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与语法的认知理据
张 辉
(原载《外语研究》2002年6期)
摘要：本文从映现和认知域作用的角度对转喻进行界定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转喻和语法的相互作用和制约的关系。语法的转喻研究可使我们洞察语法结构内部的思维机制，进一步揭示一般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转喻; 映现; 认知域; 认知理据；语法
1. 引言：
自Lakoff 和Johnson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了其名著《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以来, 许多认知语言学家把主要精力用于不同语言中隐喻系统的探索。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与隐喻密切相关的转喻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转喻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关于转喻的著作中, 多数学者都集中研究转喻的以下三个方面：（1）试图确立转喻的分类标准(Radden & Kovecses 1999; Blank 1999; Ruiz de Mendoza 2000)；（2）研究隐喻的转喻理据(Barcelona 2000; Radden 2000);（3）转喻在概念作用和语用推理中的作用( Panther & Thornburg 1998; 1999；张辉、周平2002)。但转喻对语法结构的潜在的影响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的重视(Panther & Thornburg 2000; Ruiz de Mendoza & Hernandez 2001)。
在本文中, 我们从映现和认知域作用的角度对转喻进行界定和分类，我们主要讨论转喻和语法现象的相互制约关系。一是转喻构成了一些语法现象的语义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提供了理据。二是一些语法现象也制约着一些转喻的运作，使一些转喻只能部分地体现出来。
2. 转喻的界定和分类：
转喻的界定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对它进行定义。Lakoff 和 Turner(1989)把转喻与隐喻相对比，认为转喻是在同一个认知域内的概念映现，主要用于指称，并包含着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代表“（stand for ）关系。例如我们常用人的脸来代表人。
(1) 2001年影响中国的十张脸。（《扬子晚报》2001年12月28日）
但这一定义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把转喻定义为主要用于指称好像没有道理，因为许多隐喻也可用于指称。例如
(2) The pig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 (Ruiz de Mendoza & Hernandez 2001)
一位女招待非常厌恶一位喜欢她的男顾客，这里她把他称为”the pig”。另外，许多转喻也可用于非指称的用法。例如：
(3) 我们公司需要几个帮手。
(4) She is a real brain.
(5) She is a pretty face.
这里一个人不同的身体部位说明了该人的特征，在这三个例子中， “帮手“、”brain” 和“pretty face”都不能说“代表“整个人，而是突显了被描述人的某一特征。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转喻和隐喻的界定较为模糊。虽然隐喻的指称用法如（２）可以使用，但其能产性不强，大部分依赖语境。隐喻大多是基于非指称的用法。转喻和隐喻之间的相互重叠需要我们从另一角度对其进行界定。
Ruiz de Mendoza (2000) 从映现和认知域作用的角度，对转喻和隐喻进行了较为清淅的界定和分类。他从映现过程的性质出发把隐喻分为二类：一类是单一对应的隐喻(one-correspondence metaphors) ；另一类是多层对应的隐喻(many-correspondence metaphors)。前者指的是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只有一个对应关系，而后者则具有一整套的对应关系，请看例(6)和(7)
(6) 这家伙是个老狐狸
(7) 所谓“节“，如果还没有被各种政令弄乱套的话，原本是指能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节庆“，这在人类文化的多元进路中，从来是最具绚丽色彩，也是最有地区特色的亮点。你想，日月星辰自身的惯性运动，一圈复一圈，一轮复一轮，原是再机械不过的，若不是各文明通过各自的运势，为天体的轨迹平添了丰富的人文意蕴，……。幸而人类是一种努力发展和发挥自身记忆的动物，能够在以往的历史沿革中，借日历记下一些重要的文明路口，…….（刘东《读书》2001年10期）。
例（６）是单一对应隐喻：人是动物（PEOPLE ARE ANIMALS）。在这个隐喻中，人的行为由一些动物的行为的特征来解释。在例（6）中这家伙可被解释为老谋深算或老奸巨滑。单一的对应隐喻具有突显目标域中某一方面的功能，即有特征的狐狸的行为。例（7）是多层对应的隐喻，蕴含了一整套的从来源域到目标域之间的对应关系：人类文明是一次旅行; 节庆是一次旅行中最重要的驿站之一；不同的文明是人类旅行的不同路径。
我们可从二个方面对转喻进行界定：（1）映现过程的性质不同；（2）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关系的不同。转喻是以单一对应映现(one-correspondence mappings)为其主要特征。在例（1）中，映现是从“脸“到这张脸所代表的人。只有单一对应的转喻才能有指称用法。在单一对应的映现中，来源域的某一特征被扩大，并使该特征与目标域的某一特征相互对应。扩大某一特征与描述正在谈论的某一特征具有相同的功能。在这一点上，目标域在概念上丰富起来，结果就获得了指称的潜能，因此人们很容易用它们来指称某物或某人。
由于单一对应的隐喻和转喻都可用来指称和表述，因此隐喻和转喻的主要区别在于，转喻映现具有认知域内部（domain internal）的特征，而隐喻映现则具有认知域外部(domain external)的特征。也就是说，转喻是以主要域与次要域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主要域称为矩阵域(matrix domain)。因此我们可根据来源域和目标域（即矩阵域与次要域）之间的关系，把转喻分为两类：一种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source-in-target metonymies)；第二种是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target-in-source metonymies)（Ruiz de Mendoza 2001）。请看例（8）和（9）
(8) Chrysler has laid off a hundred workers.
