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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03
[注] 张医师在黑板写以下三本书做为今天演讲的开始:
1. Kohut’s Freudian Vision. (1958-1960). Editor: Philip Rubovits-Seitz,1999.
2.The Kohut Seminars: on Self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With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1970s). Editor: Miriam Elson,1987.
3.Heinz Kohut Chicago Institute Lectures. (1972-1976). Editor: Marian Tolpin & Paul Tolpin,1996.
首先要谢谢林医师和王老师的筹画,否则我们今天应该是不会在这边会面的。我答应的题目是如你们看到的那个题目(注:张医师指的是‘The Trajectory of Heinz Kohut’),我原先的想法是个想当然尔的想法,是想解释「Kehre」这个字,这个德文字翻成英文叫做turn,转折的意思。
Dec, 2003
[注] 张医师在黑板写以下三本书做为今天演讲的开始:
1. Kohut’s Freudian Vision. (1958-1960). Editor: Philip Rubovits-Seitz,1999.
2.The Kohut Seminars: on Self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With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1970s). Editor: Miriam Elson,1987.
3.Heinz Kohut Chicago Institute Lectures. (1972-1976). Editor: Marian Tolpin & Paul Tolpin,1996.
首先要谢谢林医师和王老师的筹画,否则我们今天应该是不会在这边会面的。我答应的题目是如你们看到的那个题目(注:张医师指的是‘The Trajectory of Heinz Kohut’),我原先的想法是个想当然尔的想法,是想解释「Kehre」这个字,这个德文字翻成英文叫做turn,转折的意思。
我原先是想藉著几个方便的文本来看有没有可能就念几本书,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Kohut会想出self psychology?」我後来发现太麻烦,因为第一本相关这问题的书是99年才出,所以这些书其实不是这么早出版。作者Rubovits- Seitz60年代尾的时候跟Kohut有一些合作关系,他们合写过一篇文章。这是58到60年,Kohut那个时候还是所谓「Mr. Psychoanalysis」,那时还是非常Freudian,甚至还被宣称是heir to Heinz Hartmann的那个时候,那时候的Kohut在讲Freud的seminar会讲得什么样子?那本书的麻烦在於它不是录音带的tran,它像是我们在记笔记,上课的笔记,所以平均每一讲只有两页。我发现没办法感受当时,那就变得很难看。
那第二本书,是70年代前後,在芝加哥大学学生辅导中心,每年大概有三个学期的一个seminar,这大概是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个是录音带的tran。这个seminar特别跟中午与王老师谈话时提起的辅导中心的issue有关。因为这个seminar讲的事情,如果诸位中有人工作的地点是在大学学生辅导中心的话,这本书应该是值得郑重推荐的,因为这本书的subtitle就叫做 ”on Self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With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所以Kohut当时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针对的audience就是大学辅导中心的staff。这本书是70年左右的演讲的全部文字,Kohut当时怎么说,录音带就怎么誊,就是这文本,是 word by word。
第三个我当时想的是说,有没有可能再加上72到76年,Kohut在芝加哥分析学院的seminar,那合起来是隔了…时间不知道怎么算,他那个有时候不是很规律,那是一个advanced course,他当时其实是顺著一个个问题思考和回答。96年才把它结集,这个是录音带文字稿,所以第2、3本书是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回到我刚刚讲的他当时的一些想法,他那时在想些什么?第一本书就没有办法这样。我後来发现我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很焦虑,因为似乎我还是要讲一些东西的。那我就要回到一个一开始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这个困难就是我去年在这边听了一天,和今天白天到现在听了一天的感受,这个困难就是我不能用 discourse,我不能用论述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法写,我没有办法用论述去想这件事情,那么我可以读一点,做一点眉批,我可以做一点 outline,我可以讲一讲,但是我没办法用论述的方式去想这件事,去面对这件事情。Pierre Hadot是一个法国哲学家,我後来看到这段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Foucault的 “性史” 的最後一册,他过世前写的最後一册,书名叫做“ Care of the Self ”,其中在讲的,事实上就是Hadot在讲的古希腊哲学,而Hadot那本书叫做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古希腊人把哲学当作生命来对待,那是a way of life。所以今天如果要讲这个题目,不管是这个题目或任何跟psychotherapy有关的题目,它应该是a way of life。
Specifically更麻烦的是精神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太像学问了。偏偏我现在不喜欢,我现在不大信任像X的X,不大信任像苹果的苹果,我现在不大信任…,像台湾的台湾,我现在不大信任像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那我比较喜欢的是不大像X的X,这就是很大的麻烦。所以可能这边我实际上是有,不叫做焦虑,叫做有一种…无以名之的情绪在,这是我的状况。所以我先前有时候会在不同的场合讲,各位如果真的去看精神分析的文章的话,我要请你问自己一个问题,「Do you really enjoy this?」,是不是真的enjoy念这样的东西?你真的去看几篇精神分析的文章,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乐在其中。你假如真的能乐在其中,那一定是有些东西click,它跟你碰在一块了,otherwise你会觉得那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很奇怪堆砌起来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有些书如果还能够click,而那个是精神分析的作者写的话,那Congratulate!你可能找到你的作者了,你可能找到那个你会相应和的东西了。会跟你相契合的作者,他也许讲得不是全对,他也许不是讲了最後的整理,Fine,Never mind!没有关系。但是他讲的东西是 it speaks to you,他在跟你讲话,那个作者在跟你讲话。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作者其实不好看,但我当然知道这个是非常武断的讲法,所以比较去年的一个讲法,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当学问。这对我来讲,我如果还能再看一点,再想一点,Fine!已经很好了,那也就仅此而已。但是如果把它当学问来看的时候,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比来比去,尤其是有些命题,任何一个作者都是很复杂的作者,如果你宣称他有一个命题是如此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去确定那个命题真的就是如此,不管是哪个作者都是这样子。
