也被作为标准的锚定范式（standard anchoring paradigm）。
2.2 基础锚定效应：数字启动范式
基础锚定效应（basic anchoring effect）的研究视角，是在对经典锚定效应研究的审视中产生的。Wilson 等人提出，在传统锚定效应的研究框架下，由于让被试进行锚值与未知目标值之间进行外显的比较，接着给出估计值，而证明了锚定效应的存在，但其中有可能是因为简单的数字呈现导致了人们的判断偏差。为此，他们采用数字启动（numericalpriming）范式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考察了单纯的数字呈现下的锚定效应，如以随机分配给被试的ID 号以及“笔迹学实验”中让被试抄写数字等材料启动，不要求被试将上述有关数字与判断任务中的未知目标值作比较，结果发现被试对问题（如，估计电话号码簿中内科医生的数量）目标值的判断依然受到了启动数字的影响，从而证明了单纯数字呈现下的锚定效应，并称其为基础锚定效应（Wilson, Houston,Eitling, & Brekke, 1996）。Wilson 等人的研究还进一步提出，相对于经典锚定效应的实验而言，锚定效应是一种在自然情境下更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心理加工过程。Brewer 等人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和扩展了Wilson 等人的研究结论（Brewer & Chapman, 2002），但也有实验结果表明数字启动的锚定效应是较弱且不稳定的（Strack & Mussweiler, 1997）。
2.3 潜意识锚效应：阈下启动范式
许多研究显示，即使是在没有可供外显比较的锚的情况下，锚定效应依然发生。针对这一现象，Mussweiler 等人提出了新的设想，即一个潜在的锚如果快速呈现给判断者，是否会产生锚定效应，数字估计是否受到无意识觉察下的锚（subliminalanchoring）的影响。他们采用阈下启动（subliminalpriming）的方式，向被试呈现一个潜在的锚值，考察被试数量估计中的锚定效应（ Mussweiler &Englich, 2005）。在系列实验中，采用无意义字母串和字符串作为掩蔽刺激，控制启动锚值与掩蔽刺激呈现的时间间隔，分别以15ms、33ms两种时间间隔第17 卷第1 期 判断与决策中的锚定效应 -39-呈现，要求被试对埃菲尔铁塔的高度、中型轿车的均价等知识性问题及价格估计问题进行判断。结果表明，实验中所操纵的阈下锚值确实影响了被试作判断，被试估计的目标值向锚值方向偏离。在Mussweiler 等人验证了潜意识锚效应的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对于数字标准即锚的感知与通达必须达到某一个确定的阈限以上，才会产生锚定偏差（Brewer & Chapman, 2002）。
2.4 自生锚与实验者锚的锚定效应：基于控制论思想的研究范式
自生锚（self-generated anchoring）指被试在不确定情境下进行判断时自发产生的内在的锚值。实验者锚（experimenter-provided anchoring）指由实验者提供的外在的锚值，亦即经典锚定效应中的锚。自生锚与实验者锚的概念与实验范式是在研究锚定效应发生机制的过程中提出的。早期的观点认为，锚定效应是人们在作判断时从锚值向未知目标值调整不充分而产生的，但是这一观点在标准的锚定范式下没有得到相关研究证据的支持。Epley 等人提出了自生锚与实验者锚的分类，将个体自发产生的锚值引入到锚定效应的研究中，通过操纵自生锚与实验者锚的实验情境，验证“不充分调整”启发式（Epley & Gilovich, 2001）。他们借鉴了控制论的思想，认为调整过程遵循由Miller等人提出的“检验-操作-检验-停止”（test-operate-test-exit）范式，针对这一范式，设计了相应的实验程序，要求被试回答一组知识性问题（如，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的时间，等），进而把被试对目标值估计时认为合理的数值范围也作为实验分析的重要变量，揭示了被试判断时调整的过程和范围，从而取得了“不充分调整”启发式心理机制的证据（Epley & Gilovich, 2006）。
在上述各种锚定效应的研究基础上，特别是基础锚、阈下锚效应在重复验证中的不稳定倾向及其在生态性上的欠缺，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更贴近现实的锚的形态研究。如Jasper等人采用经典锚定范式呈现锚值的同时，进一步针对锚值向被试提供了一条可靠的信息资源，结果显示，附加了信息资源的锚定效应产生了变化（Jasper & Christman, 2005）；Janiszewski等人在新近的研究中通过实验对比了锚值的不同精确度对锚定效应的影响（Janiszewski &Uy, 2008），结果显示，相对于粗略的锚值（roundanchor），精确的锚值（precise anchor）被表征在具有更精细分辨率的主观尺度上，调整在这个主观尺度上反复进行，则导致了对精确锚值的较小的调整，出现了更大程度的锚定偏差。
3 锚定效应的心理机制
3.1 选择通达模型
