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者描述了老师移情的五大临床特征：1、关系配对由“指导性老师-听话学生”，摆动为“独裁老师-被动攻击学生”；2、否认治疗关系的平等功利性；3、试图把治疗关系变成师生关系，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关系；4、好学综合征；5、抵抗医学实证主义的医患关系。
并联系老师移情的三方面历史文化因素：1、儒家父权制的崩溃；2、社会主义式妇女解放3学习价值的多次两极摆动。最后，作者联系案例，说明如何运用心易八法，《哲人玫瑰园》和《牧牛图》等工具，调整和转化老师反移情。
1、导言
老师移情（Teacher transference），在当前心理治疗实践中，可以说是无处不见。
有位来访者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在我梦中你永远都是一个老师？”
她总是梦到在各地上各种课，而我有时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有时一袭白衣穿过教室对她视而不见或点头微笑，有时又和其他同学谈笑风生，还有时似乎是教育部派来检查课程的……
虽然在面询时，她总是非常明确地称呼我，“李医生……”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被称呼为“医生”的机会实在不多，在我29岁坐诊于中德心理医院时，就有病人坚持称呼我“李教授”，即便我多次纠正仍然无果。
2003年心理咨询师培训井喷后，我被称为“医生”的机会就更是日渐稀少了。来访者们，尤其是心理咨询师们，默认设置我就是一个“老师”角色，还有个案坚持把“治疗会面”称为“上课”——“李老师，我下次上课要请个假。”
这些临床现象都指向被命名为“老师移情”的综合征，本文意图阐明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老师移情的临床特征。
第二，老师移情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尤其是它与父性缺席的关系。
第三，如何通过感应转化模型中的“君后初调”这一步骤进行老师移情-反移情炼金工作。（见图1）
2、老师移情的临床特征
老师移情有如下五个特征：
第一，治疗早期的客体关系配对多为“指导性老师-听话学生”，在中期转换为“独裁老师-被动攻击学生”。
大部分情况下，老师移情开始于“指导性老师—听话的学生”这一自体客体配对，连接两者的情绪大多数时候是安定、温暖的。
如果治疗师拒绝加入这种配对，保持中立性，那么，这种移情模式就会很快走向其反面，变成“独裁性老师—被动攻击的学生”。
被动攻击最初是比较隐蔽的，比如说来访者从来不问治疗师的临床诊断和工作计划，他们最终会告诉治疗师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治疗师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帮助自己。而只是一个愚蠢无能的、渴望权力和控制的独裁权威。
对于高级军官、高干子弟家庭出身的来访者，这个独裁老师的角色往往是与一个独裁性父亲意象的记忆紧密相连的。比如说，有位来访者参加“六四”的时候，写了“打倒邓小平”的标语，而其攻击对象明确是指向自己的高干父亲。即便在当时游行时，他心中也在想，“要是我爸看见了，他会怎么想？”
而对于平民子弟，这种“独裁性老师”的客体表象和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和老师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一配对几乎很少能够回溯到某个具体的客体，如中学班主任或者博士生导师的身上，但是这种感受仍然无处不在。
他们中很多人的父亲的角色是家庭中沉默的过客，实质上不属于来访者的家庭，除了提供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收入外，父亲们基本上也没有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有些父亲甚至连和子女的肌肤接触也完全缺失，有几位来访者向我反应，一直到成年后，他们才知道被男人拥抱、亲吻是什么感受。
