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能从川普主义中教会我们什么
Gary Greenberg 文 | 卫报
mints 译
这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在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两年后所学到的东西。
如果有些东西可以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那么，我们如何向他们解释20世纪诞生的一个职业——这个职业的高薪从业者坐在办公室里，倾听一个个未曾谋面的来访者坐在对面谈论他们的不幸？我做了35年治疗师，但是，我仍然不太了解这个职业。我不会舌如弹簧、夸夸其谈的讲话，也不提供神圣的赦免，不表演萨满式的恶作剧；我真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倾听并试图说出真相。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的时间都沉浸在别人的痛苦之中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且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我可以承受这些，如此的痛苦也不能通过练习而得到改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人世间有这样一种难以置信的职业让我得以谋生。
我想，那些历史学家也会注意到一个政治经济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才，这样的政治经济造了一个提供病态供给的市场，并且，按时租用一群狂热的听众是治愈这种疾患的良方。回想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雄伟的职业基础设施——办公室、执照、可赚钱的时间单位——以此实现了让听众付费的合法化。
我羡慕那些未来的调查人员能有机会将心理治疗作为剖析消费资本主义的一个样本，甚至成为其崩溃的一个主要标志：如果付费听众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那么，这些调查人员很可能会说，腐烂一定已经根深蒂固了。同时，当我们卡在自己的时间里的时候，就足以能够注意到这个职业的存在和它的怪诞，并且说，突然间看见了从日常生活缝隙中一跃而过的白驹。在这样的须臾之间，诚实的治疗师意识到——对于正在目睹的痛苦，他们无能为力，而且，他们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请您关注一下2016年11月9日，即那个臭名昭著的日子之后的第二天（译注，前一天川普赢得了大选）。在我一直从事这项工作期间，经历了许多公共灾难，这些打击是我一直可以承受的，因为治疗方法能够关闭世界之门，即使外部世界正在燃烧，在留意（或忽视）这些塔倒塌的大楼或校园枪杀案之后，回到我们的自己的事情之上。所以，当那个星期三，不管他们（和我）多么想回到自己的世界之中，哪怕只是逃避无法接受的事实，除了发现特朗普的当选之外，我们什么都不能说。这似乎有些奇怪——像往常一样剧情倒转了。政治以最直接的方式变成了个人的事。
每个受折磨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遭受折磨，但是在他们所有的反应背后都有一股共同的潮流，这种潮流超出了我和同事们对来访者的分类范畴。禁欲主义者和痴迷者，焦虑和抑郁，放荡和紧张：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周末醒来查看新闻时，似乎都惊呆了，并且因为沮丧而疲惫不堪。仿佛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在家庭中经历了意外的死亡，哀悼的早期阶段顿时袭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心理治疗是通过爱治愈的，如果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爱情就是不断的询问，那么，那天我没有治愈任何人。我没有询问他们的悲伤。在当时，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当一个治疗师感觉和来访者一样之时，就会发生的事情——我承认，判断那些毫无疑问之事，是一种不可靠的方法。直到接下来几周紧张气氛平息下来之后，讳而不言的沉默成为了选举后的主要现象，这种奇怪的反应让我震惊。我们为何都如此悲伤？
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对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做出的反应。图片来源：路透社
我真的不能再问了——治疗的整个前提，有时候需要维护的是别人的观点而非我的看法——所以，除非有人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否则我就只能猜测了。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准备给出一个答案：看着6300万的邻国聚集到一些如此愚蠢和危险的事情上，选出一个在门口揽客的烂人来当总统，没有什么会让你感到无助的。选举结束了，我们是友善的民主党人，我们必须接受它的结果，就像我们必须接受死亡一样。别无他法。连带着鞭打你喜欢的东西——因为当你喜欢的东西消失后，它就丢了。你看着心爱的人衰落和死亡，你的狗被车撞了，你的爱人最后一次离开你，而你对此无能为力。无助是通向悲伤的大门，而悲伤——醒来，祈祷，在商店里偶然相遇——是交谈，是见证丧失，直到你完全消化掉（这个丧失）。
