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女 Elaine HATFIELD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心理系）
摘要
性的自我表露 （sexual self-disclosure）是自我表露中最亲密的形式。它是一个亲密的二人关系中一方把他（她）的性事表露给伴侣的程度。出乎意料的是，和对于大量关于其他方面的自我表露相比，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发现：性的自我表露和人们的性满意度是相关的。因此研究性的自我表露或许有助于了解或增益人们的性生活。过去的研究从未调查过文化是否影响人们对性的自我表露。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性的自我表露的程度和内容都应该会有所差异。现有的关于人们自我表露中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对未来研究性的自我表露受文化差异的影响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跨文化心理学；性的自我表露；自我表露；性沟通；沟通心理学
分类号 B849: C91
引言
人们会向他们的爱人表露他们的性事吗？如果会的话，什么话题是他们提到最多的，而什么话题又是对于这段关系最重要的呢？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性的自我表露 （Sexual Self-Disclosure）”这个概念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Byers & Demmons，1999；Snell，Belk，Papini，& Clark，1989）。调查人们的性的自我表露可能可以加深对人们性生活的理解。并且，研究者和心理咨询师发现讨论个人的性喜好能够减少性方面遇到的问题并增加性满意度 （LoPiccolo & LoPiccolo，1978；Metts & Cupach，1989；Russell，1990）,所以这对于性关系是有利的 （Masters & Johnson，1976）。Reiss （2006）在《一个圈内人看金赛以后的性科学》一书中提出：性的自我表露是无所不在的。他认为，亲密伴侣间的自我表露可能带来伴侣间更紧密的结合。但是，现存的关于这种表露的研究却非常少。用“谷歌学术”做为搜索引擎搜索国外的文章，我们仅能够找到12篇题目里含有“性的自我表露”或者“性表露”的已发表的文章。国内几乎没有这方面研究。
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情绪、动机、行为、生活方式和福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Bond，1997；Fiske，Kitayama，Markus，& Nisbett，1998；Kagitcibasi & Berry，1989；Kitayama & Cohen，2007；Lehman，Chiu，& Schaller，2004；Markus & Kitayama，1991；Singelis，2000）。文化被认定几乎能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性在内（Hatfield & Rapson，2005）。确实，人们的性的自我表露不可避免的被他们所在的文化所塑造。但文化如何影响性的自我表露却几乎从来没有被研究过。在本文中，我们会评述现有关于性的自我表露的研究，并且对文化差异对性的自我表露可能的影响做出推测。
2 文化
2.1 文化理论
此前的一些跨文化研究为讨论文化差异对性的自我表述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虽然文化多样性几乎是无限的，大多数跨文化研究都在做东亚人和北美人之间的比较。研究者试图用不同的维度描绘出各个国家文化之间的不同。在文化理论中，Hofstede （1980）的研究是最为被广泛应用的。他在5个文化维度上描绘出了40多个国家的区别，这些文化维度分别是：权力差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不确定性的避免、女性的—男性的、长期倾向。虽然有争议，文化研究者还是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做为“最能体现东西方的区别的精髓的维度”。在 Hofstede’s （1980）的跨国研究中，美国个人主义的程度排在第一位，而中国（包括香港）个人主义的程度排在第37位。可见中国是一个偏向集体主义的社会。个人主义社会的成员更关心他们自己的目标、兴趣和需要以及怎样能由他们自己的行为达到预想（Hui & Triandis，1986；Triandis，1986；Triandis，Brislin，& Hui，1988）。这样他们难免会常常表达个人的愿望和目的。在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目标比群体的目标重要。反之，集体主义社会的成员通常把集体的利益和目标置于个人利益和目标之上 （Ting-Toomey，1988）。个人的需求和特点就不那么重要，也不鼓励人们主动去表露出来。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差别也会在沟通模式上体现出来。