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庄园里的洞穴实验
傲慢与偏见》中对偏见进行自我检讨的是伊丽莎白,但贯穿全书的是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群体间偏见。在对偏见研究的历史上,社会心理学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现实冲突理论创建人谢里夫(Muzafer Sherif)进行的罗伯斯洞穴实验已成为最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假如将两者置于傲慢与偏见的度量点上,一个世纪后在美国东南部森林公园实地操作的这场实验,其实早已在英格兰东南部虚拟的浪搏恩村操练过。
在《简奥斯汀的洞穴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是《傲慢与偏见》的著名开场白,无论文学评论家对此如何论定,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它赤裸裸指向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资源配给与有限资源。
英国当代小说家克拉克(Susanna Clarke)同样将简奥斯汀笔下的这些有趣的年轻人视为婚姻市场上的重要成员,同时将婚姻比作一笔巨额赌注:如今人们赋予婚姻的功能并不比那个时候少,但人们觉得婚姻等于一切就此告终。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子不这么看。她们觉得结婚是生活的开始,结婚意味着获得解放,单身则不然。无论男女,错误的婚姻都会导致灾难没有幸福,经济拮据,更糟糕的是,可能在道德上开始堕落。
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傲慢与偏见》的故事也可以比作她精心设置的六场婚场心理实验之一,与20世纪的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遥相呼应。现实冲突理论认为:正是有限的资源导致了团体间的冲突并导致了偏见与歧视的增加。它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早在1906年,美国耶鲁第一位社会学教授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就在《民俗论》(Folkways)中提出:内群体是属于我们的群体成员,大家通过和平、规则、法律、政府和工业形成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与外群体的关系却是战争和抢劫。人们的态度由此相应形成:忠于自己的群体并为之牺牲,同时憎恨并诬蔑外群体人员。萨姆纳设想,在社会中存在着外群体(Outgrups)和内群体(Ingroups):由他人结合而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体是外群体,即他群;经常参与的,或在其间生活、工作或进行其他活动的群体是内群体,又称我们群体,简称我群。两群体间最直白的语言划分是他们和我们。每个群体成员都对群体有强烈的归属感,并因自豪而将本群体的社会习俗视为正确的;相异的两个群体则会彼此认为对方的社会习俗是错误的,进而表示轻蔑甚至非难。
群在简奥斯汀的世界中格外重要,群是英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直至今日还以无数的俱乐部(Club)方式存在于世。以美国式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考量英国人惯以为常的那种傲慢与偏见,原本需要额外考虑一些民族性的加权值,幸好群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最为安全的出发点。倘若依据外群体、内群体的划分来回顾《傲慢与偏见》的故事,一部原本貌似很闺秀的小说倒成了无处不是刀光剑影。浪搏恩村、尼日斐花园、罗辛斯花园、彭伯里大厦、卢家庄、麦里屯,构成了书中群体划分的天然地理疆界。