但失去的究竟是什么？毕竟，在选举后的第二天，这个国家仍然完好无损，经济繁荣，街道上没有军队，森林里也没有民兵（至少不是很多）。如果我被问到，我可能会说，听说，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团队的骄傲，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感到珍贵的东西——繁衍的权利、种族之间的相互容忍、性别的平等——突然受到威胁。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人，体现了这个国家引以为豪的自恋之伤。我甚至可以在他们的私人历史中找到他们的反应模板。
但是这种悲伤可能源于比个人潜意识更深的潜意识，我不是指荣格的准神秘的集体潜意识。我的意思是历史无意识，它让我们在知道它之前变成了这样的人，带着和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某些期望，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去接受治疗来忏悔我们的悲伤；人们认为：过去可以以某种方式赎回现在，并且并让所希望的未来成为可能的人，如果我们能理解的话。
触及丧失可能是最困难的部分，至少来说，丧失几乎总是暂时将未来抛诸脑后。没有人理解这一点，或者没有任何其他和悲伤有关的东西，甚至是专家。几年前，在如何区分正常的哀悼和临床抑郁症的问题上，我的行业几乎崩溃了（译注：制定DSM5抑郁症诊断标准时的大辩论）。这场争吵太愚蠢了，不值得一提，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却在吵闹声中迷失了：除非我们假设有正常的哀悼，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争论。
当然，我们也这么认为。我们愿意相信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可靠地清理丧失的残骸，并且在一段适当的时间间隔之后，恢复我们的信念，即我们所爱的一切将永远留在我们身边。但是自然选择并不会关心我们的悲痛。此外，如果你遭受（或目睹）了太多的丧失，你可能会产生怀疑、不信任，最终放弃这种信心，并放弃认识到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勇往直前的能力，更不用说冒险去爱，如此的费解。然后，你可能会看到，丧亲之痛比其他任何伤口都更加复杂，治愈它，无论这意味着什么，都是一个奇迹。
但是，如果有任何标准来区分正常悲伤和病理性的悲痛，那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我们为谁哀痛，为何悲伤了。弗洛伊德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区分了忧郁与哀伤，他认为，当绵延的悲痛超过了任何实际的丧失时，悲伤就会变成病态的，而这些丧失是无法再确认的。忧郁症（Melancholics）抱着心爱的人，以逃避丧失的感觉。弗洛伊德指出，直到忧郁症转变为正常的哀悼，他们的病情才会缓解，到那时，丧失就会渐渐回到过去。
但是，当弗洛伊德和我们所有跟随其治疗谈话的医生都把家庭看成是丧失反应的源泉时，他也认识到哀悼既不是记忆的持续，也不是丧亲的震惊。他的案例研究不是病人，而是他自己，创伤的境遇不是乱伦或家庭暴力，而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恐怖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于1915年写道，战争的爆发粉碎了我们对文明成就的骄傲，粉碎了我们对众多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尊重，粉碎了我们最终能够克服民族和种族差异的希望。它释放了我们内心邪恶的灵魂，我们本以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最崇高的人，在几个世纪里已经教化驯服这些邪恶的灵魂。这些邪灵让我们的祖国再次变得渺小。邪恶的灵魂掠夺了我们所爱的东西，并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本以为稳定了的脆弱性。
弗洛伊德的短文《论无常》并不为人所知，也没有告诉我们当“珍贵的东西未被证明是永恒的”时，我们该做什么。一年之内，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家庭和个人的不幸上，这是最适合他的治疗方式。他以乐观的预言结束了这篇文章——“一旦哀悼被克服……我们将再次建立那些被战争摧毁的一切，也许是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而且比以前更加持久。”——这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一句话。不过，当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后，他又写成了那篇更黑暗的《文明及其不满》。很遗憾，弗洛伊德这么快就放弃了这个话题，不是因为他可能已经提出了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在这15年间，对于精神分析的未来——也许对于民主的未来——发生了一些更加决定性的事情：精神分析来到了美国。