Gudykunst和 Ting-Toomey （1988）的研究发现：个人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分别具有低背景（Low Context）和高背景（High Context）的沟通模式。在低背景的沟通模式下，比如在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人们会表露自己的心迹和真相，这是“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的特质”（Grice，1975；Hofstede，1991）。低背景的沟通强调坦诚，这种坦诚要求人们向他人谈及自己的个人信息。在高背景沟通模式下，比如在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中，人们被期待“伪装和隐藏说话者的真实意图”（Gudykunst & Ting-Toomey，1988，p.100） 以保持群体的和谐。集体主义社会的成员会害怕因为表露了自我而使他人感到存在威胁或者伤害他人（Gudykunst & Ting-Toomey，1988）。所以可以推想他们会更少的表露自我。研究者发现个人主义社会的成员比集体主义社会的成员更倾向于开口谈话（Gaetz，Klopf，& Ishii，1990）。
关于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性规范的开放与否，Simpson和 Gangestad （1991）提出一个概念叫“社会的性 （Sociosexuality）”. 这个概念后来用于测量个人的择偶技巧并变得非常流行。社会的性程度低的人拥有“受限制的社会的性倾向 （restricted sociosexual orientation）”，这样的人通常专一，求爱过程长，并在长期的关系中有很重的感情投资。在 Schmitt （2005）的研究中，中国人（香港）就是如此。在中国，性一般不作为公开讨论。因为在倾向于保守的社会规范中这是不合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认为凡是在公开场合谈论“性”问题的行为都是极其不雅的事。像“性”和“性行为”这样的字眼在中文里面往往和负面的字眼放在一起，如“犯罪”和“不检点”之类。我们可以称这样的社会为性保守的社会。而社会的性程度较高的人拥有“不受限制的社会的性倾向 （unrestricted sociosexual orientation）”，这样的人更加性开放，更快进行性行为，有更多的性伴侣，感情投入更少，关系的亲密感也处在低水平。美国人就是如此（Schmitt，2005）。在美国，由于 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的影响，日常谈话中和媒体对于性的讨论是让人接受的乃至是经常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性开放的社会。Tang和Zuo（2000）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对约会持有更开放的态度，更频繁的约会，更早开始约会，并且在约会中更可能进行性行为。可想而知，生活在性保守的社会的人会进行更少的性的自我表露，生活在性开放的社会的人会进行较多的性的自我表露。
2.2 文化差异与自我表露
研究发现西方的被试通常比非西方的人自我表露更多。例如，美国人比日本人、中国台湾人和黑人自我表露更多（Chen，1995；Gudykunst & Nishida，1984；Jourard & Lasakow，1958；Littlefield，1974）。自我表露较少的原因可能与该文化中表露自我的舒服程度与西方不同有关。例如，根据 Nakanishi （1986）的研究，和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对于陌生人比较倾向于低程度的自我表露。和日本的男性相比，日本的女性也更适应低自我表露的谈话，这和美国人自我表露的性别差异正好相反（美国女性比男性喜欢更多的自我表露 ）。这是一个文化和性别在自我表露上有交互作用的例子。
考虑到自我表露的不同参数，研究发现非西方文化的人自我表露的程度更深（程度指表露的信息的亲密度），而美国被试的自我表露则有更大的数量（Wheeless，Erickson，& Behrens，1986）。前文提到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在口头上表达自己的时候感到更勉强，并在互动中进行较多的自我抑制（Ogawa，1979）。西方文化内也有自我表露的不同。比如，美国人比德国人自我表露更多 （Lewin，1948）。
对于白种美国人来说，关于性的沟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的核心，但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例如非洲裔美国人）却并不那么重要（Crooks & Baur，1999）。根据文化对于自我表露有重要影响这一事实，由逻辑推断我们可以说文化也很可能影响性的自我表露。
