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五大案例中，“狼人”案例（原名“出自一个幼儿神经症的病史”）是弗洛伊德本人接触的最后一个案例，而且被认为是弗洛伊德记录最详尽的一个。这个案例历时最长，在弗洛伊德所记录的部分之外，患者还在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那里接受了三个阶段的分析。由于患者本人的传记和研究者著述的存世，我们可以有机会从相对客观与实际的角度来审视弗洛伊德对这个案例的研究，来检验弗洛伊德所用精神分析方法的有效性，甚至拷问弗洛伊德本人的人格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但是精神分析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争论其治疗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阶段，作为探究人类无意识领域的一种实践方法和理论，它对整个现代文明已经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作为精神分析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我们面临的任务之一，是批判地继承弗洛伊德所开创的心理治疗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发展适合于我们的时代与社会的精神分析技术，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安宁服务。因此我选择弗洛伊德的这个经典案例，以阅读和翻译的方式来加以初步的研究，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以一个后来人的眼光争取对这个案例的一些方面作一个重新的理解，并将弗洛伊德的思想与他之后最有影响和贡献的精神分析大师拉康与克莱因的某些思想作一个比较，以期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一点贡献，并依靠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来提供一个视角，将精神分析从文化意识的层面回归它实践的本质。
第一部分 关于翻译
我用以翻译的原文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完整心理学著作标准版》第十七卷（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68，即通常所谓的《标准版》），编译者为詹姆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同时部分参考了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和鲁道夫·M·鲁文斯坦（Rudolph M. Loewenstein）编译的《五个精神分析》（Cinq Psychanalyses，1967，法文）。
之所以没有选用德文原著，主要是因为我不通德文，考虑到在较短的准备期内学习德文到能翻译的程度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自己对于接受这种挑战缺乏信心，所以放弃了占有这个权威性上的优势地位的想法。而另一方面，这个英文译本（《标准版》）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长期以来得到了专业领域的公认，认为是弗洛伊德著作的最好的一个译本，而这是与编译者和其支持者的审慎态度分不开的。另外考虑到德语和英语在语源学上的邻近性，作为审慎的翻译，在意义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觉得这个英文译本是可信的，可以作为汉语翻译的原文。英文译者在文本中对个别词汇的注释进一步确证了我的这种印象。
目前国内已有的弗洛伊德著作的中译本，实际上都译自《标准版》，这增加了我对自己使用《标准版》作为翻译原文的合法性的信心。然而中译本中尚没有“狼人”案例的翻译，这也给了我创新的机会。弗洛伊德著作颇丰，《标准版》就有洋洋二十四卷，整体翻译出版是一件浩繁的工作，也许这就是国内的中译本大都比较零散的原因。这些译本往往属于一套丛书的一部分（如《精神分析经典译丛》中的几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或者是弗洛伊德某一领域著作的选译（如《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的《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即使是车文博先生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长春出版社，2004年），也只是按照自选主题选译了《标准版》的一小部分。
尤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精神分析本质上是弗洛伊德创建的一种以心理疾病治疗为缘起的实践方法，而精神分析理论则是在精神分析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但是国内各译本却明显忽略了弗洛伊德的案例著作。目前能看到的案例译本只有“杜拉”案例，如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杜拉”案例[1]和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杜拉”案例。[2]前者似乎是为了出版《性欲三论》而顺便翻译的，而后者则照搬自七十年代台湾志文出版社的作品。近几年还有其它版本出现，有的同样照搬文荣光先生的翻译，有的则以此为基础。台湾的文荣光先生是医生，而大陆方面尚未听说哪位译者是临床工作者。而作为弗洛伊德的经典案例之一，有的版本甚至将它介绍为文学作品（从“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不能不让人为之叹息。
而这种翻译定向上的失误，除了在选题和主导思想上容易误导读者以外，必然导致翻译上的一些不尽完善之处，有时甚至表现为硬伤。如很多译本将“unconscious”翻译为“潜意识”，不仅会在语音平面产生混淆（与“前意识”），而且在字面上也远离了弗洛伊德的本来用意，显然是受到了文学化了的一个词“subconscious”（可翻译为“下意识”）的影响。实际上弗洛伊德使用“Unbewusste”（德语原词）的意思是“不让被意识到的东西”，与“潜在”的意思相差甚远。而中国人对“无意识”的字面理解显然更接近这个原意。
又如“移情”，可以算是通行译法，但是“transference”一词并没有“情”的意思。即使是从意思上来理解，情感也只是在无意识中对象间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由于在各译本文本中强调的就是情感、特别是性爱情感的转移，而这种译法本身在字面上又突出了这一点，所以虽然在文学性故事性上面给人以巨大的想像空间，但实际上却曲解了原意，误导了读者。这也反映了译者对于案例实践的认识不够，而只停留在理论解释的水平上。
众多译本之所以重理论而轻案例，愚以为可能是因为各位编者和译者要么是心理学的理论工作者，要么是哲学、文学方面的研究者，关注点在于精神分析这一在西方文化意识层面上影响很大的心理学理论（而后经文哲方面的影响才引入中国），所以主要是文、哲导向的，而不是应用学科导向的。这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知识界对待应用学科的轻视态度和应用心理学的不发达。而实际上，没有充分的实践是不可能诞生可靠的应用理论的，而至少在作为医生的弗洛伊德那里，理论也是围绕着实践而展开的。通过细致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案例对于他的理论的创建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我自觉有幸能成为“狼人”这个案例的首个中文译者。我自认在许多方面都不配担当这个重任，但是基于自己近两年的个人分析的经历和一些临床的实践经验，我有信心从一个精神分析的实践者的角度来比理论工作者更好地理解这个案例，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弗洛伊德在文字间想要传达的意思，进而可以更准确地达成翻译。
精神分析在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中的有效性已经有目共睹，并且在精神病学的领域也在发挥着它的影响。因此这个案例的翻译除了对于精神分析的实践工作者具有价值，也希望会给精神病治疗工作者、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文本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基本参照各译本通行的译法。对于有差异的译法，我自己作了选择，另外有一些新的译法（见译文后的“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我的选择和应用主要来源于以我的导师霍大同先生为主导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对于精神分析专有名词译法的讨论和修正。很多名词都经过老师们的反复讨论，目的在于更准确地反映原词的本来意义而避免误解。对此我谨表谢意。
法文译本方面，两位法文译者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家，而且经过名家（安妮·贝芒，Anne Berman）校译，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可以看出法文译者追求一种简练的风格，译文少了很多反映原著者写作态度的客套话，而且基本没有译者的注释。但在意义方面和英文译本是对得上的。我的法文水平还比较低，只是在一些英文翻译拿不准的地方参考了这个法文译本，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和翻译。
尽管如此，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仍然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我要承认自己的英文水平和中文水平都不高，以一个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是远远不够格的。其次翻译的准确与否直接来自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精神分析本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弗洛伊德又是一位知识渊博、勤于思考的伟大作者，特别是在他进行理论论述的部分更体现了其深邃的思想和牵涉众多的其它理论成果。我对弗洛伊德还研读得不够，对其思想及理论发展仍处于学习和理解之中，尚不敢宣称自己理解透彻了弗洛伊德的文本。因此这个汉语译文只能是在力求保证“信”的情况下，尽量做到“达”，力争准确而流畅地再现弗洛伊德的原意，为精神分析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材料。
[1]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该案例见于其中的一本《性欲三论》，“一个歇斯底里病例分析的片断”，弗洛伊德著，宋景堂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2] 《少女杜拉的故事》，弗洛伊德著，文荣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年。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