(9) The sax won’t come today.
在例（8）中，”Chrysler”作为矩阵域意思是指“公司的总裁“, 而“公司的总裁“作为次要域是我们了解”Chrysler”知识的一个次要域。因此例（8）是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这类转喻是突显了矩阵域（或来源域）中的一个次要域（或目标域）。因此它是以认知域突显(domain highlighting)的方式运作的。在例（9）中，”The sax”是”sax”演奏者这个矩阵域的一个次要域。因此例（9）是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这类转喻拓展了”The sax”这个次要域的范围，指的是矩阵域”sax”的演奏者。请看例（10）：
(10) The sax won’t come today, he/ *it has the flu.
从例行（10）我们可以看到，指称词总是指的是转喻的目标域(“sax”的演奏者)， 而不是指转喻的来源域（”sax”乐器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类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是以认知域拓展(domain expansion)为基础运作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隐喻到转喻是一个连续体。在隐喻的一端是多层对应映现，主要用于认知域的建构（如例（7）），而在转喻的另一端是单一对应映现，主要用于指称。隐喻的指称用法和转喻的非指称用法处于连续体的中间地带。
隐喻和转喻的区分在于映现的范围不同：隐喻是跨不同认知域的映现；而转喻则是同一认知域之内的，单一对应的概念映现，在这种概念映现中，大认知域既可是映现的来源域又可是目标域：一种是目标域包括来源域的转喻，是认知域的拓展，而另一种是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是认知域一部分的突显。
3. 转喻：语法现象的认知理据之一
我们的目的是分析在多大的程度上转喻制约或相互作用着语法现象。首先，由于许多转喻在名词短语中包括指称物的转换，即名词短语又常常是动词论元结构的一部分，因此考察动词的补语模式(complementation patterns)可了解是否一些语法句式可由转喻提供理据。由于转喻包括认知域与认知次域的关系，因此转喻还可为范畴化中的语言变化提供一定的理据。第二点是一些常规化的转喻映现是以行为场境(Action scenario)为基础的，这种转喻映现关系可用于解释动名转换和句式语法中句式语义和动词语义的相互作用。第三点是我们选择一些语法现象考察它们的转喻理据，这些语法现象的语义结构可用转喻来解释。
3.1 事件场境、句式和转喻
动词的词义都包括一个事件场境和该场境中与动作相关的参与角色和一系列的行为活动。句式按照句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观点是一个“完形“结构，是一个整体性的心理意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句式的整体意义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动词在进入句式时，一般的条件是动词词义必须是句式语义的一个实例(Goldberg 1995, 沈家煊2000a)，例如
(11) 小王请安静些。
(12) *小王请长高一些。
(13) 老张叫小王礼貌些。
(14) *老张叫小王智商高一些。
(15) 老张叫小王聪明一些。
在例（11）至（15）中，句式是一个祁使句，在这一句式中，说话人都能“控制“（control）动词词义所包含的行为场境的某一状态。在例（12）和（14）中，“长高一些“和“智商高一些“是说话人无法控制的，因而进入该句式则不合适，而例（11）、（13）和（15）中的状态都可由说话人控制。其中包含的转喻是“致使状态代行动“（RESULTANT STATE FOR ACTION），而例（12）和（14）只是一个状态，而不是某个行为的致使状态，不包含建立于行为场境之上的使成关系，因此用于祁使句式则不合适。
使成关系是建立于行为场境之上的，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关系之一（沈家煊2000a）。这种使成关系根据行为场境某一部分与行动场境核心转喻连接力度的强弱或在概念上的远近形成一个连续体，一端是转喻连接力度较强的，“代表“关系 , 另一端是转喻连接力较弱的“指向“关系。请看使成关系在汉语语法上的表现：
(16) 王冕死了父亲。
(17) 王冕的父亲死了。
(18) 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
(19) *王冕七十岁上死了父亲。
(20) 当王冕七十岁时，他父亲死了。（沈家煊2000a：294）
在例（16）和（18）中句式语义强调王冕因父亲去世而损失惨重，而例（17）和（20）则表明王冕父亲去世这一事实。前一个句式所表达的行为场境中包含了“王冕死了父亲“所导致的后果和损失，这里包含“致使结果指向行为“的转喻，应该指出的是这里转喻连接力度较弱，只具有“指向“关系，因此该语句没有明显地表达出这个意义，只是隐含在句式语义之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例（19）就不合适，因为“七十岁死了父亲“不能算是一个严重的损失，这与句式语义所表示的事件场境相悖。
转喻还能为配价拓展和缩减提供认知理据。我们用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21) The door opened.