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人们告诉别人的话题，可能与那个文化中什么话题和什么深度的谈论合适有关。中国人的性变得非常保守是从宋代（公元后 960~1279年）程朱理学开始盛行之后，还有“万恶淫为首”一说。在中国广博的传统文学创作中几乎找不到以性爱作为主题的作品。一旦出现大量描述性生活内容的小说必然被皇权视为“禁书”。即使有少数的此类作品，比如《金瓶梅》这本中国明代长篇世情小说，对性生活场面有详尽而直白的描写。但在它成书后的几百年中都被历朝皇权例为“禁书”。著名的以爱情为主线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也绝少明确描述性爱场面的文字。这在欧美文坛上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事。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必要地表露了过多的自我，尤其是讨论性问题，不仅可能丢面子，更可能激起公愤，被斥为“下流”、“淫荡”以至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被逐出家族。相反，在欧洲和北美，人的独立性、独特性，和自信一直以来是被重视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早在 2000年前就被欧洲文明的祖先希腊人提出，并且一直影响至今。男女人体和性爱从那时候起就被人们认为是神创造的最美的杰作。人们热情地不厌其烦地用各种艺术形式反复讴歌男女爱情和性。所以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可能自由地表露他们的自我，当然也包括性的表露。
3性的自我表露
3.1自我表露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讨论以往对自我表露的研究，以建立对性的自我表露的理解。研究沟通的学者发现，30%～40%的日常对话是用于与他人讲自己的体验或者个人关系 （Dunbar，Marriot，& Ducan，1997）。这些发现意味着自我表露占人类沟通的很大一部分。自我表露的概念在过去30年中已经被系统地研究过（蒋索，邹泓，胡茜，2008）。研究者一般认为自我表露对于建立亲密关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是人际关系中亲密程度的一个指标（Altman & Taylor，1973；Jourard，1971；Pearce & Sharp，1973）。自我表露也是一种能力，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形成的先决条件（Derlega & Margulis，1982）。关于个人背景和感受的自我表露，与友情、约会关系和婚姻关系呈正相关 （Derlega & Berg，1987；Hendrick，1981；Hendrick，Hendrick，& Adler，1988）。
过去对于自我表露的研究多数使用Jourard和Lasakow（1958）的自我表露量表做为自我表露的操作性定义。Jourard的量表仅包括和性的自我表露相关的四个问题。这些问题询问关于性道德、性生活、性吸引和性行为。研究者基本同意性是一段浪漫关系中影响满意度的最重要的因素（Sprecher，1998；Wincze & Carey，2001）。其他研究者还发现，对性的满意度与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呈很强的正相关（Byers，Demmons，& Lawrence，1998；Byers，2005；Purnine & Carey，1997）。在中国，研究者发现这些变量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 （Renaud，Byers，& Pan，1997）。因此我们认为在试图理解亲密关系的时候，爱情、信任、承诺和性的自我表露，都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注。
最被广泛使用来描述自我表露和亲密感之间的关系理论是社会渗透理论（Altman & Taylor，1973）。社会渗透理论提出：互动的伴侣在他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的过程中，更可能去沟通和表露亲密的信息。社会渗透到一个关系中更亲密的层次，是基于人际交换中的奖励—代价的比率 （Thibaut & Kelley，1959；Wheeless，Wheeless，& Baus，1984）。当在一段关系中奖励超过代价，个人就会被激励着向他们的伴侣表露他们的态度、感受和行为，并且如果顺利的话，一段关系就会变得更加亲密。当一段关系的代价超过奖励的话，人们就会停止表露，该关系也就变得不那么亲密。
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表露关于个人的信息是一个奖励性的体验，因为它刺激了大脑中管理与收到钱、吃东西或者进行性行为同样愉悦的区域（Tamir & Mitchell，2012）。所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人们会愿意自我表露和发展亲密的关系。因此由逻辑推断，性的自我表露可能也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体验。之后我们会讨论研究发现性的自我表露和性满足感相关的现象 （Byer & Demmons，1999）。
3.2 性的自我表露和自我表露