Strack和Mussweiler从信息的情境效应等社会认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选择通达模型（selective accessibility model，SA），并通过标准锚定范式下的实验验证了该模型对锚定效应心理机制解释的合理性（Mussweiler & Strack, 1999, 2001,2002; Mussweiler, 2001,2002）。他们提出，当人们面临标准范式下的判断问题，一种情况是确切地知道目标值，如，一个人知道密西西比河的长度是2350米，那么可以直接从记忆中提取信息准确予以回答；第二种情况是虽然不知道确切的目标值，但是可以通过对目标值类别知识的提取和加工进行估计，而这时只有当锚值在类别知识的边界之外，类别知识才能在判断中有用；第三种情况是既不知道确切的目标值，也不能简单地运用类别知识进行判断，那么判断者必须要进行更为复杂的认知操作并形成一种SA心理模型。认为与锚相一致（anchor-consistent）知识的选择性通达的增长对锚定效应起到调节作用，当回答锚的比较问题时，判断者进行正性的假设检验加工（hypothesis testing），即假设锚可能就是目标值，判断者试图通过确认假设而检验假设。例如，当判断者思考“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的比例是高于还是低于65%”时，从实际比例有可能就是65%的假设检验入手，积极搜索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于是与锚一致的关于目标值的知识很容易地从记忆中提取出来，随后产生的数值的估计就建立在这种知识的基础上。选择通达模型认为锚定效应产生于与锚相一致信息的选择性通达的增长，即在有选择地补充与锚相一致的信息的过程中，锚的暂时表征（temporary representation）在短时记忆中得到建构，由于寻找了与锚相一致的信息，因此锚的表征中随即包含了偏差信息，进而影响了后续的判断。这种选择性通达的信息需具备两个至关紧要的特征，即信息的可利用性和代表性。Mussweiler等人还通过实验分析了类别知识和样例知识在解决锚定任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对SA模型进行了验证（Mussweiler & Strack, 2000）。
3.2 不充分调整启发式模型
锚定效应产生自不充分调整， Jacowitz 和Kahneman（1995）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解释，调整过程往往有一个可接受的范围，由于调整过程在可接受的边界上下终止了，即从追求准确的立足点出发不充分地矫正了锚值的影响，而产生了判断偏差。为了证明这一观点，Epley等人进行了自生锚效应和实验者锚（或外部锚）效应的区分。外部锚是由实验者或其他外部资源提供的，对于处于不确定问题情境下的判断者而言，即使外部锚再离谱，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而自生锚则相反，判断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生锚是错误的，即自生锚与目标值之间有差距，因此，判断者不必去考虑锚是否就是目标值，不具备搜索与锚相一致信息即选择通达的动力。这种自发产生的内在锚值简化了原本更为复杂的评估过程，启动了一个序列调整的加工过程，这一过程是跳跃式的而不是滑动式的调整，当判断者感到“满意”，调整即停止（Epley & Gilovich, 2001）。例如，人们可能不知道丰田凯美瑞汽车下个年度的价格，但是可能从当年的通货膨胀模型进行调整；可能不知道世界上第二高峰的高度，但是可能从为人所熟知的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进行调整。Epley等人在初期的实验中，对产生和使用自生锚的被试进行有效鉴别，将自生锚与实验者锚的被试对知识性问题的判断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不充分调整”的观点。在近期的实验中，Epley等人通过被试的自生锚值、目标估计值、可接受的估计范围等多个变量，考查不充分调整的过程，实验结果显示，被试估计值的平均数小于估计范围中位数。实验结果还发现，警告、时间压力、奖励、认知负荷、认知需求等因素对内生锚效应影响显著，对实验者锚效应影响不显著（Epley & Gilovich, 2004，2006）。
3.3 锚定效应的双重心理过程
Mills认为不是所有判断中的错误和偏差都产生于不充分的努力思考（effortful thinking）。Epley等人从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提出，在许多判断问题的研究中，试图增强努力思考程度的设计，如对判断准确性的奖励或对避免出错的外在警告，对于减少锚定效应是不起作用的，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判断的主导加工过程是自动的、无意识的、不需要努力的，是不可控的。为此，在锚定效应中，存在两个心理加工过程，一个加工过程受到努力思考的系统影响，另一个加工过程不受努力思考的系统影响（Epley & Gilovich, 2005）。