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复仇：精神分析与认知行为的世纪之争
简单心理
文 | Oliver Burkeman，原载于英国《卫报》
翻译 | 杨立华、Amy Wu、邹颜梦、王乐乐、胖猫殿
编者按：本文是 Oliver Burkeman 发表于英国《卫报》上的长文，原题为：Therapy Wars: the revenge of Freud，此译版由简单心理协同翻译小组翻译。Burkeman回顾了心理治疗中精神分析的衰落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崛起史，并援引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伴随着更多的争论与评估，以便宜有效著称、并在业界具有显赫地位的CBT正在受到精神分析的挑战，而后者当年正是被CBT打压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分析的疗效，也许我们是时候回到躺椅上了？（在精神分析中，被分析者会在躺椅上接受分析，这成了一种显著的标志）
David Pollens是一位精神分析师。他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间简易诊室里接待自己的病人。上东区是这个星球上心理治疗师密度最高的地方，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隔壁的上西区了。Pollens已到花甲之年，有着一头细薄的银发，他端坐在沙发另一头的木质扶椅上，而病人正躺在沙发上，把脸别向另一边，以更好地探索那些难以启齿的幻想或恐惧。这些病人们有的一周来几次，有的持续了好几年，保持着精神分析的传统。以那些不受约束的、松散的谈话为介质， Pollens在治疗成人与儿童群体的焦虑、绝望以及其他心理障碍上有着瞩目的成就。
去年深冬的某个下午，为了能一头扎进“阻抗”、“神经症”、“移情”、“反移情”等诸多晦涩难懂的弗洛伊德学派语言中，我拜访了Pollens。他周身洋溢着一种温和的中立态度，而你很容易就能对他吐露那些最糟糕的秘密。同他那个学派的其他人一样，Pollens视自己为“挖掘者”。他们挖掘潜意识的“地下墓穴”和隐藏在意识之下的性冲动，也挖掘我们对声称“爱着的人”的仇恨，以及那些关乎我们自身的，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令人反感的真相。
但是，当谈论到治疗与减轻疾苦时，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叙述出现了。这个叙述决然地将Pollens及其同伴置于历史的错误面上，即：弗洛伊德（及其理论）已经被推翻了。小男孩不会对母亲抱有性欲，也不惧怕父亲会阉割掉他们；青春期的女孩子们不嫉妒兄弟的阳具，脑部扫描也不曾定位出自我、超我与本我的存在。因此——向来访者收取高昂的费用，让他们经年累月地回溯自己的童年，同时把这个过程中的任何“障碍”都称之为“阻抗”，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治疗——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骗局。“可以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名人能像弗洛伊德一样错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他的每一个重要结论几乎都是错的。”哲学家Todd Dufresne说。他还附和了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Medawar在1975年的那番言论：精神分析是20世纪最惊人的智识伎俩。它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东西，是一个大而无当，没有可靠设计与传承的体系，就像人类思想史中的恐龙或齐柏林飞艇（德国在一战中使用的大型飞艇）。
自弗洛伊德伊始，大量的心理疗法出现了。治疗师们努力尝试着为自己的学派提供实证主义的注脚。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与尝试中：如人本治疗，人际关系治疗，超个人治疗，沟通分析等等，一个被普遍承认的胜利者出现了：认知行为疗法（CBT）。CBT是一种更接地气的治疗技术，他们聚焦于当下而不是过去，更关注于那些引起不良情绪的无用认知模式，而不是更神秘的内在动力。同精神分析中那迂回曲折、不着边际的谈话相反，一个典型性的CBT治疗应当按照一张流程图，定义那些各种自我批判式的“自动思维”，这些思维常常在你遇到挫折（如工作中被批评、约会被拒）时产生。
CBT一直不乏批评者，主要集中在左派阵营。因为CBT过于“廉价”——它聚焦于让人们更快速的回到高效的工作模式中，这对那些提倡缩减财政的政客们充满了吸引力。但即使是基于意识形态之争的批评者，也很少质疑CBT的“有效性”。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伊始，诸多的研究已经证明，CBT几乎就等同于临床术语中的“基于经验主义的治疗”：它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有效的治疗。今天，你如果想在NHS(英国公共卫生服务系统)中寻求心理治疗服务，你很可能会被安排和一名CBT治疗师进行简短的、高度结构化的面谈，或者通过一个线上／线下的幻灯片讲座，学习一些方法去解决你那些“灾难性”的思想，而不是和一个精神分析师见面。