性的自我表露被认为是自我表露中最亲密的形式。而性的自我表露又具有独特性，因为对于性的自我表露的研究和对自我表露的研究结果不总是一致。例如 Wheeless和同事（1984）发现大学生亲密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由沟通满意度和性沟通满意度来区分。在进行这种区分的时候，沟通满意度和性沟通满意度相比是一个比较弱的指数（沟通满意度是研究沟通的学者常用的一个测量人们是否愿意沟通的重要指数）。这可能意味着自我表露和性的自我表露的功能在亲密关系的发展上并不完全重合。
3.3 性的自我表露的定义
对于性的自我表露，研究者没有一致的定义。有的研究者定义它为人们和其他人谈论各种性话题的愿意度（Papini，Farmers，Clark，& Snell，1988；Snell et al.，1989；Yang，M. L.，Yang，C. C.，& Chiou，2010）。“其他人”包括不同的对象，有父母、朋友、熟人、心理咨询师甚至陌生人。另一些研究者定义性的自我表露为“个体向他（她）的约会对象自我表露他（她）对他们所进行的具体性行为的好恶的程度”（Byers & Demmons，1999）和“暴露自己的性自我”（Herold & Way，1988）。在这篇综述中，我们会聚焦在亲密伴侣之间的性的自我表露，并把性的自我表露定义为“它是一个亲密的二人关系中一方把他 （她）的性事表露给他 （她）的伴侣的程度”。
3.4 性的自我表露和性沟通
性的自我表露也是性沟通的一种。如果人们指出他们愿意或者实际上对他人表露了自己的信息，这就是一种形式上的“沟通”。和性沟通作为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不同，性的自我表露强调单方面的表露个人的性事。性的自我表露和性沟通往往是由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基本上性的自我表露是由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而性沟通由研究沟通的学者和心理咨询师在研究 （赵冬艳，王争艳，雷雳，2005）。
Masters等人（1976），Masters，Johnson和 Kolodny（1986）以及更近的研究者（Ferroni & Taffee，1997）发现：如果要培养一个令人满意的性关系，基本的沟通和伴侣之间的性沟通都很关键。良好的沟通对于婚姻的调适和满足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nyder，1979；Cupach & Comstock，1990）。这样的沟通使伴侣能告诉对方他们自己的性需求，喜好和渴求（Gordon &Snyder，1986），并且为他们的关系发展出两人关系的性脚
本（Metts & Cupach，1989）。如果人们参照适当的性脚本，他们便能够更好地了解在一段性关系里面什么是恰当的。MacNeil和Byers（1997）也发现在长期关系中，表露自己的性喜好能增强一个人的性满意度，这种增强是在非性沟通（non-sexual communication）对性满意带来的好处之上的。然而，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显示这一结果。比如 Byers和 Demmons （1999）就发现性的自我表露对约会的男女的性满意度没有独特的贡献。MacNeil和 Byers （1997）推想这可能是因为性的沟通或者性的自我表露要在长期和稳定的关系中，才能对性满意度有独特的贡献。
3.5 性的自我表露的测量
3.5.1 现有的量表
一些研究者已经订制了量表来测量性的自我表露（Byers & Demmons，1999；Herold & Way，1988；Snell et al.，1989）。Herold和 Way （1988）的《性的自我表露量表》包括这样的一些条目“我个人对与性道德的看法”，“婚前性关系”，“口交”，“自慰”，“我的性幻想”，“我喜欢的性技巧”，“避孕措施的使用”和“我可能有的性问题和困难的看法”。他们使用了一个4点反应量表，从1到4： 1=我从未告诉这个人关于我的这方面的任何事。2=我只是大概谈论过这个条目。3=我谈论过这个条目的一些细节但我从来没有完全表露过我的态度和行为。4=我与他人完全的讨论过这个条目的细节。他（她）在这方面完全了解我。
Snell和同事（1989）编制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性的自我表露量表》 （60个条目，12个因子 ）。这个量表的对象是父母、朋友或陌生人。他的《性的自我表露修订量表》是针对个人的亲密伴侣提问，由 72个问题和 24个因子组成。这 24个因子分成 4类：性行为、性价值观和偏好、性态度、和性情绪。在《性的自我表露量表》和《性的自我表露修订量表》中，他让被试在一个五点量表上指出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向他们的亲密伴侣表露了他们自己。这五个点是：
1 = 我没有和一位亲密伴侣讨论过这个话题。
2 = 我和一位亲密伴侣稍稍讨论过这个话题。
3 = 我和一位亲密伴侣大致讨论过这个话题。
4 = 我和一位亲密伴侣大量讨论过这个话题。
5 = 我和一位亲密伴侣完全的讨论过这个话题。
他还设计了一个未来取向的反应量表来测量人们愿意表露的程度。例如，“1 = 我不愿意和 ____讨论这个话题。”