对于语意启动的标准锚定范式下的SA模型，其驱动力往往来自自动化的心理加工过程，努力思考的量的操纵对于这种心理过程没有什么影响，这种额外的努力思考所能做的，是引导被试产生了一些证据，用于对“锚值可能即为目标值”的假设的确认，否则这些证据有可能考虑不到。与之相反，自生锚启动了努力思考的心理加工过程，基于自生锚的调整是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因此，被试在回答自生锚的问题时，能够有意识地报告调整中所进行的加工过程，而在标准锚定范式下对于实验者锚的问题回答没有报告出这样的调整过程。相关研究表明，实验者通过减少人们努力思考过程中的能力或动机投入，导致了自生锚调整程度的削减，使锚定效应产生变化，但是在回答实验者锚的问题时，锚定效应没有受到影响。如，当让被试回答自生锚的问题时，加入了一个记忆由8个字母构成的字母串的任务，结果被试给出的回答比没有加干扰任务的对照组被试更接近自生锚。
3.4 锚定效应的神经心理机制
Jasper和Christman（2005）率先对利手强度与锚定效应的关系进行实验研究，以探讨锚定效应的神经心理机制。结果发现，在无信息意义的双向锚值条件下，强利手（strong-hander）被试比混合利手（mixed-hander）被试显示出更大的锚定偏差，但在有信息资源支持的锚值条件下，两者之间没有差异；在锚定启发式的经典乘法任务中，锚值的高低与利手强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混合利手被试在高锚值下给出了更高的估计，在低锚值下给出了更低的估计。该研究进一步借用了有关利手强度与左右脑功能以及元认知的脑机制等研究成果，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认为，由于混合利手的人大脑胼胝体比强利手的人更大，因而左右半球的互动更强，当左脑负责保持现状信念的时候，右脑扮演了唱反调的角色，搜寻、鉴别与现状信念不同的信息，并在必要时强制进行左半球的表征升级，最终促使现有信念的改变；而刺激信息的可信度对于大脑与新信息之间互动的调节作用主要与元认知能力有关，前额叶皮层是元认知能力的神经基础，由于混合利手的人胼胝体较大，特别是在前扣带回区域更为突出，因此混合利手的人大脑左右半球在前额区的互动更强，具有更强的“反观思考”（counterfactualizing）的能力，而“反观思考”即为元认知活动。Jasper和Christman的实验研究结果与他们关于利手强度与框架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是相反的，他们借用有关研究分析了利手强度不同的人锚定效应差异产生的脑机制，但是还没有来自大脑生理指标的直接证据。
4 锚定效应对其他有关心理现象的解释
在研究和揭示锚定效应内涵和发生机制的同时，研究者们将研究视角扩展到锚定效应与其他一些有关心理现象的关系，将锚定效应作为有关心理现象的一种潜在发生机制进行分析和验证，其中代表性的有自我中心偏差、后见之明、偏好反转等心理现象的锚定机制研究。
（1）Quattrone（1982）认为人们从自己的观点为起点进行不充分的调整而导致了自我中心偏差。Gilovich、Epley 和Keysar等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当采用他人观点时，人们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将自己的观点作为起点或判断锚，一方面人们认为他人和自己所见所经验到的世界是相似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不同的动机、信念和背景会导致对相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知觉和解释，因而这个自我锚有时是需要调整去调和自己与他人认识间差异的（Keysar, Barr, Balin, & Brauner, 2000;Epley & Keysar, 2004）。Epley等人采用情景判断材料进行观点采择实验，以检验自我中心偏差产生的心理过程，实验证明，当采用他人观点时，将自己的观点作为起始锚，随后连续而努力地考虑自己与他人观点的差异，跳跃式地调整一定的量并评价所调整的新观点是否与他人的观点相吻合，如果吻合，调整停止；如果不吻合，开始新的与自己观点有更大差异的跳跃式调整，直至达到一个能够调和自己与他人观点的可接受的结果。
（2）关于后见之明的心理机制存在两种代表性的理论解释，Ofir等人采用锚定和调整理论对后见之明偏差的解释认为（Ofir & Mazursky, 1990），人们从给出的结果为起点产生对判断的回顾，并基于元认知的线索从结果锚进行调整。在努力回忆过程中，人们对结果的惊奇程度以及基于元认知信息对原有判断的调整程度不同，从而产生两种调整过程，当人们产生“我应该知道！”的感觉时，基于元认知信息进行较小的调整，而高估他们预言的准确性，从而导致后见之明偏差；当人们感到结果很惊奇，产生“我从来就不知道！”的感觉，元认知信息使人们进行较大的回顾性调整，从而减少后见之明偏差出现的可能性。Ash和Jennifer（2008）以顿悟和多步骤数学题为实验材料，采用琐事任务范式及案例研究范式验证了上述原理，并进一步提出，这一原理与“升级和再判断”（Updating & Re-judging）理论在对后见之明的解释上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分别适用于元认知的判断（metacognitive judgment）及情境的判断（situational judgment）等两种任务类型。
