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疗法与精神骗术
茨威格的《玛丽·贝克尔》传
--读申菏亮
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本书的名字,而是一本叫作《精神疗法》的三人合传之一,另外二篇分别为梅斯梅尔传和弗洛伊德传。因为喜欢茨威格,喜欢他的小说那种擅长心理描写的风格,常能感到像用医学上的内窥镜探入人心深处那样的新鲜和准确,便想知道在他笔下的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学大师是什么样子。
治疗学说”,不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千百万的追随者,而且其追随者当她还在世时便为她建立了著名的波士顿大教堂,创办了至今还在的“基督教箴言报”,其代表作《科学与健康》在她生前便发行30万册,她身后留下的是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巨额财产。
然而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位“铁硬的美国女人”,她“从一种超感觉的混乱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但这一切与科学无关,与宗教也不搭界,更不是出于人性的伟大和善良。仅仅是因她由于自己的病态,从而对人类的病态看得太透,从而大胆而坚定不移地向人们施以精神骗术的结果。
潜意识对于人的心理状态乃至身体健康有着怎样的影响,认为许多精神疾病来自于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来自于文化对于性的压抑和性的自然要求间的冲突,这些精神疾病有时会导致身体的残疾。他曾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成功地治疗了一位瘫在床上多年的女病人,这种病症后来被称为“癔瘫”,即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却就是无法站立。弗洛伊德把这解释为潜意识在支配,因为在病人自己都无法看到的潜意识当中,她“需要”这样瘫在床上,以获得他人格外的怜悯,照顾,或是躲避某种社会义务。
弗洛伊德向人们揭示了在玛丽·贝克尔生命的前四十年,她便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癔病患者,而且也真的到了瘫痪在床的程度。她于1821年生于美国康科德城附近一个农家,是这家的第七个孩子,从小被娇惯而极具神经质。“还在青春期之前,小玛丽就常常会出现痉挛、抽搐的症状,并且极为易怒。而因为她很快就注意到,在这些时候家里人会给她以特别的温柔和眷顾,她的神经--有意的或无意的,这里的界限很模糊--就越来越经常地突发这些歇斯底里的症状。”直至成年以后,只要人们试图让她做的是她不愿意的事情,她也会“立刻开始她的歇斯底里”,浑身抽搐起来。这种情形只在她获得了满意的婚姻时消失了一年,而随着第一个丈夫不幸病逝,回到娘家的她又故态复萌,让人不堪忍受。后来她的第二次婚姻又以丈夫在南北战争中被俘而结束,她又寄居到姐姐家中,因为生活漫无目的而脾气越来越坏,神经危机也越来越强烈,抽搐和痉挛发作更频,终至瘫倒在床。如果说她这时的瘫痪是装出的,那是不公平的。她也在试图和身体的疾病做斗争,用过各种药物和当时时兴的冷水治疗,但都不起作用。她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肢体麻痹症甚至怀有一种恐惧感,同时也强烈期盼着一种奇迹的出现。
催眠术疗法的钟表匠,天生的聪颖使他领悟到“根本不是那种半梦半醒和被催眠者的话,也不是药片和药水在完成治疗,而仅仅是病人对药片和药水的信任在进行治疗”,于是他将催眠术抛在一边,靠着在精神上解除病人对病痛的幻想和恐惧的方式来治疗他们。他确实治好和缓解了许多病人,渐渐地有了很大名声,而名声越大时,他的治疗效果也就越显“神奇”,以至于他只要“坐在病人对面,用力把病人的膝盖夹在他的双膝中间,用汗湿的手指抚摸揉搓病人的头”,同时以最坚决的方式劝说他们丢弃疾病,就能使病人痊愈。这种方式颇类于我们如今的“发功”一类(后面我会说起二者间的有趣联系),而已陷到绝望的谷底的玛丽正是在接受这样一种神秘方法的治疗后,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何止是站了起来,在她认为奇迹终于出现在自己身上,多年的肢体麻痹已被“治好”之后,出了昆比医生的门就在街上又蹦又跳了。
奇迹终于出现了。一位名叫昆比的医生,正用一种全新的神秘的方法治疗那些连医学也无能为力的病症。说到昆比其人,他其实是一位曾学习和参加真正有意思的是传记的后半段,玛丽从一个患者变成一位治疗大师的过程。玛丽可能也是凭着天性中的聪明,无师自通地觉察到了她的病因和治愈的原因--这原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又由弗洛伊德医生领悟并从心理学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她突然认识了自己,由此也认识了他人,知道了人竟是可以这样地生病和被治愈的,不禁突生一念,由此找到了她的生存意义。
她成了昆比疗法的狂热的宣传者。她走街串巷,现身说法,用粗糙的文笔大写文章,报纸不能发表就在公共场所宣读,她甚至试图自己给人进行这种精神治疗。然而不幸的是她性情太躁,根本无法像昆比医生那样让病人平静下来,因而难有疗效。她身为女人却男性化的身材和面容也让人难有亲切感。在意识到自己作为精神治疗者的这一致命缺陷之后,她便找到一位21岁的青年,向他传授这种“最疑难的病症也不需任何医药”的治疗方法,并且约定在技艺学成和挣到钱之后再向她付款。她本意是想找一个更坚定、更仪表堂堂且年纪再长一些的男人,奈何这样的年长男人却已成熟得不会再相信她的大话,所以既然这位叫肯尼迪的前纸盒厂工人还愿意干,也只得将就了。
