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皓钧
「当你身处于故事之中,它根本还不是个故事,而只是一团混沌、一声黑暗中的吼叫、茫然而毫无头绪……直到事过境迁,当你开始向自己或他人述说时,故事才于焉成形。」
──《双面葛蕾斯》(Alias Grace)
下意识的选择性遗忘、聚焦、放大,故事的形貌逐渐暧昧、衍异;甚者,当它们流传出去,出现了二手、三手的版本……听者彷佛在观看一幅视角多重的立体派画作,伫立于前,却难以辨识其全貌。
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众人聚会、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忽然聊起某件陈年旧事,有人津津乐道、加油添醋,予以润饰、延伸;也有人跳出来纠正、反驳──甚至全然推翻,尽管中无人刻意说谎,但经过困陷于渺小主观位置、欺人记忆的我们,难道无论何反复推敲、描述、左证,都无法还原已逝的「真实」?
编导演全才的加拿大新锐女导演莎拉波莉,在去年于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新作《莎拉波莉家庭诗篇》(Stories WeTell)之中首度尝试纪录片体裁,温柔又深刻地响应了这个令人玩味的命题。
随着众人的口述,母亲黛安予人的第一印象逐渐显影:她开朗直率,喜爱纵情大笑,随性的她在众人眼前总是一片忙乱、不时闯祸,但却也不吝于拥抱生命,为周遭友人所爱戴……。然而,本片绝非仅是女儿追忆亡母的感伤自溺,出身于剧情片背景的莎拉波莉无疑是个说故事能手,她将零散的多线口述,揉杂成曲折跌宕的戏剧结构,并宛若侦探般抽丝剥茧,让我们看见发光发热的黛安背后所隐蔽的阴暗面:过去失败的婚姻、被迫与子女分离的创伤、在家庭责任与爱情之间的挣扎……。当母亲不可告人的秘密看似呼之欲出,波莉又忽地抛出媲美乡土剧、出人意表的震撼转折,使纪录片充满剧情片般的戏剧性和观赏乐趣。
情感之余,又保有了抽离的内省视角。
在叙事形式上,莎拉波莉选择作为单纯的中介和聆听者,让每位受访对象在镜头前都有平等发声、说出完整故事的权力,之后再进一步将这些相异、甚至矛盾的个人「小叙事」,交织成辩证式的跨时空对话,呈现叙事的多重潜能,也指出记忆的缥缈不可信,直触内心深处的柔软本片更令人惊艳的,是它在形式上的丰富层次。根据纪录片学者比尔尼可斯(BillNichols)的六大分类,传统纪录片多采取「阐述模式」(expository),让全知的「神之声」叙述(voice-of-Godnarration)成为影像意义的唯一归属,而影像同时也是旁白的权威证据。《莎》片更趋近于「参与式」(participatory)纪录片,导演与被摄者处于地位平等的互动关系。片中受访者时常反过来诘问、质疑、甚至嘲弄导演莎拉波莉,让她不时得重新说明、思索她拍摄的动机与手法。
片中某位关键性角色提出了一个「同心圆理论」,批评波莉让人人皆有发言权、众声喧哗式的访谈录,只会让真相涣散失焦,因为外围的每位旁观者,都会因为自己的相对生命位置、情感状态,而对事件有不同的记忆和诠释,但只有他和黛安才是事件核心的直接关系人,最知悉「真相」的样貌,而艺术的目的便是为了追求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