以地点划分并非只是出于便利,对于一向信奉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的英国人来说,地域本身就是身份的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博士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Landscape and Identity:Geographies of Nation Class in England)中指出: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就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人们在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简奥斯汀的哥哥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妹妹形容为热爱自然风景,而且是一位具有鉴赏力的行家。美国当代小说家韦尔蒂(Eudora Welty)则将此进一步引申为:对于简奥斯汀而言,具有鉴赏力的小说家可以理解为,依据具体事件判断自然风景是否适宜。英国1940年拍摄的早期电影版《傲慢与偏见》中,片首的人物表就使用了居住地划分,这恐怕并不是偶然。
需要争夺的资源已经很明确:有钱的单身汉,剩下的问题是明确自己属于哪一群体。在简奥斯汀安排的洞穴实验场中,首先自成阵营的是住在浪搏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按照19世纪初英国人的眼光,班纳特先生算得上是个体面的乡绅:尽管会因为没有男丁而导致产业在他身后易手他人,这宗每年提供2000英镑收入的产业足以保证他在有生之年获得与此相符的尊重。纯粹就社会身份而言,班纳特家的污点来自班纳特太太一方。班纳特太太的父亲曾经在麦里屯当过律师,然后把执照给了班纳特太太的妹夫。更糟糕的是,班纳特太太的哥哥在伦敦的齐普赛街(Cheapside)经商,虽然生意做得很得法,但在当时的英国,商人的地位远低于乡绅。律师加上商人,这足以构成彬格莱姐妹耻笑的那么些下流的亲戚。
依据当时的评判眼光,彬格莱姐妹是有理由耻笑的。毕竟,彬格莱先生继承的是一笔将近10万英镑的遗产,每年有4000英镑的收入;虽然没有田产,但租住的是足以称为花园的大府邸。在家庭出身方面,彬格莱姐妹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
多少有些相似的市井出身构成了尼日斐花园群体与浪搏恩村群体交往的基础,也确保彬格莱先生看上班纳特家的吉英时获得了全家人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彬格莱姐妹将吉英视为一个无害的甜姐儿,甚至主动邀请她前来晚宴,但当伊丽莎白高调进入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时,姐妹俩却斥之为没有家教的野态,并由此不断对她的家人表示蔑视。依据现实冲突理论,这种在小说中貌似老生常谈的桥段实际上验证了资源的有限对群体偏见造成的影响:就婚姻来说,彬格莱先生在彬格莱姐妹眼中不属于可争取资源,达西先生则完全不同;当发觉这座富矿开始迷恋上伊丽莎白的明亮的眼睛时,彬格莱姐妹的群体当即选择了夸大对对方群体的偏见的自卫方式。恰如谢里夫所言:仅仅是资源,或是仅有竞争有限还不至于形成偏见,当资源有限的事实遇到竞争的姿态时,偏见就形成了。
自尊形成的重要源泉,咖苔琳夫人的内心倒未必真的像外表一样强悍。
罗新斯花园是代表傲慢的群体,它所散发出的偏见几乎是漫画式的。此地的主人是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一位公爵遗孀。伊丽莎白对咖苔琳夫人的评价是:高大的妇人,五官清楚,也许年轻时很好看。她的样子并不十分客气,接待宾客的态度也不能使宾客忘却自己身份的低微。她吓人的地方倒不是默不作声,而是她出言吐语时声调总是那么高高在上,自命不凡。无可动摇的贵族头衔本身就在罗新斯花园与浪搏恩村乃至尼日斐花园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咖苔琳夫人似乎应该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就心理学意义上来看却未必如此。根据社会认同学理论,那些积极社会认同少,或者只拥有一系列相对陈旧的社会认同的个体才会在认同的维持上投入大量精力;他们会珍视已有的社会认同,构建显著的内外群体差异,最终导致偏见。鉴于这种社会认同感是彭伯里大厦在书中出现得并不多,却几乎从初次登场就赢得了众人的瞩目:彬格莱小姐大肆夸赞达西在彭伯里的房产,彬格莱先生附和我真想干脆就把彭伯里买下来,只要达西肯卖。原本矜持地躲避在一旁的伊丽莎白也听这些话听得出了神,弄得没心思看书了。在彭伯里大厦映衬下,达西每年那1万英镑的收入似乎都暂时微不足道了。彭伯里大厦额外具有的一层象征意义是:它位于德比郡,而德比郡拥有英国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峰区公园(Peak District National Park)。如同美国人类学家达比注意到的,峰区的风景是英国民族情绪的共鸣板之一,到19世纪末甚至成为公民权的象征:拥有土地的精英把峰区当作年年猎杀松鸡的猎区,而附近的普通居民看中的是它的和平宁静。在达西生活的年代,争取进入空旷风景区还没有成为一种特殊而激烈的斗争,伊丽莎白进入时的踌躇也更多是源于害怕见到达西。在故事临近结尾处,伊丽莎白说自己改变对达西的偏见是从看到彭伯里他那美丽的花园算起。