(22) John walked the dog.
(23) These clothes wash well.
(24) This soap powder washes whiter.
(25) *These clothes wash.
(26) * This soap powder washes (Ruiz de Mendoza 2001: 335)
(27) 这些衣服洗得很干净。
(28) *这种洗衣粉洗得很白。
(29) 这种洗衣粉把衣服洗得很白。
(30) *这种洗衣粉洗衣服洗得很白。
(31) *这些衣服洗
(32) *这种洗衣粉洗
例（21）是一个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即行为代表过程，而例（22）是一个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即活动代（致使的）事件。由于以上两个例子都包括谓词的重新范畴化(recategorization)，因此对句法结构有影响，是语法转喻(grammatical metonymy)的现象（Ruiz de Mendoza 2001）。
例（23）和（24）不是强调行为过程而是强调该行为的评估性结果，即其认知理据是转喻“行为代表评估性结果。在例（23）和（24）中谓词”wash”是非及物化的，但与这一非及物化的相关的意义是结果。由于这一原因，例（25）和（26）是不正确的。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现代汉语中也有样的现象， 如例（27）、（29）、（30）、（31）、（32）。例(28)与例(29)和(30)比起来有些不适当，我们认为原因有二：首先例（28）与例（29）和例（30）相比，“洗什么洗得白“是强调“洗“这个行为，并用其来代“洗“的评估性结果，二是用“把“字句更强调了洗衣粉“洗“的评估性后果。张伯江（2000）认为“把“字句是一种“位移“意义，位移不外“自动“和“他动“两种图式。“把“字句是“他动“图式。“他动“图式的最重要的就是“移动需要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因素必须是先于行为而存在的，直接接触于受动事物而产生作用的。“把“字句主语的这种使成性恰好说明“行为代评估性结果“转喻的存在。在例（24）中，作工具的“洗衣粉“代施动者, 明显地暗含着指出事件“责任者“的意思。这恰好说明了这里存在两个转喻映现: 从“洗“的行为到“洗“的过程，再从“洗“的过程到评估性结果。这个转喻属于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表示同一认知域中某一方面被突显出来。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在同一认知域中洗衣粉“洗“的行为所致使的评估性后果通过句式和转喻被突显出来。
3.2 论元拓展与转喻
论元是指动词所支配的名词性成分。我们可以根据第二节中对转喻的分类，把作宾语的论元分为二类：一类是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一类是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这些转喻为论元拓展提供了认知理据。请看例（33）―（34）（王占华2000）
(33) 她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望远镜。
(34) 他已经吃了三年的粉笔灰了。
(35) 你喜欢张承志吗？
(36) 他正迅速地拿起电话，打了110。
(37) 她在上外读补习班。
例（33）至例（34）是属于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表示认知域的扩展。例（35）至例（37）是属于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表示的是认知域某一成分的突显。前者是“一个界定的特征代一个实体“（A DEFINING PROPERTY FOR AN ENTITY），后者是“一个实体代其中一个被突显的特征“（AN ENTITY FOR ONE OF ITS HIGHLIGHTED PROPERTIES）。
下面我们想说明的是，不仅转喻制约着语法结构，而且语法结构反过来也制约着转喻。我们试用“作者代表作品“（AUTHOR FOR WORKS）的转喻，说明英汉语中语法对这一转喻的制约。请看下面的例子：
(38) Do you like Picasso?
(39) Do you like Freud?
(40) I have a Picasso above the fireplace.
(41) *I have a Freud on the shelf above the fireplace.
(42) *Picasso is there above the fireplace.