玛丽·贝克尔确已掌握了人类心灵的深层秘密。她从昆比医生那里已领会到了精神疗法的基本技巧。她把这些技巧又贯以“基督教科学”的名义(又是基督教,又是科学!多么富有想象的杂糅!),迎合了当时虔信宗教的美国民众的心理。她让她的学生、前纸盒厂工人肯尼迪开设了一个诊所,并大胆地挂出“肯尼迪博士”的牌子。对每位前来就诊的病人,肯尼迪只是用老师传授给他的讲道词宣讲一遍:“人是神圣的,因为神不愿意要恶的东西,所以所有恶的东西,如痉挛和疾病都不会真正存在。这些不过是精神的想象,是一种错觉,人们必须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然后就像昆比医生曾对玛丽所做的那样,用湿润的手指摩挲患者的额头。
我想我该谈谈写这样一篇书评的动因了。是的,这场面我们已太熟悉,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我们的书籍和报刊上已见过太多的“特异功能”的描写,而且多与治病有关。严新,张宝胜,张洪宝,胡万林,还有那个闹腾得中南海都不得安宁的李hong志,他那一伸手便让女患者像机器人似的猛一跺脚的“治疗”,已成为法lun功愚众的经典镜头。是的,我们的一些“大师”,只不过在用一些外国早已玩儿过的把戏--当然我们的古人也早已玩儿过,只是没有人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给予探讨,没把它搞得这么有组织有纲领就是了。那么,这些用“特异功能”或各种名目的疗法给人治病的“大师”们,他们治好过一些人的病没有呢?如果说从来没有,那是不公平的。昆比医生治好了玛丽的麻痹症。玛丽也确实治好过不少美国人的病。不是随便一个骗子就能制造出那种轰动一时让人趋之若鹜的效应的。然而往下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早我们一百多年的美国老太太,经她和她的徒弟用精神疗法治好的病人跟我们那些被各位“大师”们治好的病人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病征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病人,才能不经医院和大夫的诊疗,而只是被奇人一摸额头或喝点“信息水”或服几剂芒硝就霍然而愈呢?
答案并不复杂:那些对自己的健康缺乏自信,本无疾病却幻想出自己有某种病症者;那些虽患某种疾病而机体尚有足够的抵御力,不借助医疗的力量也终可自愈者;以及各种看上去稀奇古怪但病因皆来自潜意识的某种反常状态的疑难杂症的患者,比如玛丽本人四十岁前的那种状况。此外,可能也会有确已患某种致命病症,但在强大的精神暗示的力量支撑下找到了信心,情况逐渐好转而最终痊愈的。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这些患者多属易受暗示的人格,在自己是否生病的问题上易受到身体稍有不适甚至“杯弓蛇影”一类的烦扰,而在治疗上则易受施疗者的名气的影响,其身心感觉会随对方声称已达到的效果而改变。
易受暗示的人格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形成有遗传、环境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复杂原因。而且这跟人的文化程度高低并无必然关系——有的博士、研究员照样迷恋于李hong志的法lun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也热衷于请“大师”们诊病治病,在所谓的带功报告会上手舞足蹈。在日本,麻原札幌的“奥姆真理教”也是利用人的这种心理弱点而征服了一大批高学历人士,使他们甘为教主去放毒气杀人;近来又有被称为“法之华三法行”的一个邪教用所谓看脚相治病的办法聚敛钱财达54亿日元,不少便是学位既高又功成名就的人士捐的。而茨威格这篇传记的主人公玛丽·贝克尔不过是一个没上过正规学校的农家女,却最终成了千百万有知识有头脑的美国人狂热拥戴的活着的神,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是位“几个世纪以来出现在地球上的最有勇气,最男性化,最专横的女人”(作者引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语),她不懂心理学知识却深谙此中道理,成功地做了一名向易受暗示的同胞施法的大师。
所以,麻原札幌也好,福永法源也好,胡万林和李hong志们也好,不过都是步玛丽老太太的后尘,在新时代用了些新的招数和新的名词,以传法和治病为名招徕一大帮信徒,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发明。但若我们从不知玛丽·贝克尔其人,从不懂得仅仅因为大众的人性弱点便可造就出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奇人,强人,如果我们未能就法lun功和神医们竟成气候深究一下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原因,而仅仅是进行政治批判或是向误入歧途的修炼者“送温暖”之类,是很难消除这类邪教巫医们滋生的土壤的。禁了法lun功,没准儿哪天又会有别的什么功冒出来;判了胡万林,张万林李万林们照样还有自己的病人或信徒。
茨威格的这本传记便给了我们这样的警示作用,值得有关领导部门和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士一读。另外,从个人角度而言,即便我们自己是属于易受暗示的性格,如果对心理学的这类知识和对自己的人格类型有所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控制自己,不去上一些这功法那大师的当的。书中有许多治疗手段和场面的描写,几乎如被我们的“大师”们照搬过来(当然他们也许是无师自通,也许是受了其他类似书籍的启示)。读过之后,再面对这类不管换了什么名目的装神弄鬼时就不仅不会相信,而且不发笑才怪。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
附录:给菏永弟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