还有一位来访者心中的独裁性权威显然是与母亲心中的独裁性官僚有关，她的母亲是农转非第一代，经常要求她对别人“陪笑脸”，威胁她，“别人捏死咱们就像捏死个蚂蚁那么容易。”
第二，否认治疗关系的平等功利性。
心理治疗的功利性和平等性是相互伴随的，提现为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来访者和治疗师是平等的经济活动主体，来访者通过付费提供经济关怀给治疗师，而治疗师则通过提供心理治疗服务给来访者，等价交换来访者的治疗费。
这一平等交换体系，在老师移情中被否认了。来访者们在理想化老师移情的阶段，把治疗师幻想成一个清高的人民教师，付费必须用纸包着钱，而在贬低阶段，则把治疗师幻想为一个贪婪的、要钱不要人的伪君子。
第三，试图把治疗关系变成师生关系，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关系。
不少来访者老师移情有突破界限三部曲——治疗变督导，督导变师生，师生变亲情。
有时候为了达到这种关系的转换，不惜结束治疗关系或者长期待在治疗关系中不结案。
而这种意图，是在寻找一种类似武侠小说的师徒关系，类似佛教中的上师和弟子关系，类似哪吒和太乙真人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特征总体是终身陪伴和全面指导。
第四，好学综合征
当来访者的老师投射认同在治疗师受到挫折，其欲望往往会转移到其他真正的“老师”。这种老师移情的转移方向几乎无一例外是心理咨询界老师，尤其是各种间断式短训班老师。
有些人出现了所谓“好学综合征”，便是过度的、抛家弃子式的疯狂学习，仔细检查不难发现，只有少数好学综合征者是有现实的学习动机的，大部分人学习的时候往往色情性动机，如看重老师和同学的性魅力，在学习班级中出现俄狄浦斯竞争和嫉妒等等。
很多来访者，开始在这些班级中展现出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经典俄狄浦斯情结。类似青春期的性欲开始喷发，有部分个案出现事实上的“师生恋”和“一夜情”。
总体而言，好学综合征有其积极意义，从防御机制角度来说，标志着来访者进化到了使用理智化和升华等机制，从发展心理学来说，它可以被看做中年危机，借壳潜伏期的“好学”这种防御丛呈现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对不少父性、母性双重缺失的人来说，这是人生第一次出现这些内容。
第五，抵抗医学实证主义的医患关系。
虽然从弗洛伊德至今，心理治疗师们都会默认设置治疗关系是医患关系的一个变种，我们也知道，从安娜•O开始，科学主义的医患关系就一直被病人们抵抗和反对。
在老师移情的群体中，这种抵抗已经是常规而不是例外。治疗师们如果照搬建立在医疗程序基础上的诊断、治疗活动，必然被视为“不共情”，“见病不见人”，与此同时，来访者们又会不断询问，“你怎么看待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在等待治疗师的治疗假设。而是在等待一个老师式的评价，“你心中我是好生还是差生？”，隐藏其后是一个无条件关爱父母的回应，“在你心中，是不是无论我怎么，你总是欣赏我的？”
诊疗活动往往激发自恋暴怒，被看做是一种对人格的羞辱和贬低，而治疗行动，尤其是探索性技术、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技术，往往被体验为治疗师在应付自己，为的是驱赶自己，结束这种移情性的亲情链接。
最后，老师移情这种愿望，得到了同行组织的默许乃至支持，至于温尼科特、科胡特的理论被误读误用于支持跨界行为，似乎也非罕见。
不少来访者的督导师、治疗师，各种短训班的“老师”们乃至某些外国老师们，在现实层面上和来访者们合谋，发展出了现实意义上的类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中不乏金钱利用、情感依赖和性爱联接。
这种现象如此广泛存在，乃至伦理组织形同虚设，它不能完全以治疗师们缺乏伦理意识来完全解释，而应被看做是一种反认同，一种文化无意识合谋。
3、父性缺席、老师移情及其历史文化因素
一开始遇到老师移情的时候，我倾向于从个人无意识的角度去看待它，比如说，它的很多特征，其实是和权威主义移情重合的，故而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肛欲期固着或创伤。
