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1969年8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3届国际精神分析学讨论会上宣读。
道德领域中的影响,就是导致心理病症的形成,而这在许多情况下若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现象)然而,弗洛伊德从来就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的批判者。除了性的问题之外,弗洛伊德从来也没有怀疑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为了评价弗洛伊德观点的社会基础,一开始就认识到他是一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是大有裨益的,而自由主义的改革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都是批判的。他看到社会将不必要的艰难强加于人,这导致了更恶劣的后果,而不是所期待的情况的好转。他看到这种不必要的苛求在性关于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首先必须指出,植根于人道主义和启蒙哲学的弗洛伊德,是以假定一种一般的人的存在为出发点的,这种人不仅是在不同文化中表现自己的人,而且是某种结构健全并能经验地加以描述的人。弗洛伊德象他的先辈斯宾诺莎一样,不仅在心理病症的基础上,而且在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一切基本方面均能解释和理解释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人的本性的模式”。
弗洛伊德的这个模式是什么?
自我保护的驱动力和性的驱动力——驱使的封闭的体系。性驱动力是植根于化学生理过程,并以分阶段的方式进行的运动。第一阶段加剧了紧张和不快;第二阶段则减轻了那合成的紧张,这样做便产生了主观上“快乐”的感觉。人首先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人的基本兴趣是自我和里比多爱好的最大满足。弗洛伊德的人是生理上驱使和推动的机械人。其次,人也是一个社会的存在,因为人需要他人来满足他的里比多驱动力和自我保护的驱动力。儿童需要母亲(根据弗洛伊德,这里的里比多欲望是顺着生理需要的道路前进的);成人需要性伴侣。象温清和爱情这样的感情被看作是伴随里比多爱好的现象,甚至被看成是来自于里比多的兴趣。个人之间的相互需要被看成满足他们生理上根深蒂固的冲动的手段。人最初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只是后来被迫或被诱使与他人发生关系。
弗洛伊德把人看作是受两种力量——弗洛伊德的性欲人有别于古典的经济人。正是孤独的、自我满足的人才必须与他人建立联系,以便满足彼此的需要。经济人有经济需要,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货物交换中觅得相互的满足。性欲人的需要是生理的和里比多的需要,通常是两性关系中相互得到满足。在两个变种中,人本质上都是视对方如同陌路,仅仅由于满足冲动的共同目的才相互关联。以市场经济的精神来说明弗洛伊德理论的社会决定因素,除了它描述这种人的处境的主张之外,并不意味着此种理论的错误;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描述,它适合大多数人。
关于弗洛伊德驱动概念的社会决定因素这个一般论断,有一点须特别加以说明。弗洛伊德是生理学家冯·布吕克的弟子,布吕克是机械唯物主义、特别是德国形式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种类型的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原则是:一切精神现象在一定的生理过程中均有其根源,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些根源,精神现象就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和充分的理解。
[注: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形成有赖于他的老师们的思想的问题,彼特·安玛沙在其著作《心理学问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62年版)中已作了叙述。罗伯特·R·霍尔特赞同地将其主要论点总结如下:“精神分析理论中许多最费解而又似乎最专断的问题,涉及虚假的、不可检验的前提,它们要么是隐蔽的生物学假想,要么是这类假想的直接结果,这些前提是弗洛伊德在医学院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这些前提成了他智慧装备的一个基础部分,就象一般决定论的假设是不容怀疑的一样,他大概不是永远把它们认作生物学的,因而,当他试图摆脱神经化,转而建立一种抽象的心理学的模式时,这些前提仍然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被保留下来。”(霍尔特:《评弗洛伊德的某些生物学假想及其对他的理论影响》,选自《精神分析学和当前生物学思想》,诺曼·S·格林菲尔德和W·麦克力维斯编辑,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
为了寻求精神烦燥的根源,弗洛伊德不得不寻找一种生理基质来作为驱动力。他在性欲中发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合乎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要求,又与他那个时代及社会阶级的病人中的一定临床结论相吻合。如果弗洛伊德没有在他的哲学框架内思考那些临床结论,它们还能否如此深刻地给他留下印象,那就难说了;但是,有一点几乎不可怀疑,即弗洛伊德的哲学是他驱动理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意味着,具有不同哲学的人会带有某种怀疑论来看待他的发现。这样的怀疑差不多不是针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狭义形式(它认为性的因素在某些神经骚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宁可说是针对这种断言:一切心理病症和一切人类行为都是由性驱动力和自我保护驱动力之间的冲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