然而，来自那些已被精神分析征服的古老守卫者的异议声依旧不绝于耳。异议的核心在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如何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寻求内在的安宁？对于痛苦的情绪，CBT有着非常特定的看法：这些情绪主要是一些应该被消除东西，他们不可忍受。像抑郁这样的情况，更类似于一种癌性肿瘤：的确，知道它从何而来是非常有用的，但更重要的是，该如何摆脱它？CBT没有直接声称幸福是容易的，但它暗示幸福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你的压力来自于“非理性信念”，你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去掌控，去改变它们。
精神分析家们则认为情况要复杂的多。心理上的痛苦首先应当被理解，而不是被消除。从这个视角来看，抑郁更像是腹部中刀般的疼痛，而不是某种肿瘤。它正在诉说着什么，而你需要找到它们。在腹部中刀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全科医生，都不会直接给你开个止痛药就草草地打发你回家了。而幸福——如果这是一件可以得到的东西——则是一个更不明确的事情。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思维，我们经常有着强大的动机去让事情保持某种样子。我们以早期的各种“关系”为镜头，审视自己的生活，但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期待带有矛盾性的东西，但改变却是缓慢而困难的。潜意识是黑暗中的汪洋大海，而我们的意识只是其中小小的冰山一角。你无法仅凭CBT那简易、标准化、科学化的手段，就妄言探索整个海洋。
这个观点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与吸引力。但是，随着一项又一项的试验证明了CBT的优越性，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呐喊声逐渐湮没。这也恰恰证明了为什么当去年五月的一项研究证明，CBT作为治疗抑郁的一项手段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没有功效时，会引发排山倒海般的反应。
通过检验早期受试者的分数，来自挪威的两位研究者发现，从1977年开始，CBT的有效性已经减少了一半。长久以来，CBT是否演变成了一种安慰剂效应，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一个奇迹般的疗法而产生了作用？
当人们还在消化这个新结论时，来自伦敦Tavistock的两位学者在10月份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该文章是基于NHS的一项缜密研究：长程精神分析对治疗慢性抑郁的效用。文章称，在治疗慢性抑郁上，18个月的长程精神分析所产生的持续作用，远好于其他的常规治疗，这其中就包括CBT。在这些治疗结束的两年后，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中有44%的人不再符合重性抑郁的评估标准，而接受其他疗法的患者中，这个数字是10%。与此同时，瑞典媒体报道了一项政府审计员的发现：一个耗费数百万英镑，用来重新调整心理健康医疗政策的项目已经证明，CBT在实现其预期目标上完全是无效的。
这些发现并不是孤立的。在它们之中，一群重树信心的精神分析治疗家称，CBT的优越性完全是建立在“沙粒”之上的，缺乏根基。实际上，他们认为：教人们把自己往好的方向想，反而可能让事情更糟。“每一个深思熟虑的人都应该明白，了解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Jonathan Shedler说。Shedler是卡罗拉大学医学院心理学家，他从不吝于批判CBT。当我们在CBT所声称的优越性上纠缠太久时，Shedler就变的异常愤怒。“小说家和诗人早在千百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但是近些年有些人居然开始说：‘噢！只要16个小节的治疗，我就能改变自己长期的生活模式了！’”。如果Shedler以及其他人都是正确的，那么，也许是时候让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们来重新评估他们自以为是的治疗了：哪些东西有作用的？哪些没有用？CBT是否真的能把弗洛伊德的人性观，以及分析师们喋喋不休的那些玩意儿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种重新评估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最终它可能会改变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们接受心理治疗的方式。