后来，我逐渐发现，老师移情几乎广泛存在各种人格组织类型的来访者中，总体上来说，它起源于母性丧失，在得不到母亲之爱后，儿童们自然转向了父亲。把父亲幻想为一个无条件关爱者，原始专注的母亲，如果父亲承担了这种投射，而来访者又能在青春期和青年期遇到师德过关的老师，内化稳定的人生价值道德系统，那么其人格组织有可能发展为正常或神经症性人格组织。遗憾的是，这样的来访者实在太过稀少。
大部分老师移情者，其生命中母性丧失或多或少地被父亲的关爱有所填补，但是父性缺席也是同样或多或少存在的。“养育性老师”这一意象，大概应该算这些受伤儿童在潜伏期和青春期自我救赎的一种尝试。
在PEP等数据库中，虽然有对权威移情和集权主义人格的相关研究，但是和老师移情密切相关的文献，仅仅有日本分析师Taketomo的一篇文章。他反思了自己在美国做精神分析的经历，并提出了“老师移情”这个术语便是他提出的。从该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日本，随着传统父权制度受到挑战，“老师”这一文化角色，起到了对个体发展至关重要的角色。（Takemoto,1989）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的是，即便在战后日本，儒家师道仍然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这和我们中国临床面临的父性缺席，有很大不同，总结起来，有以下三大历史文化因素有关：儒家父权制的崩溃，社会主义式妇女解放和学习价值的多次两极摆动（作者注：西方语境中的缺席父亲 (absent fathers)，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之缺席父亲，是指父亲抛妻弃子，失踪于茫茫人海。广义则泛指各种父性养育行为的不在场。本文中的父性缺席，主要是指后者。）
第一，儒家父权制的崩溃
众所周知，精神分析的理论，从古到今，都源自对父权制社会的家庭结构的观察。
虽然俄狄浦斯情结有其基因遗传的基础，但是这种基因的表达和成长，却离不开父权制这一土壤的培育。
那么，当代中国大陆社会是不是具有此一土壤，俄狄浦斯情结的种子是否可以发芽开花呢？
答案应该是，中国的文化土壤属于父权制的盐碱地，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零星几颗茁壮的俄狄浦斯小花探出头来。但是一般仅限于权贵高层。当然克莱因学派所谓的早期俄狄浦斯情境，应该是跨文化广泛存在的，它属于一种三位一体的原型结构。
那种天生适合精神分析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文化，在目前的中国正属于形成初期，老师移情则是这种文化浪潮的预告。
中国传统的儒家父权制度中，形成了“父道-师道-君道”的三位一体父性话语权传递链条。在近代这条链条断裂了。虽然类似父权制革命在欧美也发生过，它被现代化拥趸们认为是现代文明进程必要环节之一。（Luigi，2001 ）
但中国之父权革命有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全面成功、胜利的，根据在俄罗斯和中国都工作过的分析师们反应，中国的文化革命的成功程度甚至超过了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苏联的东正教传统很大程度在民间是保存的，而中国的儒教则几近灭绝。
本来分散于家族系统中的父权，在打散后高度集中到政治领袖或者官僚系统的身上，“父权-师权-君权”链条被“官权-国权-党权”代替。儒家父权制的崩溃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父亲们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择偶、择业和经济的权力。
择偶方面，我们不少来访者的父母属于1930-1950后，他们结婚的时候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往往出现贫下中农与资产阶级反革命家庭的“救命婚姻”。如有来访者告诉我说，“我爸就是为了拯救他那个家，来我家的，他一辈子操心的就是他兄弟姐妹，他兄弟姐妹的孩子。”