（3）以锚定机制解释偏好反转现象，出现了不充分调整及选择通达两个研究路径。Lichtenstein等人最早从不充分调整模型研究偏好反转（Lichtenstein & Slovic, 1971），认为偏好反转是决策中的反应模式效应，当要求被试提出最低估价时，被试是以两种益损情形中赢的价格为锚进行调整，而要求被试在两种益损情形中进行选择时，被试是以获赢的概率为锚进行调整，因而导致了偏好反转的不对称性。Schkade等人从选择通达模型的概念激活原理出发，采用反应模式的一致性效应解释偏好反转（Schkade & Johson, 1989），认为目标项特征的权重依赖于反应模式，人们对于那些与反应标准相一致的特征给予更高的权重，因此在给彩票估价时，彩票的货币形式被赋予更高的权重，相反地，在评价彩票的中奖可能性时，概率形式被赋予更高的权重，即货币锚影响货币形式方面的判断，锚的形式引发了对相似的目标特征的关注，从而影响了目标判断。
5 锚定效应研究的展望
在回顾和总结锚定效应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关于锚定效应的研究将围绕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入：
（1）对锚的种类和结构的研究
锚定效应研究是在对锚的种类和结构的探索过程中推进的，对于锚的每一种新的认识，均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截至目前，对于锚的种类与结构的认识相对于锚定效应的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初步的。例如已有的锚定研究，如基础锚、阈下锚效应的研究结论还存在差异和分歧；锚的种类研究设计的生态学特征还较为欠缺；对于锚的研究更多地限于数字锚，信息锚的研究还较为欠缺。因此，锚的种类和结构的认识和挖掘依然是锚定效应研究的重点工作。
（2）锚定效应研究范式的创新
多数锚定效应的研究对于锚值的操纵主要限于经典两步范式的实验室情境，材料也多以一般知识性问题为主，研究范式中所涉及的情境因素、判断过程较为单一，与判断、决策的实际情境之间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锚定效应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此外，以往研究很少触及不同类型的锚的内在关系，如关于内生锚与实验者锚的研究主要-42-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年集中在二者分别产生的锚定效应，而在实际判断与决策中，两种锚往往是同时出现并相互作用的，两种锚之间是竞争还是协同的关系，没有研究和回答。因此，需要通过创新研究范式对上述不足予以完善和改进。
（3）锚定效应的神经心理机制研究
关于锚定效应心理机制有选择通达模型、不充分调整模型及双重心理过程等三种理论观点，对于这三种观点特别是锚定效应双重心理过程的理论观点，还需要更加系统的实验验证及来自神经机制方面的证明。目前，关于锚定效应的神经心理机制的研究还很少，有关锚定效应脑机制的解释还是建立在间接分析基础上的，缺乏对大脑生理指标的直接研究。因此，应进一步采用EEG、ERP 、fMRI 及PET 等技术手段，研究人们在执行锚定任务过程中大脑两个半球的功能、激活水平及互动联系等特征。
（4）锚定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
以往关于锚定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散见于有关心理机制的研究中，如在经典锚定效应及自生锚效应的研究中，已不同程度地涉及知识经验、认知负荷、动机等影响因素，新近的研究扩展到了人格因素，如McElroy 等人考察了“大五”人格中开放性水平与锚定效应的关系（Mcelroy & Dowd, 2007），证明了开放性程度高的被试更容易受到锚线索的影响。从总体上看，锚定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而锚定效应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究竟有哪些更为关键和本质的因素对其产生影响，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才能有效地推进对锚定效应规律的认识。