看到这，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老弗的学说就是狗屎！”治疗师Albert Ellis如是说。你很难完全否认他的观点。精神分析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其创始人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假内行”，他倾向于扭曲自己的发现，甚至更狠。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披露的例子是：弗洛伊德曾告诉自己的病人——美国精神病学家Horace Frink，说他痛苦的根源来自于不能正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弗洛伊德还对Frink暗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向他提供财务上的支持。
更大的问题是，人们能感觉到，当那些采取不同手段进行治疗的分析师进入实践领域时，即使是最真诚的分析师也会进入“猜谜游戏”中。他们总是倾向于找出那些与直觉和预感相关的证据，无论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总而言之，精神分析最基本的假设是，我们的生活是被潜意识的力量所控制的，潜意识只间接地和我们“对话”：通过梦的暗示，通过言辞中某些不经意的流露，或者通过别人身上某些能激怒我们的东西，实际上那是我们自己不敢面对的某些问题。但是，这一切都使得事情变的不可证伪。你向治疗师抗议，说你并不是真的憎恨自己的父亲，但这只是表明你非常地想避免对自己承认这个事实。
然而，科学地讲，对任何想探索自己的人而言，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都是一种灾难。在1960年代，相比于已经耗尽观众耐心的精神分析学，科学心理学达到了一个临界点。BF Skinner 等行为学家已经表明，通过奖惩机制，人类的行为就像鸽子和老鼠一样可以被预先操控。在心理学领域，蓬勃发展的“认知革命”认为思维与行动也是可以被测量和控制的。从1940年代起，现实中也存在着对于“认知革命”的巨大需求：成千上万的士兵带着创伤与情绪困扰从二战战场返回家乡，他们急需快速、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坐在沙发上，做长达几年之久的谈话治疗。
在奠定CBT之前，Albert Ellis实际上是以接受精神分析训练起家的。但1940年代在纽约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来访者们并没有康复。自信的Albert认为，问题在于治疗手法上，而不是自身的能力问题。和其他抱有类似想法的治疗师一起，Albert转向了古老的斯多噶哲学。他告诉患者，他们的压力来自于对世界的信念与观点，而不是某些事件本身。没有顺利的升职可能会让你不快乐，但你的抑郁则来自另一种不理智的倾向：将单独的一次失利简化成整个人生的全面溃败。数十年之后，Albert告诉一个记者：“就我看来，精神分析給了来访者一种“逃避”。他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模式。他们花费十年的时间去谈论自己，去责怪自己的父母，等待着一种魔术子弹般的顿悟来帮助自己获得解脱。”
托CBT倡导者们一贯严肃、不扯淡的福，人们很容易忽视掉他们的主张是多么具有变革性。对传统精神分析师——以及那些尝试衍生于传统经典精神分析的“心理动力学疗法”的人而言，那些看似不合理的症状，比如在爱情或工作中反反复复的自我挫败行为，其实都是合理的存在。结合患者早期的经历来看，这些行为都有其合理性。例如，多年前你被父亲或母亲抛弃，现在你一直害怕你的伴侣也会这么对你，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你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毁掉自己的婚姻。CBT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理论。情绪是有道理的：比如，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并因此而感到沮丧——这就是某种非理性思维导致的结果。就算你现在失业了，事实上你不可能从此以后一直倒霉，事事不顺。
如果第二种方法（情绪是有道理的）是对的，那改变就显而易见地更简单了：你只需要识别并改正那些思想上的“小错误”，而不是去破解痛苦背后的秘密原因。诸如悲伤或焦虑的症状并不必然意味着深埋起来的恐惧，他们是应当被驱逐的入侵者。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和来访者的关系类似于培养皿，来访者在这个“皿”中重现Ta和别人相处时的惯常模式，让他们能更好的看到并理解这些模式。而在CBT中，你需要做的就是尝试解决并摆脱问题。
随心所欲的Ellis注定会成为精神分析的局外人，但他开创的方法迅速地因Aaron Beck的出现而获得了认可。 196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家Beck发明了21道题目的问卷，来测量病人的痛苦程度，这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还证明，在所有的案例中，有接近一半的案例症状因CBT而得到缓解。此后，精神分析师们不再抱怨了，他们发现自己就像19世纪的医生或者是搞砸了的即兴创作者一样，他们受到了另一种观念的威胁与冒犯，即：你们那种神神秘密的治疗艺术，都可以被简化成一系列的有着实证支持的步骤。
而后的更多研究显示，CBT对抑郁症、强迫性精神障碍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都有效果。畅销书《伯恩斯情绪疗法》的作者David Burns在书中推荐了认知行为治疗，2010年时，Burns说：“我当初参加 CBT 研讨班的目的事为了证明它是无效的，但后来当我将这种疗法应用在我的病人身上时，这些绝望的病人居然开始好转了。”