经济上，在1990年之前，除了高干阶层，少有父亲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养活家庭，城市尤盛。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母亲参与工作贴补家用。一位母亲告诉子女，“你爸爸又不赚钱，还成天拉着个脸，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和他离婚了。”这位母亲的确一旦经济能够自主，就立即离婚。
至于择业，父亲们几乎少有职业自豪感和职业精神，更不用说传递人生规划的能力给孩子们。这方面能力的缺陷非常明显，我几乎很少能在1985年之前的来访者群体中，看到具有人生规划能力的人，哪怕他们的临床诊断是神经症人格组织水平。但是1985后，哪怕家庭内部仍然缺乏规划能力的传授，但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已经补偿这一块了。
其二，父亲们没有父系传承感。
父亲们基本不会给孩子们讲述祖先的故事，学校教育也不会有美国式的划祖先谱系图的作业。因为这些内容属于儒家的封建宗族主义。自然，这样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儒、释、道的人生理想可以传递给孩子，因为传递家族、个人理想的做法在文革中可能导致灭顶之灾。他们唯一可以选择传递的人生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可是在1980年后，我们发现，即便是军人后代的家庭也不传递共产主义理想了，一位老红军的爷爷，晚年叹气，告诉孩子们，“啥共产主义，我觉得还不如阿弥陀佛。”
其三，妻子和孩子不在归属于父系家族传承链条。
在传统的儒家父权制中，孩子、妻子都从属于父亲。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们被彻底解放，所有妇女不再从夫姓，也不再有个夫家的墓地或祠堂可以安放自己的死亡焦虑。父权制的部分内容虽然继续保存保存，如孩子们仍然从父姓，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和顶替其国营单位的职位，但是，孩子们同样可以和父亲划清界限，可以到党组织或者法院“解除、断绝血缘关系”。此类案例从文革到80年代初期都时有发生。
第二，社会主义式妇女解放
社会主义式妇女解放有两大特点。
其一，妇女们被解放后，并不可以再选择回到父权制中做个全职家庭妇女。
妻子们必须又工作又养育后代。妇女们被解放被鼓励推翻三座大山，不爱红妆爱武装，并被教育人生最高价值和意义是革命工作和为国献身。
其二，被解放的妇女们必须认同“铁姑娘”等具有强烈男性特征的女性意象。妇女们也没有性生活的自由，否则在“八三严打”中可能被枪毙。儒家的节欲和军人禁欲主义文化，特征，这也是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太一样的。
随着父权制的毁灭，本来依存于父子关系、夫妇关系中的亲密感、依恋感，被抽取出来，投向了“单位”和“组织”。而学校，便是这种组织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校也仍然是政府附属机构之一。
第三，“学习”价值的多次两极化摆动。
在古代儒家大一统社会，学习-科举是阶层流动的机制，儒家可以说是一种学习崇拜的宗教。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反对儒家主义，反对孔家店，但是并不反对学习本身，甚至也不反对孔子本人。
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先松后紧，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一个极端，学生们以零蛋英雄为荣，老师们被贬低为臭老九。唯一需要学习的内容是毛主席语录，其学习方式颇似目前的读经运动，学习作为阶层流动工具失效。
1980年代后邓小平上台，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学习再次成为阶层上行、农转非、出国定居工具。19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读书无用论兴起，大学老师下海，学习的地位再次下降。一直到89爆发，中国师生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89之时，只到后期才有侯德健等“四君子”露面，大部分老师并没有和学生们共赴国难。89后中国出现第二批知识分子留学式“外逃”高潮。