达西与咖苔琳夫人是表亲关系,也曾经出现在罗新斯花园,很容易被归入罗新斯花园群体。某种程度上说,罗新斯花园是彭伯里大厦映射在小池塘里,因而被多少污浊扭曲了的倒影。罗新斯花园代表了劣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偏见中贬低化的那一部分,它被从本体彭伯里大厦中剥离出来,反倒使后者成为更为理想化的所在。伊丽莎白在真正见到彭伯里大厦之前设想它不过是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其偏颇不亚于她在听到韦翰讲述的故事后对达西的负面评判,与此对照的是她在真正见到彭伯里大厦后产生有些过度的亲和反应:从来不曾看到过一个比这里更富于自然情趣的地方,也没有见过任何地方的自然之美能像这儿一样的不受到庸俗的沾损。在心理学家看来,这可以解释为内群体由于偏见对外群体进行过度范畴化而产生的自动增强效应(Automatic Accentuation)。而且事实证明,直至今日,我们也没能脱俗:在《傲慢与偏见》的现代影视改编版本中,大多彭伯里大厦选景地的豪华程度都远超过了达西1万英镑的年收入。在这方面,多数现代读者似乎都不幸被美国文学评论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说中:只有当空间和物体的宏大规模使人的意志大感敬畏并趋于平静,或者迫使意志产生英雄主义色彩的断言时,灵魂的健康才被认为是完美的。
孩子中也就伊丽莎白还有些头脑。至于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先生认为只有她的无知和愚蠢倒可以供他开心作乐。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浪搏恩村的居民们在面对可争取的资源时采取一致对外的态度:班纳特先生尽管在自己太太面前自始至终都说是不想去拜访彬格莱先生,事实上一直都打算去拜访他,而且还是跟第一批人一起去拜访他的。在他宣布这个消息后,包括伊丽莎白在内的一众女眷都毫不掩饰地欢天喜地地喧嚷了一阵。简奥斯汀讽刺班纳特太太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但这一终极目标显然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同。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个带有些许家庭温馨味道的场景可以理智地解释为:群体对成员个人利益和需要的满足程度以及重视程度决定了成员对本群体归属感的强弱。
同样能使现代读者产生熟悉感的是班纳特家群体内部的小冲突。依照伊丽莎白的说法,班纳特先生当年是因为贪恋青春美貌娶了一个智力贫乏而又小心眼儿的女人。在自己的几个姐妹中,伊丽莎白认为,吉英忠厚到看不出别人的愚蠢和无聊,曼丽全部心思用在卖弄自己的才艺学识上,吉蒂与丽迪雅则将类似的执著耗费在舞会以及与大兵调情上。伊丽莎白明显将自己划入父亲的智慧阵营,班纳特先生也不止一次表示,几个谢里夫的洞穴
检阅过简奥斯汀方面的演职员表,不妨对照审视一下谢里夫的实验剧本。
洞穴实验实际上进行了三次,最著名的一次在1954年。实验中的被试者都是11至12岁大的男孩。为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谢里夫和工作人员花费了很长时间对被试者进行严格考察,包括走访这些男孩的家人、教师和学校主管等,研究他们的学校档案和医疗记录,进行人格测试,并实地观察他们如何与同学相处。最后确定的24个男孩都具备以下特征:身体完全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智力略有超常、来自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白人新教家庭。
谢里夫的实验为期两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两组男孩分开,分别培养合作与协调一致的情感;第二阶段,安排两组男孩相互竞争以考察是否会有仇恨产生;第三阶段,采取多种方式阻止两组男孩的彼此仇视行为。
实验开始时,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项实验,孩子们的第一次相互接触是在接他们去营地的校车上,他们只认为这是一次正规的夏令营活动。孩子们一到营地就被随即分为两个小组,由此开始实验的第一阶段。
在1954年之前进行的两次同样类型的实验中,男孩们是在结识后自由分组的,这造成了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故而在第三次实验时采用了由实验人员硬性分组的方式。这一做法实际上更拉近了心理学家和小说家之间的距离:倘若在故事开始纵容自由分组,对彭伯里大厦一见倾心的伊丽莎白或许原本就不会站在浪搏恩村的队列中。
