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神经科学”是近年兴起的一个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社会文化与个体大脑的相互建构关系。迄今为止的大量研究表明，大量心理与行为的文化差异都有其神经基础。自我的文化差异是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蔡华俭和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吴丽丽等研究人员近期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考察了文化背景对自我促进的影响。
自我促进（Self-enhancement）是指个体追求并维护积极自我的动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比比皆是，例如：人们常喜欢夸大自己的品质，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积极品质和更少的消极品质，表现出所谓的“优于平均效应（above-average effect）”；人们毫无理由地深信自己会比其他与自己类似的人经历更多的积极生活事件并遭遇更少的消极生活事件，表现出所谓的“不切实际的乐观（unrealistic optimism）”；人们有时还会过高地估计自己对偶发事件结果的控制程度，相信自己能够影响那些本质上由随机规律所决定的结果，产生“控制错觉（illusions of control）”；人们倾向于对积极结果做内部归因，将其归结为自我中稳定的、核心的方面，而对消极结果做外部因素性归因，或者将其归结为自我中价值较低的方面，即所谓的自我服务归因偏差（self- serving bias attribution）等等。
自我促进是否具有跨文化普遍性是二十多年来文化社会心理学界争议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一部分学者认为自我促进根植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没有自我促进的需要，表现出对自我的忽视或贬损（如受到别人夸奖后说自己不值一提等等）。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自我促进是普遍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受到文化的制约。因为东方社会向来有“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之说，而自我批评、谦虚内敛也一向为社会所推崇。因而东方人在自我促进的方式上讲究策略性，常表现得含蓄、隐蔽，不易直接观察或测量出来。
目前，对自我促进的跨文化研究还仅限于行为层面。由于对自我促进的外显直接测量易受到无关因素，例如反应风格、参照点选取、社会期许、辩证认知风格等的影响，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争议；而内隐间接测量方法因其有效性问题，说服力也相对有限。
该研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从行为和神经两个层面探讨自我促进的文化普遍性问题。共有21名中国被试和20名西方被试（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参与了实验。实验采用自我参照任务（Self-referential judgment)，被试需要对一系列积极词（如“诚实”）与消极词（如“懒惰”）进行是否描述自己做判断，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行为结果显示自我促进具有跨文化普遍性：在词汇判断上，中国和西方的被试都将更多的积极词判断为适合描述自己，更多的消极词汇判断为不适合描述自己；对词汇的反应时间上，对积极的、描述自己的词语的判断显著快于积极的、不描述自己的词语，而对消极的、不描述自己的词语的判断显著快于消极的、描述自己的词语。脑电数据的结果表明，在晚期成分LPP上，中西方被试都表现出了自我促进的倾向——在描述自己的词语中，消极词比积极词诱发了更大波幅的LPP，而在不描述自己的词语中，消极词与积极词诱发的LPP没有差异，并且这种倾向没有显著文化差异，表明自我促进动机的普遍性。
此外，在早期成分N170上，在中国被试中，消极词语比积极词语可以诱发更大的波幅，而在西方被试中则没有这种现象。这表明中国被试对消极词更加敏感，早期对消极信息的关注也更多。尽管相对于西方被试，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被试对消极信息更加敏感，但是他们在描述自我时，表现出与西方被试一致的自我促进动机。
总之，该研究行为与脑电的结果都显示：自我促进具有跨文化普遍性，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人自我促进的动态过程以及其中微妙的自我调节。
该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200789, 31571148）资助。研究结果已发表于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期刊
（http://scan.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6/05/19/scan.nsw072.abstract）。
论文信息：
Cai, Huajian, Wu, Lili, Shi, Yuanyuan, Gu, Ruolei, & Sedikides, Constantine. Self-Enhancement among Westerners and Easterners: A Cultural Neuroscience Approach.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doi: 10.1093/scan/nsw072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