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文革期间几乎把解放前残存的老一辈“老师们”屠杀殆尽。而89之后，则是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老师外逃。然后国内留下的老师们素质就颇为令人担忧。
时至今日，学习尤其是留学，被整个社会高度理想化、夸大化，家长和学生们普遍幻想，学习可以让一个中下阶层的孩子成龙成凤，如果不能，则是需要进一步学习，这样老师虽然仍然被投射为“全能客体”，但是这种老师意象，仅仅具有“帮我搞定高考”的功利性功能，并没有师道的尊重感，更不用说认同老师的人生理想（传道），人格特质。
2005年前后，通过学习发生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已经日益细微，全能客体开始被投射到海外高校尤其是常青藤，比如说好多家长注重的是“学校名称”，而非学习内容。其实这和既往人们想进“好单位”，把人生未来寄托到一个集权组织，是同样的动力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被理想化的价值仅仅来自他所归属的学校，离开这些头衔，老师们个人是没有价值的。
4、老师移情-反移情的临床处理
以上历史文化因素，让个案们的寻找到“老师”这个过渡性客体。
如果把国人超我比喻为一堵千疮百孔的墙，“老师”就是用来填洞的砖，虽然这块砖如同我国的历史和国人的灵魂一样飘摇不定。
老师移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正性移情，“指导性老师—听话学生”这种配对在治疗早期需要包容，等待其充分展开，在出现移情性好转后，可以对其质对和探索性诠释。
一般在还原分析阶段会还原到缺席父性这一创伤因素，如果治疗师能够有意识地探索时代历史文化因素，则来访者最终可以达成对父母的原谅和宽恕，哀悼“慈爱母亲-教导父亲”这样理想双亲在生命中的缺席，人到中年的来访者，相反能够包容自己老年期的父母——这些父母大部分仍然受制于未完成的青春情结，无法面对死亡。
在完成对缺席父亲的历史文化共情后，对于中年来访者来说，他们往往开始新一轮的寻找“过渡性导师”的工作，如果他们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法师、牧师，完成这一工作，当然是幸莫大焉，治疗可以结束。
否则，他们会仍然留在治疗中，进行一段类似荣格所言的扩充分析的工作，这段工作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来访者们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Jung, 1946 )面对中年后期的人生主题：死亡、丧失、重生。
我在临床中一般提倡的如下两大策略：
第一，推荐来访者在治疗外寻找多重“老师意象”，分散移情投射。
一般来说，会推荐来访者在个别治疗的同时，寻找以下四方面资源：团体治疗尤其是正念训练，心理学成长课程，自助阅读材料，寻找宗教信仰。
美国分析师Eisold在给中国移民的分析中，也总结过类似经验，尤其是自助材料和心理教育的必要。（Eisold, 2012）
第二，使用感应转化模型对老师反移情进行工作。
针对轻度人格病变者的长程治疗，我们提出过“感应转化”模型，用于表征和处理其投射-认同的变化动力学。感应转化模型中，使用《哲人玫瑰园》来表征来访者-治疗师双人关系的变化，使用《牧牛图》来表征治疗师反移情的变化动力学。把整个治疗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十个步骤，四个阶段分别是“感之于身”，“应之以心”，“转境为智”，“化而为一”，十个步骤分别是“1未牧-真泉、
2初调-君后、3 受制-赤裸、4回首-沐浴、5 驯伏-化合、6无碍-死亡、7任运-灵飞、8相忘-净化、9独照-灵归、10 双泯-重生”。(李孟潮,2016）
老师移情涉及的工作是在感之于身阶段的第二步骤“初调君后”。它由两套荣格学派的炼金图组成，左边的《哲人玫瑰园》，右边的是《牧牛图》。在荣格学派历史上，这两套图都用于象征治疗过程中自性化过程的变迁。我们这里改造后，把《哲人玫瑰园》用于象征治疗现场的治疗师-来访者的双人动力学中的投射-认同。而《牧牛图》用于象征治疗师处理自己被激活的反移情和情结的过程。