（5）锚定现象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正负面影响正如Harvey（2007）在回顾预测判断研究时提出，“尽管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适应性启发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描述性范式基础上提出的决策启发式，对于预测判断知识的构建依然是有价值的”。在研究锚定效应负面影响的同时，研究者也在关注锚定现象的有效性及其发挥效力的条件。如Harvey认为，当一个变量效用的预测是基于先前同类变量效用的外显信息，人们会采用锚定启发式，对于那些以典型的生态方式呈减速趋势的系列，采用锚定启发式进行的预测是准确的，而对于现代技术社会中一些需要我们通过进化去适应的非典型的环境系列，如金融市场变化等，锚定启发式的预测往往是有偏差的。这一概括是否准确，锚定现象在什么条件下出现正面的影响，还有待更多的研究和验证。同时，在探究锚定效应的产生原因与机制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少锚定偏差，是锚定效应研究的目标之一，但回顾以往研究，关于如何有效地减少锚定偏差的研究结论还较为贫乏，对这一问题需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6）锚定效应与其他有关心理现象之间关系以往研究显示，以锚定效应为潜在心理机制对有关心理现象的解释是部分的、有条件的，如对于后见之明、自我中心偏差等现象的解释，有的限于任务类型，有的仅限于从锚定效应某一种心理机制模型视角的解释，并且实证研究还不够充分。究竟锚定效应作为有关心理现象内在机制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因素是什么，还需要更进一步深入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系统全面的解释模型。
参考文献
Adair, L. W., & Weingart, L. (2007). The timing and function ofoffers in U.S. and Japanese Negoti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Psychology, 92, 1056–1068.
Ash, K. I., & Jennifer, W. (2008). Hindsight bias in insight and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evidence of differentreconstruction mechanisms for metacognitive vs. situationaljudgments. Memory & Cognition, 36, 822–837.
Brewer, N. T., & Chapman, G.. B. (2002). The fragile basicanchoring effect.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5,65–77.
Brewer, N. T., Chapman, G.. B., Schwartz, J.A., & Bergus, G.. R.(2007). The influence of irrelevant anchors on the judgmentsand choices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27, 203–211.
Chapman, G.. B., & Johnson, E. J. (2002). Incorporating theirrelevant: Anchors in judgments of belief and value. In: T.Gilovich, D. Griffin, & D. Kahneman , Heuristics and biases: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pp. 120 – 13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pley, N., & Gilovich, T. (2001). Putting adjustment back in the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 Differential processing ofself-generated and experimenter-provided anchors.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391–396.
Epley, N., & Gilovich, T. (2004). Are adjustments insufficien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447–460.Epley, N., & Gilovich, T. (2005). When effortful thinkinginfluences judgmental anchoring: Differential effects offorewarning and incentives on self-generated and externallyprovided ancho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8,199–212.
Epley, N., & Gilovich, T. (2006).The anchoring-and-adjustmentheuristic Why the adjustments are insufficient. PsychologyScience, 17, 311–318.
