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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者阿瑟·克莱曼教授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专注于中国人精神健康的研究,在编撰的大量著作中提出了很多坦诚而具警示性的见解。为此,《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特约撰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李明洁教授最近采访了克莱曼教授。
阿瑟·克莱曼 | 哈佛人类学资深教授、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和心理医学教授、美国科学院和文理科学院院士、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医学人类学领军人物。现为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是目前国际医学人类界和精神卫生研究领域主要代表人物。
我们用身体的病痛来表达在生活实践和道德体验中遭遇的疾苦
李明洁:我们知道您1967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做过很多年的临床医生;同时您又是哈佛医学人类学派的创始人。汉语里有句俗话说“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按照人们一般的理解,生老病死好像是属于医学关心的范畴。对疾病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为什么人类学要去关心生老病死呢?
阿瑟·克莱曼:医学界研究疾病,通常不太关心人们的疾病表述,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病理学,以便了解病因、诊治手段和疗效。
但是人类学有不同的兴趣,比如说,人类学对人们如何带病生存、人们的重症体验、人们如何理解疾病在自己生活中的角色等等问题感兴趣。
有的人不怕生病,认为“真金不怕火”,有的人生病了就一筹莫展。人类学家对这些不同的故事所讲述的人类经验非常感兴趣。
李明洁:您于1989年出版了《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2010年被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的研究基础就是您在二十年的临床诊疗中遇到的数百个病例。
您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地记录、分析、讨论这些普通人的“疾痛的故事”呢?
这些故事有超越具体个案的意义吗?
阿瑟·克莱曼:我所从事的医学人类学看重的是“体验、经验”,这一古老传统可视作当代人类学的先导。
我认为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认为所有的知识来源于体验,无体验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