一般来说，治疗师首先需要在内心工作处理了被激活的情结，才可能在治疗现场的双元系统参与观察投射认同的游戏。这是一种治疗现场的“求雨者”效应。这种既是共时性又是历时性的过程，就被称为“感应转化”。（见图1）
“初调君后圆相图”的圆圈，就象征着包容所有的“空性”。治疗师必须能够首先意识到，“来访者”和“治疗师”这样的角色配对，它们本质上空无的，是一种社会话语建构。
无论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配对——老师-学生，治疗师-来访者、医生-病人——都是一种梦境泡影、太虚幻境，只有这种人际关系的“空性见”，才能保证治疗师游戏于各种角色的投射认同，而不执著于它们，才能放弃对治疗成功的职业自恋。
也才能做到真正的治疗“中立性”，对本我、自我、超我，对客体、自体，对安全依恋、非安全依恋保持“平等心”，这种广大无垠的平等心，则形成了治疗最基础的包容，最根本的治疗空间，让投射认同得以开展。
包围着圆圈的四个卦象，是指治疗师要运用“心易八法”这种技术，来调整自己的情结，并且发现治疗工作的意义。关于心易八法的具体操作，限于篇幅，这里不再细致讨论。
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两方面，一是治疗师起卦后，对每一个卦的领悟，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变迁，这八个阶段分别是——一定卦主，二究卦義，三求卦位，四推中正，五究爻义，六窮事理，七明易道，八盡三易。
另外一方面，是每一个卦象要分别从八个方向去反思观察，这八个方向是：本卦、变卦、内卦、外卦、互卦、错卦、综卦、宫卦。从而考虑到每一个投射认同情境所包含的多种意义和多种变数，所谓八面玲珑、用心精微。
心易八法本质上是一种诠释学，它和西方流行的现象学诠释学，精神分析象征诠释学异曲同工，它们的关系类似于手机上的中文版Minecraft游戏和电脑上英文版Minecraft游戏，所以在心易八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运用到精神分析象征诠释学的成果。
就初调君后一图来说，其基本象征意义如下表1。
具体到老师移情这一配对。其临床象征意义如下：
《牧牛图•初调》中，牛完全黑色，象征着治疗师一般来说，是对老师移情毫无觉察的，这一则是因为“老师”这一角色和“治疗师”角色过于类似，“老师”移情是正性移情，对此无觉察可能有助治疗进展。二则是因为老师移情得到了同行共同体的无意识合谋，是一种集体发生的自我疗愈现象，对此采取“戳破窗户纸”的正义少年姿态，显然是不明白和光同尘之疗愈妙用。
老师移情之无意识，当然也和治疗师个人分析之深度、广度密切相关，个人分析中三种情况的不足，容易影响到对老师移情的识别度：
其一，只分析过父母对人格影响，而没有分析潜伏期、青春期、成人期各种老师的影响；
其二，虽然分析过个人无意识的发展，但是没有进行历史文化无意识的分析，如来访者父母闭口不提各种历史政治事件一样；
其三，虽然个人无意识和历史文化无意识分析都进行过，但是没有进行扩充分析，来访者没有形成中年期人生哲学，心内无导师，则必然退行到身外处处找老师之成人前期的心态。
即便治疗师对老师移情明察秋毫，在感应转化模型中，我们仍然会鼓励治疗师放下这些觉察，让自己在治疗中“难得糊涂”一段时间，这也是感应转化模型的特征之一——并不是一味鼓励治疗师保持高度的觉醒和觉察，如同觉悟之佛陀，而是觉察力的明昧有间，有时要烈日当空，有时要乌云遮月。这是黑牛全黑，以及牧童黑鞋之象征意义。
表1 初调君后象征元素表
| 玫瑰园•君后 | 牧牛图•初调 | ||
| 君王及太阳 | 象征着治疗师，治疗双方的理性功能、意识自我、阳性原则。 | 牧童 | 治疗师自我，治疗师内心儿童 |
| 王后及月亮 | 象征着来访者，治疗双方的情感功能、无意识主体、阴性原则。 | 牛 | 无意识身份认同、驱动力 |
| 衣服 | 双方人格面具（好治疗师-好病人配对）。治疗同盟。 | 黑色 | 无意识，抑郁位 |
| 花枝相连 | 花枝分叉，象征着沟通过程中存在意识-无意识的分裂，人格面具和阴影的分裂，三个花枝和六朵花，象征三位一体。 | 全黑及黑鞋 | 完全对此无意识，牧童黑鞋象征反认同，精神感染，受伤疗愈者 |
| 鸽子和正六角星 | 鸽子象征救赎、希望，自性。第五元素星象征着中性双运原则。 | 芒绳穿鼻 | 意识自我和无意识建立连接，无意识的阴影力量很大，牧童需要用力量较大的右手紧紧抓住无意识。鼻子是呼吸，觉察力。 |