Epley, N., & Keysar, B. (2004). Perspective taking as egocentric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87, 327–339.
Harvey, N. (2007). Use of heuristics: Insights from forecastingresearch. Thinking & Reasoning, 13, 5–24.
Jacowitz, K. E., & Kahneman, D. (1995). Measures of anchoringin estimation task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1, 1161–1166.
Janiszewski, C., & Uy, D. (2008). Anchor precision influences theamount of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121–127.
Jasper, J., & Christman, D. S. (2005). A neuropsychologicaldimension for anchoring effects. Journal of BehavioralDecision Making, 18, 343–369.
Keysar, B., Barr, D. J., Balin, J.A., & Brauner, J. S. (2000).Taking perspective in conversation: the role of mutualknowledge in comprehens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32–38.Kristensen, H., & Garling, T. (2000). Anchor points, referencepoints, and counteroffers in negotiations. Group Decision andNegotiation, 9, 493–505.
Lichtenstein, S., & Slovic, P. (1971). Reversals of preferencebetween bids and choices in gambling decisions. Journal ofExperimental Psychology, 89, 46–55.
Mcelroy, T., & Dowd, K. (2007). Susceptibility to anchoringeffects: How openness-to-experience influences responses toanchoring cue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2, 48–53.
Mussweiler, T. (2001). Sentencing under uncertainty: Anchoringeffects in the court room.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31, 1535–1551.
Mussweiler, T. (2002). The malleability of anchoring effects.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9 , 67–72Mussweiler, T., & Englich, B. (2005). Subliminal anchoring:Judgmental consequence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8,133–143.Mussweiler, T., & Strack, F. (1999). Hypothesis-consistent testingand semantic priming in the anchoring paradigm: A selectiveaccessibility mod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35, 136–164.
Mussweiler, T., & Strack, F. (2000). Comparing is believing: Aselective accessibility model of judgmental anchoring. In: W.Stroebe & M. Hewstone(Ed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Psychology. (pp. 135–167). Chichester, England:Wiley.
Mussweiler, T., & Strack, F. (2000). Numeric judgment underuncertainty: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anchoring. Journal of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6, 495–518.
Mussweiler, T., & Strack, F. (2000). The use of category andexemplar knowledge in the solution of anchoring tasks. Journal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1038–1052.
Mussweiler, T., & Strack, F., & Pfeiffer, T. (2000). Overcomingthe inevitable anchoring effect: Considering the oppositecompensates for selective accessibi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 26, 1142–1150.
Mussweiler, T., & Strack, F. (2001). The semantics of anchoring.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6 ,234–255
Ofir, C., & Mazursky, D. (1990). “I could never have expected itto happen”: the reversal of hindsight bias. Organizational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46, 20–33.
Paritosh, P. K., & Klenk, M. E. (2006). Cognitive processes inquantitative estimation: analogical anchors and causaladjustment.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Annual Conference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Vancouver.
Quattrone, G. A. (1982). Overattribution and unit formation: whenbehavior engulfs the pers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42, 593–607.
Robbennolt, J. K., & Studebaker,C. A. (1999). Anchoring in thecourtroom: The effects of caps on punitive damages. Law andHuman Behavior, 23, 353–373.
Schkade, D. A., & Johson, E. J. (1989). Cognitive processes inpreference reversal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Decision Processes, 44, 203–231.
Strack, F., & Mussweiler, T. (1997). Explaining the enigmaticanchoring effect: Mechanisms of selective accessibil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437–446.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New Series, 185,1124–1131.
Wegener, D. T., Petty R. E., Detweiler-Bedell B. T., & Jarvis W. B.G. (2001). Implications of attitude change theories fornumerical anchoring: Anchor plausibility and the limits ofanchor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Psychology, 37, 62–69.
Wilson, T. D., Houston, C. E., Eitling, K. M., & Brekke, N.(1996). A new look at anchoring effects: basic anchoring and itsanteced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125, 387–402.
Wong, K., & Kwong, J. (2000). Is 7300m equal to 7.3km? Samesemantics but different anchoring effects. Organizational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2, 314–333.
Anchoring Effect in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Wang Xiao-Zhuang, Bai Xue-Jun(Research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7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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