毫无疑问，CBT帮助了数以百万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尤其是当经济学家 Richard Layard——也是一名强硬的CBT狂热鼓吹者——成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幸福沙皇”时。截至2012年，超过一百万的人接受了由Richard Layard与牛津大学心理学家David Clark一起合作推动的免费治疗项目。尽管你会争辩说CBT并不是特别有效，但这个成果依旧不容小觑。然而，某种不确信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我们总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某个重要的东西缺失了。我们的内在生活与人际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宗教与文学的全部历史都在试图解决这一命题，神经科学也体现了大脑工作的精妙之处。那些事关我们痛苦的答案，真的是所谓的“识别自动化思想”、“调节自我谈话”，或者“挑战你内在的批评”？治疗真的可以变的如此直接地来自于书本或电脑，而不是人类本身吗？
几年前，当CBT开始主导英国的公共治疗服务后， 来自牛津郡、刚生完第一个孩子的Rachel来到NHS寻求产后抗抑郁治疗。她首先是被带去观看了一组幻灯片演讲，主题是：“改善情绪的五个步骤”；接着，她接受了治疗师的CBT治疗，并在间隙接受了计算机化的CBT。“我觉得没有比这种通过计算机程序让我回答自己感受的方式更让我感到孤立无援的了。而且，当我点击屏幕上的悲伤表情后，竟然出现了’对此我感到抱歉’的语音，还是提前录制好的！”Rachel 回忆道。在人类治疗师的引导下填完完整的CBT量表也没好到哪里去。她说，“患产后抑郁症后，你就脱离了曾经那种工作、挣钱，沉浸在自己兴趣爱好中的环境。突然间，你独自一人在家，大多数时候都病怏怏的，还没有可以谈心的人。” 她已经发现了她真正需要的东西：真实的沟通与联结，就像是即使每周只抽出片刻时间，也能被某人牵挂的感觉。
“我可能在心理上病了，”Rachel说，“但是我确认的是，一台电脑是不会替我感到难过的。”
在精神分析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维犹如一个王国，它远比大部分人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独特。Jonathan Shedler 一直都记得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刻。他当时在麻省读本科，某位老师对Shedler 的一个梦进行了令人震惊的诠释。在梦里，他梦见自己开车驶过湖面的一座桥，还在商店里试了帽子。老师认为这个梦是对怀孕的担忧，显然他的解释是对的： Shedler的女朋友正在焦虑的等待验孕的结果，并祈祷千万不要怀孕。但老师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善于解释梦的象征意义。“这对我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Shedler 回忆，讲师的话就像“来自上天的指引”。他当时就决定：“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够理解这些东西，那么我必须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然而，学术心理学——也就是Shedler随后进入的领域——热衷的是把对心理世界的迷思赶出你的脑海。Shedler总结说，研究者们致力于量化和测量，而不是深入到实实在在的真实内心中。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来参加培训，并且自己也要接受分析；与之相反，在大学里面研究人的思维，并不需要任何真实的体验。Shedler这样的人现在很少见，他既是治疗师也是研究者，并在两个世界之间搭建起桥梁。“你知道那个需要一万个小时才能成为专家的说法吗？”他问道。“好吧，大部分声称某种治疗有效与否的研究者连十个小时都没做过。”
人们普遍认为，精神分析是没有真凭实据的。Shedler随后的研究和著作在挑战这一广被接受的看法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早期精神分析师对研究是嗤之以鼻的：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项颠覆性的艺术实践者，因此必须在专业的机构加以培养。因此，在实践中，他们形成了私人小团体，且极少与大学的学院派实验者们互动。也因此，认知领域的研究开始独步天下。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针对精神分析的实验研究才初露端倪，开始挑战认知学派可能存在的缺陷。2004年，一项元分析表明，在许多疾病方面，短程精神分析疗法的效果与很多其他疗法一样好，92%的受助人在治疗之后都有好转。2006年，在一项追踪了大约1400名患有抑郁、焦虑和相关问题的人的研究中，其结果也偏向于短程心理动力学疗法。2008年，一项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在五年的治疗之后，接受心理动力学疗法的病人中只有13%的人仍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而在其他疗法的病人中，这一数字是87%。