| 左手相连 | 治疗关系的倒错性 | 奔竞加鞭 | 治疗师鞭策自己回到理想的治疗师心态。 |
老师移情往往激发治疗师的努力感、奋进感，快马加鞭感等等愉悦感受，治疗师允许自己在治疗初期，享受一下这些职业自恋带来的快乐，是有利于下一步处于风云变幻，关系颠倒带来的痛苦的。
但是，治疗师在半开半闭的觉察力中，仍然要注意手中的鞭子，是指一旦发现自己陷入老师移情-反移情中程度过深，乃至开始突破治疗边界时，要猛然提起觉察力。
有一种觉察力是不能放下的，就是我们监控治疗同盟中治疗目标的能力，一旦老师移情阻碍的治疗目标的前进，我们就要马上提醒自己。所谓“一回奔竞痛加鞭”。
治疗师若是自己一点点父性缺席都没有，人生中得遇明师，那么他就没有和来访者共享的历史文化创伤，很可能一眼看穿“老师移情”之虚妄，立即开出还原分析之猛药，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反移情。相反破坏治疗进程。
颂词中“犹得山童尽力牵”的意思便是，此时治疗师自我，要部分退行到求学“山童”之水平，既能够保持治疗界限，又能保持一定灵活性，理解来访者和我们内心曾经的“山童”一样，渴望一个老师来填补父性缺席、母性丧失留下的空洞。
在治疗现场，治疗师通过正念观呼吸，是能较好监控自己反移情波动水平的，呼吸绵长均匀，用力拉回治疗边界时，稍有急促，则比较合适。如兴奋莫名，则入息深快，出息短急。所谓“我有芒绳驀鼻穿”。
在治疗师能够如此比较自由地游戏“老师-学生”之投射认同的同时，治疗现场的双人关系，可以浓缩为《哲人玫瑰园之图2•君后相连》之象征。
“国王”象征着治疗师在投射认同中，被投射为“老师”之君位、阳位，王后象征着来访者扮演的“学生”之后位。
他们俩穿着衣服，象征着这时候他们主要是以社会角色认同（人格面具）相见，来访者会把治疗师看做“好老师，好医生”，而他呈现在治疗师面前的也主要是“好病人、好学生”的角色。
他们以右手的分叉花枝相连，一则象征着他们的关系“不贴”、“不紧”，总的来说是理智驱动的，另一方面象征着他们彼此使用的四大自我功能（理性、情感、直觉、知觉）是彼此分裂的，而且人格面具也是在分裂、压抑无意识内心小孩和本能表象的基础上运作的。
从天而降的鸽子，是灵魂的象征，灵魂是一个初级阶段自性原型的象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系天与地，联系人与神，从而让人充满对人生的信心、希望和关爱。
它身后的六角星象征着两个三位一体的和合，它们共同形成了治疗的转化容器机制。
分析性转化容器至少有六重结构（两个三位一体）。
第一个三位一体是治疗现场的，它包括以下三重结构组成:
1、分析设置（时间、付费）和分析伦理组成一段可预见开始和结束的封闭性时空,此自由、安全之时间和空间为分析之第一重容器。它可以被称为治疗伦理容器。
2、分析中沉默和对话(自由联想-澄清-质对-解释)组成第二重容器。沉默为此容器之空,对话为此容器之有。它可以被称为治疗技术容器。
3、分析师及来访者之身体和心灵，作为承接无意识投射认同的容器。它可以被称为治疗关系容器。
在这三重容器之外另外有三种容器包容它们运行，它们分别是：
1、分析师的机构、专业组织、督导体系，来访者的工作单位和同事，它们提供事业方向和生存根本；
2、分析师和来访者的家庭和亲友，他们提供人际关系和爱；
3、来访者和分析师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核心是智慧和慈悲的辩证结合，它提供信仰、希望，以及容纳人生苦难的耐力。
我们必须有一只鸽子这样的灵魂，在治疗室中联系起来访者和治疗师人生的六个方面，如《圣经》所言，“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3:22）”
自性原型起作用，是展现在这六个方面中的，而它是治疗师和来访者的意识-无意识互动在治疗关系的六重容器中锤炼出来的。
双方的左手相连，这在老师移情中，象征着来访者对治疗师的依恋，来自于治疗师被投射为“人生导师”，而人生导师的缺乏，又来源于父性缺失，而对父性的渴望和全能化投射，往往又起源于母性的丧失。
所以，最终我们不难发现，在“老师”这一意象中，凝缩了一系列的心理发展中重要客体表象，从婴儿期的无条件关爱母亲，到俄狄浦斯期的英雄引领性父亲，乃至潜伏期和青春期的教导性老师。
5、案例说明 （略去）
6、结语
具有老师移情的三代半，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人格特例？是不是中国文化制度的土特产？还是只是流行欧洲的“权威主义人格”的中国变种？