事实上，佛洛伊德在1909就将心理治疗带到了美国。但是他讨厌他在那里的时光，而且这种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的，所以，正如EL Doctorow在《拉格泰姆时代》中所说的，“至少十年之后弗洛伊德才会复仇，并且看到他的思想开始永远摧毁美国的性。”弗洛伊德也许让我们更加诚实地了解我们的欲望，更加了解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但是他也开玩笑的扯掉了给性爱带来神秘色彩的裹尸布，那些阴影加深了我们的欲望，即使它们遮蔽了它们。
我不是在抱怨，无论是作为平民还是治疗师；事实证明，诚实和狂喜确实可以相互促进。但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我们压抑以性为特征的本能性生活是危险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一切束缚，而偏向于情感生活。相反，作为文明人，我们的工作是（大概是通过精神分析）发现我们必须保护彼此免遭伤害的人是我们自己，然后集中自控力去这样做——而且从不假装认为我们已经征服了内在的野兽。在用有意识地放弃代替无意识压抑的回报之中，我们获得了一个文明，以及它所有的赏赐——稳定、目标感、文化的实现。
然而，在这份合同之中，我们无法逃避的是幸福；相反，正如弗洛伊德那句著名话语，我们得到了“普通的不幸福”而不是“神经质的痛苦”。这也许是精神分析在美国站稳脚跟花费了十多年时间才真正找到立足点的真正原因：毁掉性是一回事，而毁掉对幸福的追求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应有的命运就是通过宣称这种悲剧的顺应而得以完成。
然而，市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利用分析装备——沙发、合法性、时间——来为这一前景服务的方法，只是时间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进入治疗学校的时候，弗洛伊德的内部环境已经被高估了——不再是麻烦的源头，而是智慧的源头。大家都心照不宣，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点。但是心理治疗的目的已经变成发现那个在我们之中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世界伤害的部分。治疗室的安全空间不仅是一个避难所，更是一个典范，预示着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充满了参与谈话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无条件地爱我们，并且帮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爱我们，以便我们能够成为所有的人。
弗洛伊德主义无所畏惧地寻找本能生命痕迹的命令仍然占统治地位，尽管不是带着怀疑或面对克制的眼光。相反，一旦弗洛伊德的学说全部传播到了新的世界，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国色彩：沉浸在个人肯定中，治疗性的信仰建立在一种信念上，即本能之中，尤其是情绪之中，蕴藏着智慧。这种忠诚必然带来一种基本的信念，即，我们心理上的痛苦并非证明了我们的本能未能屈服于文明的摆布，而是文明未能保护我们免受伤害。治疗师会帮助人们成为他们自己心灵的精湛鉴赏家，精心调整内心痛苦的每个细微等级，管理他们的情绪生活，以保护自己免受侵扰。简而言之，我们开始问，我们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而应该如何阻止国家对我们这样做。
2016年选举之夜：“像所有的怀旧情怀一样，渴望让美国再一次伟大，是一种对从未有过的向往。”
这种以治疗师为主导的个人与政治脱钩，受到右翼和其他学究者的责骂，这业已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而且大多数人感到遗憾，我不愿意追随他们的道路。相反，我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内心生活中的积极的和阴暗的观点背后，潜藏着一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既然上帝已经死了，牧师们只是在宣扬迷信的人，既然我们已经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彼此生活在一起？既然一切都被允许了，既然规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怎么才能驯服那些邪恶的灵魂呢？治疗性的答案中隐含着一个赌注，同样的赌注存在于科学、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背后：我们是自我限制的生物，被给予了自由和自我认识以及表达它们的机会，我们将能够驾驭历史的长弧走向进步。
但是，正如哲学博士可能会问的一样——这对你有何影响？看起来不那么好，至少如果你不是生活在特朗普的时代，那些启蒙运动的美德看起来像政治上的正确性和全球化，以及无能者的精英主义，看不见的手把这些还给了你，而理性告诉你，你的道德标准只是有着那么大的偏见。而科学坚持认为，你开车把你自己带到了不好的地方、低薪的工作正在融化坚冰。在这个饱受摧残的省份，即使你从未来过治疗师的办公室，即使你把这个行业看作一个巨大的雪花工厂，你也已经吸取了治疗学的真理：抱怨总是有道理的，受害者总是有高尚的道德基础，如果你沮丧、忧虑、绝望或其他不适，那就意味着你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你被放在这个地球上，或者至少在这个国家，是为了追求幸福；如果你再也无法梦想幸福，那么你就有权得到补偿。如果获得补救的通道对你来说是封闭的，那么也许你应该把马车挂在推土机上，去开辟新的道路。