Byers和 Demmons （1999）的量表直接询问被试对他们性方面的好恶的表露。被试被指示在一个7点 Likert 量表上指出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与他们的伴侣沟通了他们的性喜好。例如：“你在多大程度上告诉了你的伴侣你喜欢被怎样亲吻”，“你在多大程度上告诉了你的伴侣，你希望被爱抚的方式？”和“你在多大程度上告诉了你的伴侣，你希望被口交的方式”。Quina，Harlow，Morokoff，Burkholder和 Belter（2000）在他们的《主动性沟通量表》中包括了一个部分叫做“对于喜好的性沟通”。该量表有 6个条目，包括比如像“我让我的伴侣知道我在性中不喜欢什么”和“我让我的伴侣知道在性中我喜欢什么。”
Theiss （2011）也设计了一个有 5个条目的量表叫《性沟通的间接性量表》。被试在一个6点 Likert量表上指出 （1=强烈不同意，6=强烈同意 ）。条目有：“我从来没有和我的伴侣开诚布公的讨论过我的性欲求”和“我直接和我的伴侣讨论过适当的性行为”等。Rehman，Rellini和 Fallis （2011）设计了一个《性沟通满意度量表》。这个量表有 10个条目用以测量性的自我表露。被试在一个 7点量表上指出他们的答案 （1=强烈不同意，7=强烈同意）。条目有如“当我感到很大的性满足的时候我告诉我的伴侣。”和“我不怕显示给我的伴侣看什么样的性行为让我感到满意。”
Chiou和 Wan （2006）调查了中国台湾青少年在网络上的性的自我表露。他们设计了一个量表叫《台湾青少年性的自我表露量表》。被试填写给他们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对于每个性话题 （从网上发展得来 ）的性的自我表露的频率。这些条目包括“我对性方面的疑问”和“我对于 A片的看法”。反应是在 6点量表上做出的，从“非常可能”到“最不可能”做为“广度”的分数。除了“广度”的分数，每个性话题的“深度”的分数也被计算出来。对于台湾青少年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的的性的自我表露的广度和深度都被测量出来。下面表 1对以上量表的信息做出了总结。
3.5.2采访技术
研究者也用了采访的方式来调查人们对性的沟通。例如，Huong （2010）在越南进行了对性的沟通的采访调查。他召集了 16个被采访者，并进行了一个非结构化的 （unstructured）深入调查。在谈论与他们的婚姻伴侣的性事的时候，几个主题出现了。例如：当关系更加深入的时候，亲密的性谈话就减少了。这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了解对方”，“没有什么性事可谈论”或者因为“性不需要话语，而需要行动。”在婚姻中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感到他们已经完全的表露了他们自己，不需要再更多的表露了。
正如 Byer和 Demmons （1999）提到的，性的偏好可能在伴侣之间是非文字性的沟通，这就不在文字量表的测量范围之内。这样的非文字沟通可能也会为个人的性沟通满意度做贡献。并且，性的自我表露在除了北美的其他文化中可能包含其他的建构和维度，这些并没有被测量过。
3.6 一些与性的自我表露相关的因子
Herold和 Way （1988）发现女性对于他们的亲密伴侣的性的自我表露与以下的因子呈正相关：自信、性的重要性、约会承诺、性的舒适度、伴侣之间感知到的相似度、关于向约会对象表露的信条 ；并且和性罪恶感呈反相关。Byers和 Demmons （1999）发现在一段关系里面比较久，有较多的性伴侣，处于专一的约会关系中，经常表达情感，和对关系很满意的人会进行较多的性的自我表露。Byers和 Demmons推测人们在高表露和相互表露的关系中，会作更多的性的自我表露。
3.6.1性的自我表露与性满意度
研究者已经证实亲密伴侣间的性的自我表露，以及长期稳定关系中的性的自我表露都和性满意度相关 （Byers & Demmons，1999；MacNeil & Byers，1997，2009；Rehman et al.，2011）。Cupach和 Metts （1991）认为表露自我的性的好恶可以作为对伴侣的性喜好的提示，使该个人得到更多的想得到的东西和去除不想要的东西，所以能够增加该个人的性满意度。
MacNeil和 Byers （1997）发现在一段长期的异性关系中，非性的沟通 （由 Byer的《基本沟通量表》测量 Demmons，Lawrance，& Byers，1993）和性的自我表露都分别和性满足感相关。MacNeil和 Byers （1997）的研究分别检验了性沟通和非性的沟通与性满足感的关系。然而很多其他关于性沟通的研究只检验了性沟通和性满足感的关系 （Purnine & Carey，1997）。
表 1现存的性的自我表露量表
| 量表 | 作者 | 条目示例 |
| 《性的自我表露量表》 | Byers &Demmons，1999； | 你在多大程度上告诉了你的伴侣你喜欢被亲吻的方式？ |
| 《性的自我表露量表》 | Herold & Way，1988； | 我对于性道德的个人观点我可能有的性问题或困难。 |
| 《性的自我表露量表》 | Snell et al.，1989； | 我对我的性生活有多满意。我所参与的性行为。 |
| 《性的自我表露修订量表》 | Snell et al.，1989； | 我对于性责任的个人信条。我感到性兴奋的感觉。 |
| 《对于喜好的性沟通》 | Quina et al.，2000； | 我让我的伴侣知道我在性里面不喜欢什么。 如果我的伴侣以我不喜欢的方式爱抚我，我会让他（她）停止。 |