在谢里夫实验这一阶段,两个组相互处于隔离状态且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男孩们被要求完成诸如此类的任务:准备大家的饭食、搭建一个跳水板以及绳索桥。除了要求为自己的团队命名外,实验者对各小组的团队组织并不施加干预,只是旁观并鼓励营造合作的氛围。男孩们很快开始了自发性的忙碌,不久团队中就出现了看似有条不紊的景象:善于烹饪的负责做饭,有运动特长的负责带领体育运动,没有显著特长的也会尽力配合群体。对应《傲慢与偏见》的舞台,班纳特家的五姐妹也经过了类似的预备期:天性温柔体贴的吉英成为淑女的典范,伶牙俐齿又不乏自律精神的伊丽莎白则化作良心的代名词,吉蒂主管咳嗽打岔,丽迪雅负责制造风波,五姐妹中长得不好看的曼丽则发愤钻研学问,讲究才艺,老是急着要卖弄卖弄自己的本领。
伊丽莎白因为伶俐些获得了班纳特先生的偏爱,班纳特太太则认为,伊丽莎白论漂亮,她抵不上吉英一半;论性子,好抵不上丽迪雅一半。好脾气的吉英得到了几乎全家一致的喜爱,形成对比的是沦为全家私下挖苦对象的曼丽。类似情况重现在100多年后的洞穴实验中。隔离分组活动几天后,两个小组各自自发选举出了长官和副官等上层阶层,层级式的组织模型开始显现:主意多、有技能的升到了较高的位置,另一些则逐渐移向底层。为评估各小组内成员的彼此看法,谢里夫和工作人员通过大量细致的观测,以便进行交叉检验。结果显示,孩子们都一致过高估计那些非常关心集体的成员的表现,而过低评估那些对群体比较疏离、立场不鲜明的成员的表现。那些缺乏团队精神、刚愎自用的成员受到了冷遇、奚落甚至威胁,因为群体内认为,他们对群体活动中没有贡献。用威胁一词来形容或许有些过分,但伊丽莎白和班纳特先生因害怕给全家出丑而阻止曼丽演唱时,态度也足够强硬。
仪式与礼节也是某些虚荣的外在表现。谢里夫的洞穴实验证明,当各组男孩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后,相关的社会仪式和礼节也随即产生,例如长官或是其他高级成员会在吃饭时保持优雅的姿态、维护秩序;长官的意见成为团队的礼节,成员会自觉遵守。他们制作了帮派的旗帜和标识,发明了游戏并制定规则,建立了分工与奖惩机制。在此期间,甚至出现了某些特殊的群体文化:某一小组的一个男孩白天干活时弄伤了自己的脚,他一直坚持直到晚上睡觉时才告诉同伴,此后,该小组的孩子都会等到一天结束,才会告诉他人自己的受伤情况。
实验第一阶段持续了6天,两个小组各自给自己的团队命名为响尾蛇(the Rattlers)和老鹰帮(the Eagles)。露营第一周结束后,两个小组第一次在营地的棒球场上发现了对方,实验第二阶段由此开始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在谢里夫的实验里,实验者告知孩子们要进行棒球、拔河、橄榄球、寻宝奇兵等比赛,获胜的一组可以获得包括奖牌和刀具在内的奖励,还许诺最后评选总分第一的冠军。在简奥斯汀的舞台上,各群体被赋予的则是一场场舞会的诱饵,最终的奖品是金龟婿。
响尾蛇和老鹰帮最初的接触还是基本友好的。浪搏恩村群体对于尼日斐花园的最初评价也是积极的:据说威廉爵士很喜欢他。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又极其谦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打算请一大群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喜欢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
威廉爵士从前在麦里屯做生意,因为在当市长的任内获得了一个爵士头衔,从此歇了生意、举家搬迁到距离浪搏恩不远的一幢房子里,并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卢家庄。威廉爵士平日最喜欢回忆觐见国王时的点滴细节,与班纳特先生特别知己。他的家人中,卢卡斯太太是个很善良的女人,真是班纳特太太一位宝贵的邻居;大女儿夏绿蒂是个明理懂事的年轻小姐,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她是伊丽莎白的要好朋友。在尼日斐花园的贵人出现前,班纳特与卢卡斯两家几乎可以被视为彼此以我们称呼的同一我群,然而当奖品明确出现时,没有什么能妨碍心直口快的班纳特太太直截了当地将比赛争先的重要性置于第一位:看女儿的分上吧。只请你想一想,她们不论哪一个,要是攀上了这样一个人家,够多么好。威廉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望他,他们也无非是这个用意。你知道,他们通常是不会拜望新搬来的邻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