1910年，弗洛伊德在一次精神分析家大会上说：“你不能夸大人类内在的优柔寡断和对权威的渴望。”这种向往是他在其他地方所称的“古老遗产”的一部分，这种遗产在被唤醒时寻要“一种至高无上的、危险的人格，对于这种人格，只有消极的受虐态度是可能的，一个人的意志必须向其投降”。在一个世纪前，这些可能并不像现在这样廉价，因为指责受害者已经成为一桩事情，虽然它表明了精英们对那些懦弱的人的不耐烦，但是它没有解释那些天我在办公室接触到的悲伤，而且我认为这些还没有消逝。然而，它却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更忧郁的情绪，特朗普无情地挖掘出来的这种情绪就是：怀旧。像所有的怀旧一样，渴望使美国再次伟大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向往，它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现在所缺失的东西，而不是过去所缺失的东西。
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特朗普主义者的成功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古老的传统——而且确实，特朗普主义者所向往的过去比20世纪中叶，或者那些红帽子所指的任何时期要深得多。特朗普许诺的不仅仅是白人恢复到他们在组织结构顶层的合法地位。他承诺，不需要头脑敏锐的精英们的斡旋，不让社会正义战士们唠叨不休，就能让世界再次变得可理解。他敦促我们大家摆脱文明行为中阴森的束缚：使科学变得无关紧要，使理性成为可选的，使真理变得过时，使权力自由地漫游世界，解除社会契约中所记载的所有核心条件——忠于理性，怀疑本能，正义的渴望然后，我们最终将恢复到原始的美国自然状态——自由消费、掠夺、毁灭、围困邻国、憎恨生活在狗窝里的人们。
特朗普的确不只是许诺：他肆无忌惮的谎言，他傲慢的不道德，他对公平的蔑视，他对一贯性的漠视，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正直，都体现了这些许诺。他是反启蒙，他最深切的吸引力在于背后潜藏着的一个不言而喻的承诺：废除启蒙运动，让我们摆脱这个世界的理性负担。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解决——经济福利、国界、性别认同、国内事务——所有一切都待价而沽，让最强者获胜。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枪和芥子气向弗洛伊德揭示了那些曾经看起来坚固之物的脆弱性，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就表明了它的衰老，如果不是崩溃的话。没有一枪一弹，几乎没有任何持续的暴力冲突，在愤怒和怨恨的集体宣泄（射精）中，近乎多数的选民本着自己的勇气，拒绝的不是一个候选人或一个政党，而是一种五百多年形成的风气，弗洛伊德是这种风气中一个助手，而且他是这个古怪职业的典范。他们奋起反抗现代性强加的要求，在这种现代性之中，我们用理性为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旧的规则，用的，是冲动本身，用特朗普如此辉煌的表现出来的复仇、残酷和愤怒取代了这些。弗洛伊德的回答是，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有多么急需这些限制时，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极限，这是不够的，而它的被高估的版本更胜一筹。正如约翰·亚当斯在指出民主“浪费、耗尽和谋杀自己”的方式时所认识到的那样，个人可以征服他们自己，但“国家和庞大的人类团体，永远不会”。
然而，问题可能不在于我们的答案，而在于问题本身：可能是地球上的生命太复杂和混乱了，人类无法管理，我们随机获得的优势和缺陷没有进化到迎接挑战的地步，而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持续秩序的想法仅仅是一种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顶峰的自负。还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是，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现在所踏上的漫长黑暗的另一边，可能就是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就像民主对于拉斯科洞穴艺术家一样，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也不包含智慧。它是自己毁灭的种子。
而且我的专业及其所内心景观观价值的所有内容都会派上用场。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为这个仍正在逝去（passing）的伟大实验感到悲痛，我们会发现自己有能力经营我们自己的表演，当我们看到自己衰落时，我们必须非常善于哀悼。 我和我的同事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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