| 《性沟通的间接性量表》 | Theiss，2011； | 我与我的伴侣从来没有开诚布公的讨论过我的性欲求。 我和我的伴侣直接讨论过适当的性行为。 |
| 《性的沟通满意度量表》 | Rehman et al.，2011； | 当我感到很大的性满足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伴侣。 我不怕向我的伴侣显示我对什么样的性行为感到满意。 |
| 《性的自我表露量表》 | Chiou & Wan，2006； | 我在性方面的疑问。我对 A片的看法。 |
然而，Byers和 Demmons （1999）发现更多在性方面表露自己的喜好的人一般对他们的性沟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同时，他们发现性的自我表露在非性的沟通被控制的时候和性的满足感呈独立的相关性。所以他们推断性的自我表露在增加个人的性沟通满意度上扮演独特的角色。但根据他们的发现，性的自我表露在自我表露被控制的情况下不与关系满意度或性满意度相关。这显示性的自我表露可能不像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对关系满意度或性满意度做出独特的贡献。他们推测约会的情侣可能预期较多的性表露，因为他们看重对于他们的伴侣开诚布公。但是他们可能期待部分的表露而不是完全表露，因为太多的表露会有负面的结果 （Hatfield，1984）。所以他们对于部分表露更满意。
沟通研究者还发现性沟通和性满足感相关。Cupach和 Comstock （1990）发现对性沟通的满足感、性满足感和关系满足感都是正相关的。性沟通的满足感是一个衡量沟通质量的标准。在 Cupach和 Comstock （1990）的研究中，作者测量了性沟通满意度和性满意度的关系，却没有直接测量性沟通和性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相关性研究，所以显示性的自我表露和性满意度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还是很需要的。
3.6.2性别与性的自我表露
研究者一致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全面地向他人作自我表露 （Caldwell & Peplau，1982；Dindia & Allen，1992；Reisman，1990）。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经常进行表露自我，也会在更亲密的话题上进行表露 （Davidson &Duberman，1982）。Byers和 Demmons （1999）发现女性比男性在性和非性的表露上都更多。
然而，性是一个高度个人和私隐的自我表露话题。女性比男性在讨论性的时候更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她们自己的性满足感。因为性角色的双重标准让他们不能对性太有认识（Huong，2010）。特别是在很多亚洲国家，女性被认为在性事里面应该是被动的。如果妻子向他们的丈夫提出性方面的话题，她们可能会被看作是“淫荡的”（Barnett & Stein，1998；Gupta & Weiss 1993）。在大多数文化里面，社会指示女性在性方面应该是天真的。在从古以来长期受“男尊女卑”思想禁锢的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女人连基本的社会地位都没有，他们如何与人讨论性的表露？在一个公认下半身及性器官均为“不洁”和“羞耻”的部分的社会，人们怎么能够公开谈论性话题？今天虽然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道路，两性的平等权利依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因此，我们也需要实行更多的研究来发现性别是怎么来影响性的自我表露的。Chiou 和 Wan （2006）发现在中国台湾，在网上和在真实生活中，女青少年比男性进行更少和更不全面的性的自我表露。社会的压力致使女性比男性更无法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性，所以男性可能比女性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因此性的自我表露中的性别差异与普通的自我表露中的性别差异有不同之处。
3.7 避免性的自我表露
有时候人们不愿意表露他们的性态度、感受、和行为。人们很可能因为自我表露或者亲密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避免自我表露。Hatfield （1984）列出了几个人们可能会害怕亲密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害怕暴露，害怕被抛弃，害怕被攻击，害怕失去控制感，害怕自己的破坏性的冲动，害怕失去自我。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也能推出人们可能不想自我表露的原因。她也建议了几个能够鼓励亲密感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也含着能够增加性的自我表露的方法。
1.鼓励人们接受自己。
2. 鼓励人们接受他们的亲密伴侣。
3. 鼓励人们表达自己。
4. 教人们怎么对待他们的亲密伴侣的反应。”（216.218页）.