(43) Freud is on the top shelf above the fireplace. (Ruiz de Mendoza 2001: 338-339)
(44) 你喜欢齐白石吗？
(45) 你喜欢巴金吗？
(46) 我有一幅齐白石在壁炉上。
(47) 我有一本巴金在壁炉上的书架上。
(48) *我有齐白石在壁炉上。
(49) *我有巴金在壁炉上面的书架上。
在英汉语中例（38）、（39）、（44）和（45）是“作者代表作品“的转喻，都是属于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因为一个人的作品是我们所了解的最显著的部分。
Ruiz de Mendoza (2001)认为英语在实施这一转喻时有一些不对称的现象。他认为例（40）中的”a”说明是一个对“Picasso”的具体理解，而该转喻无法解释这一点，因为该转喻的目标域是类属的，而不是具体的。这说明需要第二次映现，即来源域是作品，目标域是其中一件独特的具体的作品。例(41)和（42）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它们的二次转喻映现(double metonymic mappings)的目标域性质有差异：一幅画一般是绘画者绘画的直接结果，因此性质较独特；而一本书只是表达作者思想的工具，不一定是作者写作的结果，因此用”a”修饰 “Freud”不合适，因为目标域不是一个独特的具体指称。
在英语中论元前出现类属词时一般是一次转喻映现，但如果论元前出现具体指称的词一般出现二次转喻的映现。在有些情况下转喻则不能实施, 如例（41）。我们也观察到在汉语中语法对这个转喻的制喻的制约更加严格，在任何情况下，论元不加上分类词(classifier), 句子均不能成立，请看例（48）和（49）。
3.3 词类转换与转喻
词类转换中所包含的转喻大多以行为场境(scenario)为基础（Panther & Thornburg 1998）。名词转化为动词，通常在场境中的名词指施动者和工具等，转化后的动词通常指整个行为过程和场境，这里的转喻大多是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所以，它们之间的意义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例如：
(50) John has authored chapter five of that book.
(51) John is the author of chapter five of that book.
在例（50）中, 存在着动词代表的认知域与名词代表的次认知域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不仅仅是施动者代表行为场境中的行为的问题，而是施动者对他所参与的整个场境活动的表述。例（50）和（51）的差异在于动词指称一个场境行为（目标域），是一个较丰富的认知域; 而名词指称行为场境中的施动者（来源域）。例(50)是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而例(51)则是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前者是认知域的扩展，后者是认知域的突显（Ruiz de Mendoza 2001）。
动词转名词的转喻，是属于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行为场境中某个中心或非中心认知域被突显。这一转喻映现不仅使词类转换了，而且减缩了词原来的概念内容。这样的转喻在汉语中有较强的能产性：施动者代表行为：教授、编辑、看守、调度、警卫和裁判等。受事代表行为：摆设、穿戴和负担等。与事代表行为：同学、同谋和相好等。工具代表行为：补贴、救济、开头、赞助、绑腿和套头等（姚振武1996：33）
3.4 搭配与转喻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语言的纵聚合关系和转喻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在这一节里，我们认为转喻和语言的横组合关系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现象。
语言单位之间的搭配，可激活和突显某一概念场境中的认知域。在汉语中有“副＋名“搭配的现象（于根元1991，储泽祥，刘街生1997，施春宏2001）。名词本身可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场境(Lakoff 用ICM,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一个副词和名词搭配在一起就可激活和突显名词所指的概念场境的某一认知域，甚至是非常细节的认知域，Langacker(1991)用激活区(active zone)的术语来描写这一语言现象，我们来看一下施春宏（2001：215）的例子。
(52) 后来田野回来了，田野六岁，长得结结实实，笑容灿烂，他很绅士地对小雨说：你好，阿姨！
(53) 罪恶的热泪啊！即使是最绅士最道学的男子心里，是不是也期待过假想过一个潘金莲，一个荡妇和娼妓呢？
名词“绅士“可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场境，它包括旧时地方上的有势力，有功名的人，一般是地主和退职官员，泛指一般有风度，有礼貌和文雅之人。在例（52）和（53）中，副词“很“和“最“与“绅士“一搭配，便突显了“绅士“概念场境中“有风度、文雅的“认知域，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依赖于搭配的转喻属于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符合该转喻的认知域突显的功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54) 这个女孩穿着打扮和说话的口气很香港。
名词“香港“可构成一个概念场境，它包括香港的人物风情，政治制度和细节的认知域如新潮，人说话带着广东话的腔调和香港的金融业等等。根据例（54）的语境，副名搭配后，激活和突显了“香港“概念场境中的“新潮“和“人说话带着广东话的腔调“。形成了一个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从而突显了这个概念场境的一部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语言单位搭配所构成的句法结构对转喻产生有一定的制约和激发的作用。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语法对转喻的制约作用。
4. 结论：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和进一步的研究: 一是转喻和语法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提供理据和制约。语法的转喻研究可使我们洞察语法现象和结构的内部的思维机制，进一步揭示一般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
二是语法的转喻研究必须在跨语言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研究可以证明包含转喻的常规化过程是如何得以扩展的。
三是语法的转喻研究可使我们进一步研究一般认知图式在语言结构和使用中的作用（Ruiz de Mendoza 2001）。目前属于一般认知图式的图像―图式（image-schemas）在语言结构和使用中的作用研究较多（Lakoff 1987, 1990; Johnson 1987; Lakoff & Johnson 1999）。虽然图像―图式为许多语言结构和使用提供了理据，但我们认为以概念场境为基础的转喻也与语言现象和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研究必将丰富语言结构和使用的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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