这些研究并不总是把认知疗法与精神分析疗法相对比。这种对比常常集中于“常规的疗法”，而这个称谓涵盖了太多的错误。但是，正如Shedler所认为的那样，两者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往往发生在治疗结束之后，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当治疗刚结束后，如果你问接受了CBT的人的感觉如何，他们会回答很好。数月数年之后，CBT的正面效应消退了，而精神分析的作用依旧存留着，甚至有所增长。这表明精神分析可能通过一种持续性的方式，重构了来访者的人格特性，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情绪。由NHS去年在Tavistock clinic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为期六个月的观察中，接受精神分析的慢性抑郁症患者的症状缓解几率比接受其他治疗方式的患者高40％。
沿着已有的证据，学者开始质疑当初最早鼓吹CBT疗法的研究。2004年，亚特兰大心理学家Drew Western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极具挑衅性的文章，揭露了研究者如何为了给出一个可以解释的结论，排除掉三分之二的有多种心理问题的潜在被试。当时的研究结论只有在单一问题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但这也意味着被研究的对象是非典型性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心理问题可能和我们的性格有关，最初前来求助时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几次会诊后真正浮现的问题（比如，想要出柜却又害怕父母不接受自己的性倾向）。甚而有之，当一些仅受过几天训练的研究生把CBT和心理动力治疗放在一起作比较时，有些研究已经预先准备好瞒天过海的对策了。
但是，精神分析学派对于认知疗法最具煽动性的指控是，它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比如，找到管理抑郁或焦虑情绪的方法可能会阻碍你下定决心了解自己并作出长期改变。CBT只是告诉你现在有相对简单的掌控痛苦的方法，但是，承认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情绪以及他人掌控力的局限或许反而会使我们收获更多。这种掌控力的诱惑不仅对病人有效，也可能使治疗师深陷其中。“ 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是焦虑的，没有经验的治疗师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美国心理学家Louis Cozolino在新书《心理治疗为什么有效》中写道，“因此，最好是两派都能各有所长，各司其职。”
毫无疑问，CBT的主要拥护者对于大多数的批评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这些嘲讽太肤浅，并且，疗效的下降只是预期上的，毕竟它的流行度已经发展得很高了。早期的研究多是由那些热衷于新方法的先锋治疗师采用小型的样本，而最近的研究开始使用更大的样本，治疗师的水平范围也相对拉大。“那些说CBT肤浅的人都不明白关键在哪里。”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院认知行为治疗的教授Trudie Chalder如此说道，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对所有问题都有效的疗法：“没错，你的对象是人们的信念，但是你不仅仅只针对那些触手可及的信念。不仅仅是‘哦，那个人正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所以他肯定不喜欢我’，而是像‘我一点也不可爱，这可能和我的过去经历有关’这样的信念。
然而，即使在结论相反的研究中判定出了谁对谁错也无法停止这场争论。实验者对于哪种治疗方法更有效各执一词。但是怎样才算是一次成功的治疗呢？研究中会测量症状的缓解程度，但是精神分析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是，一段有意义的生活中，在消除症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把握。原则上来讲，你可能会在接受过精神分析后情绪更加糟糕，但你也同时比过去更聪明了，更能意识到过去不曾意识到的反应，并且因此生活得更投入更觉察——这样看来，你的体验仍然是成功的。弗洛伊德曾公开表明，他的目标就是“把神经质的痛苦转化为普通的不幸”。荣格也曾说过，“人类需要苦难，因为它是健康的必需品。”既然生活本身是痛苦的，那我们还需要思考“治愈”那些痛苦的情绪么？
