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温妮,三十出头、高个、皮肤白皙,前来治疗是因为她期望能够和一位男性建立稳定的关系。她曾对有能力做到这点变得很绝望。伊温妮在过去几年未曾约会。她接近男性的行为方式具有病态恐惧的特征。她认为自己在个性和外形上都毫无吸引力。我很惊讶她是怎么形成如此负面的自我认知,尤其是我对她的印象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她很体贴、理解力强,偶尔还带点儿讽刺性的幽默感。当她放下自我保护并变得更有活力的时候,她让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伊温妮关注的第二个领域是她对与朋友的关系感到不满意。她倾向于感到他们常常让她觉得负担很重。随着我们对此的讨论,事情就变得很清晰,她非常乐于帮助朋友,但是感到她对他们的关注和为他们的利益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充分回报。有时她会远离所有人——躲在她的公寓里,不回朋友们的电话,过量地吃, 一直看电视并变得越来越沮丧。
自尊。她说从儿童期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自我感觉。她也常常认为自己很无趣。尤其是当她和“有趣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生活中也会有很多“无趣的人”,面对他们时她会有一种优越感,但他们不值得交往。大部分时间,伊温妮对她的生活感到很不满意,经常感到抑郁并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失望。
毫不意外地,她关心的第三个领域是常常会有的极为糟糕的自我感觉。无疑,视自己毫无吸引力会伤害她的创伤和重大丧失。她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在他的领域获得很高声望。她的母亲在伊温妮进入高中以前一直在家抚养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在她描述的家庭生活中,她的母亲感到紧张时就倾向于搬离到她的卧室——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以及她父亲不可预期的暴脾气。在病人的描述中,她的母亲非常迎合她的父亲,并且很小心地不让他心烦意乱。请心理月刊@139邮箱注明文章转自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伊温妮生于新英格兰中产阶级家庭,家庭完整,她是三个孩子中的老二。她的童年期看起来波澜不惊,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女性,她的自我感觉,她的情绪调节,特别是焦虑,她对拒绝的恐惧和羞耻感,她条件反射性的。对男性的恐惧预期;她的孤行专断;而且过度依赖回避来保护她自己。
会谈进展几个月后,为了达到她的治疗目标,我觉得和伊温妮的工作涉及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作为一名有魅力且具吸引力的我将在本书中频繁引用伊温妮的治疗以及其他人的治疗,来阐明自体心理学关于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的观点。但是首先,我想简述一些重要概念的发展,这些概念构成自体心理学理论的基础。在更深入地思考自体心理学理论和临床应用前,这能够提供个整体性的视角。
海因兹·科胡特(1913-1981)详细叙述了在与一位年轻女病人工作的过程中他有了一个顿悟。获得这个启示时,正是他和这个女病人的治疗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胶着之时。这导致他重新思考关于发展、精神病理和治疗的某些基本概念。
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家并在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家圈子被广泛认可。在芝加哥精神分析协会中很快就升为高等级的训练分析家。他已经是一名非常受欢迎的导师,对精神分析理论有着卓越的造诣和相当非凡的领导力。也是数家专业权威报纸的作者,这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望。他的职业生涯虽然正在顶峰,已被提名为极有声望的芝加哥精神分协会的主席。
那时科胡特正处于中年。是一名非常受尊敬的尽管如此,那时在对25岁左右年轻的F小姐的治疗过程中。科胡特却感到越来越困惑和挫败(Kohut,1971)。病人前来治疗是为了治愈大量模糊的不满意感。虽然她在事业上很积极,拥有社交生活并且曾经有一连串的男友,然而她始终持续感到与他人相异和隔离。她也受困于突然的情绪转换,这与她对自身所想所感真实性的慢性不确定感有关。看起来促使她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根本动力是力图避免经常承受的各种不安的情绪状态。
俄狄浦斯移情的假设来诠释与病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结果一无所获并且仅仅增强了病人对他的愤怒。换句话说,科胡特试图让病人相信他是代表过去爱与恨的新客体的努力徒劳无获。他,这个分析家,所想所做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她的分析进行一段时间后,会谈发展出一种令双方都很挫败、也让科胡特难以理解的模式。简而言之,通常发生的情况是,F小姐以一种友好的情绪开始这节会谈,谈起她对工作、她的家庭或最近看到的男性的关注。经常会谈大的进行到一半,病人就会因为科胡特的沉默且不给予她任何支持而突然变得极度愤怒。起初,这些情绪的突然爆发让科胡特很震惊,但是一再重复之后他变得能预期(而且可能恐惧)这些爆发。他根据基于冲突的经过不断探索,让科胡特松口气的是,最终他注意到如果他总结或者仅仅是简单重复病入刚才所说的,她就能平静下来并感到满足。可是,如果他走到病人讲述或者发现的前面,她将会——以“一种嚣张、尖锐的声音”——再次变得暴怒并谴责他正在损害她、摧毁她所建立的一切而且破坏分析(Kohut, 1971:286)。她要求并需要的是科胡特这个特定的回应,并完全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回应。
很快,病人渴求、尖锐的声音让科胡特联想到年幼孩子“坚信是正确的”(288) 。他推测病人的这个声音很有可能以前没有被表达过,它需要被表达,并被病人和他自己听到。
共情地回应她展现的各种能力,共情地回应她对赞同、欣赏反射(appreciative reflection)和呼应的期待。科胡特称之为“镜映需要(need for mirroring)”。他构造“镜映移情(mirroring transference)”这个术语表示分析师体验到正在满足这个需要/要求:通过反射、呼应、认可和赞赏来回应病人展现的各种能力。所以科胡特认为,F小姐精神病理的核心在于她彻底地依赖他人的回应来维持自尊。F小姐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他,让她通过这个镜映体验(mirroring experience)来即可满足自尊增强的需要。
科胡特开始理解到,F小姐为他“在一个年幼孩子的世界观架构中”分配了“一个特定的角色”(287)。并推测她正在重演(reenact)一个特定的儿童期需求。他推断这个需求是早期寻求与他人的自体体验,却在那时频繁受挫。特别是,F小姐极度渴望和需要他在治疗的这个阶段,对F小姐主要的反移情反应中的一点让科胡特感到疑惑和困扰。他发现他的注意力滞后,他的思维开始游移。总之,他变得厌倦。他意识到这和F小姐与他建立关系的方式有关。她的交流看起来并不是以个体的方式指向他的。
自恋物(narcissistic sustenance)”,经典精神分析术语]。
她反而期待的是他为她执行某个功能。再一次,这个功能就是共情地回应她对镜映体验的期待。这些时候,F小姐与他的关系根本地是作为一个心理功能的具体化(embodiment)。这个功能是她的精神还无法为自身执行的。她需要科胡特通过赞同、呼应及反射,来共情地回应她展示的各种能力并支持她的自尊[“获得对F小姐的这个顿悟之后,当科胡特以这个新的视角倾听其他病人的时候,让他印象越来越深刻的是他们需要科胡特提供他们无法提供给自身的各种心理功能。在科胡特看来,这就是他们心理体验的核心,而不是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所假设的,他们有性和攻击的幻想、欲望和冲突。让科胡特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病人们挣扎地表达:他们需要这样的回应,以唤起、维持或者增强积极的自体统整感(Baeal,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