这值得社会心理学家深入研究。我们临床工作者很难回答这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老师移情应该归类为权威主义人格的一种中国变形。一般来说，中国人所具有的心理障碍，其他文化下的个体也都会出现。其区别只是在于程度轻重和表现形式。
比如说，自恋人格障碍在美国可能体现为工作狂和健身狂，中国则可能体现各位好学成瘾、赚钱成瘾。施虐-受虐人格可能在德国、法国体现为性受虐-施虐狂，在中国则可能表现为读经运动。
过度强调中国人的心理障碍独一无二，外国人不能理解，大概本身是自恋性孤独的表现之一。
我们已经遇到这样一些新一代美籍华人的案例，他们认为美国治疗师不能理解自己，可是他们也不会找中国治疗师治疗，总之，无论哪个国家的治疗师都是“无能的、无共情理解力”的坏客体，而自己是个永恒孤独的小孩，同时具有一种目空一切的自大。
就临床治疗师来说，我们工作过程中，必然会反思疾病的历史文化因素，这本身是一种集权主义体制下的反移情，——因为集权主义体制造成的错觉就是，人类的命运是由集权体制决定的，虽然这本质上是一种幻想，真正的自由是不受限于任何文化体制的，但是它的确也反应了集权主义制度下的常见国民心态。
故而我们反思之时要注意两点：
其一，不要过度夸大集权体制，乃至把集权体制当做主要病因。
即便在最极端的历史情况下，我们仍然不难发现，真正的创伤事件来自家庭关系，而不是外在的政治风波。比如说，有一个来访者，因为反右运动，全家（包括旁系）从社会中高层被下放到农村，但是他记忆中最痛苦的部分，并不是类似皇权专制导致的“灭九族”遭遇，而是“我本来以为全家人落难了，应该会相亲相爱些，没想到我爸爸妈妈还是不断地数落对方，我姑妈她们相反开始防备我妈了……”而且同样的历史运动环境下，仍然会有来访者同胞有些比来访者更严重，有些则健康很多。
其二，彻底否认历史文化的疗愈作用，见木不见林，也仍然是一种躁狂防御。
我们都知道，面对如此深重的历史文化创伤和如此漫长的创伤代际传递，如果有人以为几颗药片可以把这些痛苦抚平，这显然是天真愚昧，接近夸大妄想，最佳结果无非是导致药物成瘾，不是病人使用药物成瘾，而是医生对“给病人上药”这一行为上瘾，以此防御内心的无力和悲哀。
但是同样的躁狂防御也经常被投射到某个流派、某个督导师、某个培训班，乃至某个技术如“共情”身上，在每一个被投射的客体身上，都写着“夸大自体”四个大字。
历史文化因素虽然不是主要致病因素，但是它的确是主要疗愈因素，因为任何一种历史文化制度，都包括着一整套行之有效、历经考验的防御从。
《易经》正是产生这种儒家的自我防御丛的代表。在《易经》的使用过程中，从投射认同，到躯体化、理智化、仪式化、升华、利他，一系列的防御机制的使用。让从文王到孔子，从朱熹到李光地，从劳乃宣到卫礼贤，一次次地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带来的父性缺失和身份认同混乱。
精神分析本身，也是一套防御丛，而且精神分析从起初阶段，似乎就存在强烈的老师移情，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师生关系。
有关老师移情在治疗中、后期的变化，是本文没有涉及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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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old, B. (2012). The Implications of Family Expectations, Historical Trauma, and Prejudice in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with Naturalized and First-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48:2, 238-266, DOI: 10.1080/00107530.2012.107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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