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为女性的数学能力平反:
学界的轩然大波和实验证明
我们认为,导致女性学生在数学测验中表现欠佳的真正原因是女性学生背负着一种压力,她们想要证明这种污名效应是错的。但是令我们感到困扰的是,经过慎重思考不难发现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女性在生理层面上存在数学能力的缺陷,而这种缺陷会在应对高难度数学问题的时候才体现出来,由此导致女性学生在高难度数学测验中表现不佳。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卡米拉•本鲍(Camilla Benbow)和朱利安•斯坦利(Julian Stanley)这两位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以“数学表现中的性别差异”为主题的大型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被发表在蜚声遐迩的学术期刊《科学》上。他们同样选择了数学能力很强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他们挑选的是初二年级的男性和女性学生,被试们在校期间所接受的数学方面的教育非常接近,而且他们在初二年级的标准化数学测验中都名列前3%。在研究中,被试需要接受SAT数学测验,这对于初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他们得到的研究结果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十分相似,较之男生,女生存在明显的表现欠佳的情况。由于本鲍和斯坦利对被试样本的选择非常严格,他们挑选的被试的数学能力同样优异,而且这些学生接受数学教育的程度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就被推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结论面前,这个结论就是:或许女性在生理层面上欠缺数学能力,而只有在应对高难度数学问题时,这种欠缺才会表现出来。
我们的社会会习惯性地为各种问题寻找基因层面的原因。从酒精成瘾到多动症再到幸福感,我们都想从基因上找到其根本原因。在面对“为何数学表现会存在性别差异”这样的问题时,人们注定会去寻找基因层面的原因。类似地,一说到不同种族的运动员的运动表现存在差异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找遗传和基因层面的原因。举个例子,2005年1月,在麻省理工大学(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举办的一个以“女性在科学中的地位”为主题的会议中,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瑞•萨姆斯(Larry Summers)发表了如下演说:
在关于女性从事高精尖科学工作的文献记录中(纵观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文献,以及在此之前早已存在的大量文献),存在一些本质性的分歧,究其根源可以大致总结出三种假设:第一种假设被我称为“孜孜不倦假设”,第二种假设我想称其为“在高精尖领域里的天资差异假设”,第三种假设被称作“研究领域里的歧视以及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假设”。我的个人观点是,这三种假设都在起作用,而且这三种假设的重要性与我所陈述的先后顺序一致。
在萨姆斯校长演讲的过程中,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著名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愤然离场。很快会场就陷入了一片骚乱,大部分人都在针对萨姆斯校长演讲中所提到的第二点假设暗含的意思进行争辩。之后不久,大会开始通过广播控制局面,主办方请一些与会者为萨姆斯校长的讲话作证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在整个会议期间,电台、电视台以及权威专家们都对萨姆斯教授的发言及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论战给予了大量关注。很快就有人呼吁萨姆斯辞去校长职位。在会后的几周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里,哈佛大学校内的抗议之声不断加剧。在同年3月15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成员以218票比185票的投票结果表示他们不再欢迎萨姆斯继任校长职位。但是萨姆斯挺过了这次否决性的投票,因为他得到了哈佛董事会(该会是执掌哈佛大学管理委员会的实体)的支持。不过,为了不再遭到文理学院委员会的第二次否决性投票,一年后萨姆斯主动提出了辞职。这次,在他就任校长职位期间的另一些问题(比如他的领导力问题)也浮出水面并被人们广泛讨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拉开关于萨姆斯问题论战序幕的,恰恰是他在那次会议上提到的“第二个假设”——在数学和科学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萨姆斯认为从遗传基因角度看,男性和女性的数学能力存在先天差异。
我和斯蒂文都不太认同这种用基因论来解释数学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的理论倾向。我们认为是污名效应造成了这种局面,而且污名效应的影响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过我们明白,即使是在萨姆斯教授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基因论早就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了。如果硬要从基因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实验结果,也可以说得通。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排除这种基因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