人们避免性的自我表露也可能有文化的原因。研究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对于生殖健康和性的文字沟通是不普遍的。比如，研究者发现越南的夫妇觉得谈论性本身就很难 （Ha，2008）。中国人也对约会和性有比较保守的看法。Tang和 Zuo （2000）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和美国的同龄人相比，中国的大学生一般持不太开放的约会态度，约会频率更少，在年龄更大的时候约会，并更少进行性行为。所以，在具有比较保守的性规范的文化中的人们比较难以自由的讨论他们的性事。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被认为是淫荡和肮脏的。
4 未来的研究方向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实文化对自我表露有影响，那么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提出人们的性的自我表露也有文化差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差异虽没有完全消失，但也在逐渐减少。从这篇文章的分析中，我们提出几个可供以后的研究者考虑的假设：
假设 1：如果一个社会越倾向个人主义，人们就会进行越多的性的自我表露。反之如果一个社会越倾向集体主义，人们就会进行越少的性的自我表露。
假设 2：男人会比女人进行更多的性的自我表露。
假设 3：文化和性别在性的自我表露上有交互作用。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男性成员会进行最多的性的自我表露。集体主义社会中的女性成员会进行最少的性的自我表露。
假设 4：生活在性保守的社会的人会进行较少的性的自我表露，而生活在性开放的社会的人会进行较多的性的自我表露。
总之，文化和性的自我表露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研究领域。当下，一些美国心理学家设计了问卷来测量性的自我表露，但是其他文化中的性的自我表露却没有被研究过。在不同文化里面生活的人经过了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在他们所生活的文化规范的影响下，他们的性态度和信条被一直保持着。这些性态度和信条会指示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进行的性的自我表露。过去的研究者已经显示了性的自我表露与性满意度呈正相关（Byers & Demmons，1999）。所以未来对在不同文化中人们的性的自我表露的研究会为理解对不同国家的居民的性现象提供更多视角，并且可能指引我们发现在不同文化中增加人们性愉悦感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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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Differences and Sexual Self-Disclosure
TANG Nu；Elaine HATFIEL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3334 Anoai Place，Honolulu，HI 9682201418，USA）
Abstract: Sexual self-disclosure is one of the most intimate forms of self-disclosure. It is the degree to which a member of a romantic dyad discloses sexual aspects to his or her partner. Surprisingly，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is type of disclosure，compared to the voluminous research on other topics in self-disclosure. This is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since past literature has found that sexual self-disclosure is correlated with people’s sexual satisfaction. Past research has not looked into whether culture shapes people’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sexual self-disclosure. In different cultures，people should sexually disclose to different levels and with different content. Current theories 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self-disclosure provide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study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xual self-disclosure and culture differences. Key words: cross-culture psychology；sexual self-disclosure；self-disclosure；sexual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收稿日期: 2012-12-06 通讯作者: Dr. Elaine Hatfield，E-mail: elaineh@hawai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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