关于治疗不应该被以实验与科学的方式进行推进的观点，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是如此地特殊而与众不同，以至于将其以科学所适用的一般化和归纳原理去分析会显得过于冷酷。这种情感也许解释了Stephen Grosz 在2013年所著的《被检验的生活》的成功原因。这本精神分析医师取材于其闲谈时听来的故事的集子持续数周位列英国各大畅销书榜单，并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其章节并非由实验发现或诊断结论构成，相反，这本书中充满了故事，而其中不少故事包含了病人们在突然间感知到内心奥秘，以及其背后的洞察力。例如一个男人强制性地撒谎，而其目的在于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像他的母亲会替他掩藏尿床的证据那样。又比如，一个女人在发现洗碗机被堆叠得十分整齐后，最终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拒绝其丈夫不忠的证据。
“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作为一名分析师，你的角色是帮助你的病人找到他自己独特的故事。”Grosz告诉我：“人们通过讲述自己的幻想，或者讲出某一个特别的字词，从这唇齿之间涵括了太多的东西。”分析师的工作，是见证，并全然接纳，然后从这些材料之后，“帮助人们对于生命赋予意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这一看似最不科学的观点，最新的支持竟然是来自心理研究中最实证的那一角：神经科学。许多脑科学实验都表明大脑对信息的处理速度远远超过了意识的追踪，以至于无数地心理过程都只能在“引擎盖”下进行，从而无法被驾驶座上的意识发现——神经科学家David Eagleman这样比喻道。因此，正如Louis Cozolino在著作《心理治疗为什么有效》中写道，“当我们意识到某种体验时，它已经被大脑处理过多次了，比如，激活你旧有的记忆，以及启动你复杂的行为模式。”
你如何解释这些证据决定了在你意识到之前我们能够做哪些事：从心理演算，到踩下汽车刹车，再到选择结婚对象……这与CBT最初希望通过训练使人们学会把握行为中大多数无益的心理反应的设想并不吻合。相反，它却印证了精神分析学派对于潜意识的强大存在性和控制力的直觉式构想；我们无可避免地在过去的镜头下生活，即使我们大费周折，也只能部分地、缓慢地去修改它。
或许在众多治疗学派的争论声中，我们唯一无法否认的真理就是：我们依旧对人类思维的运作所知甚少。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情感史研究中心的政策主管Jules Evans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当面临亟待解决的心理问题时，“我们手里有锤子、锯子、手枪和马桶刷，面对一个出了故障的盒子，我们只需要用手里的工具轮番去敲打它，看看哪一个管用就行了。”
这也许是许多学者对于渡渡鸟效应（dodo-bird verdict）感兴趣的原因。许多研究发现，一些具体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并没大致差别，这个结论就被称为渡渡鸟效应。它最早来源于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一句话：“每一个赛跑的人都有奖品。”目前看来，情感的共通、尽职尽责的咨询师和一个渴望改变的来访者仍然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关键因素，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包治百病”的治疗方法。在自己上东区的咨询室里，Pollens说起了自己对渡渡鸟效应的感同身受——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忠实的精神分析拥护者。他提起一个来自英国的接受过医学训练的精神分析师Michael Balint提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样的药方是最有效的？“人们总是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最后他给出的答案是‘关系’。”
但是，即使我们无法简单地判定哪一种治疗方法更有效，这样的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和他的继承者们也依然是有利的。毕竟，精神分析曾满含敬畏地承认了我们对于自身意识的不可知（荣格学派的精神分析师James Hollis曾经就这样写道，“人们永远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潜意识在想什么？”）。弗洛伊德给人的傲慢划定了高限。他提醒着我们不要去一味地追求生活幸福，也不要就此认定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事实上，我们总是毫无意识地忽略飘忽不定的真相，却又任由自己的情绪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治疗中通常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人们来的时候会说我要求帮助，可是之后呢，他们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你帮助他们，”Pollens说着，微笑中流露出对这种奇怪现象的无奈—可能整个治疗都一贯如此。“如果当一个人无论用什么方式，传达给你这个信息，说‘别帮我啦’，这个时候我们究竟如何帮助他？其实这才是分析性治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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