我们把话题收回来,如果我今天不是这样讲的话,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是,我让Kohut自己说话,所以今天的presentation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讲的话,上面没有一个是我说的话,是他讲的话,那我们看看Kohut怎么说。
今天引用的文本是Kohut生命最後的那几天。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在看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本书(Strozier, 1985)我是90年看的,这次是重新再翻出来,我当时看了後应该是没有再看过。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Kohut喜欢人文的部分应该是三个部分,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一个是音乐,但是好像哲学没有太多引用的地方,所以哲学部份我有点疑惑,他可能其实basically不熟悉,或者是他并没有念太多哲学。这是这次准备这个handout的时候,我才有这样的体会。
有段话这样讲,这是在 Search For The Self, Volumn II ,686页的一段话,他说:「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非常地不幸,如果我还可以再活一次的话,我想我可能会试著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是想当历史学家的。Strozier在81年跟Kohut有七次访谈,我不大确定当时Strozier几岁,我想大概40,顶多40好几,不会超过50岁,因为这个人前几年看到他的时候,大概60几岁的样子。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刚拿到学位,或拿到学位一段时间的历史学家。Kohut选他来当最後那几个访谈的 interviewer,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他们之间一些私人的,之前的接触,他们的私谊等等我并不清楚。当时是1980的春天,Kohut告诉 Strozier说他有几篇稿子,some fragmentary writings on psychohistory,跟历史有关的一些散篇文章。1980的秋天Kohut应该是又再严重地发病一次,因为他是lymphoma淋巴瘤,而且他心脏开过刀,心脏开刀是十年前就开的,所以他应该是心脏一直都有点问题,那个刀我记得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1980年的秋天Strozier去拜访 Kohut,Kohut把这三篇手稿交给他,这三篇手稿是triple- spaced,行距宽一点,有300页。Strozier抱著这个手稿,他离开了Kohut的家,他说他希望路上不会有车子或火车撞到他,这是他的描述。 1981的一月份开始,他们就开始访谈,访谈大概进行了七次,但是Kohut只有亲自edit前四次的稿子,所以後面那三次,Kohut可能没有来得及自己看过,而且後面三次我重新再看的时候仍会难过,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Strozier问的话,非常不像是对著即将要病重过世的人讲话,因为他追问他很多academic的问题,尤其跟历史有关的,尤其跟什么有关的。最後那三次的访谈,其实我觉得Kohut应该是有点impatient,他没有办法很有耐心地回答,甚至我觉得後面的三次比起前四次都没有那么clear,後面那三次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大舒服了,但是Strozier没有发现,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
给Strozier的三篇文章中,有篇文章就放在这本书里头,叫做“On courage”。这篇文章放在这里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在讲nuclear self,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是在60年尾70年初期,我们看看Kohut怎么说。他说在这些所谓self的概念中,有一个是most centrally located,它是在在最核心的中间地方,是最basic的,最resistant to change的,最不容易改变的,他称之为nuclear self,这是描述的。
我们把话题收回来,如果我今天不是这样讲的话,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是,我让Kohut自己说话,所以今天的presentation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讲的话,上面没有一个是我说的话,是他讲的话,那我们看看Kohut怎么说。
今天引用的文本是Kohut生命最後的那几天。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在看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本书(Strozier, 1985)我是90年看的,这次是重新再翻出来,我当时看了後应该是没有再看过。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Kohut喜欢人文的部分应该是三个部分,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一个是音乐,但是好像哲学没有太多引用的地方,所以哲学部份我有点疑惑,他可能其实basically不熟悉,或者是他并没有念太多哲学。这是这次准备这个handout的时候,我才有这样的体会。
有段话这样讲,这是在 Search For The Self, Volumn II ,686页的一段话,他说:「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非常地不幸,如果我还可以再活一次的话,我想我可能会试著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是想当历史学家的。Strozier在81年跟Kohut有七次访谈,我不大确定当时Strozier几岁,我想大概40,顶多40好几,不会超过50岁,因为这个人前几年看到他的时候,大概60几岁的样子。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刚拿到学位,或拿到学位一段时间的历史学家。Kohut选他来当最後那几个访谈的 interviewer,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他们之间一些私人的,之前的接触,他们的私谊等等我并不清楚。当时是1980的春天,Kohut告诉 Strozier说他有几篇稿子,some fragmentary writings on psychohistory,跟历史有关的一些散篇文章。1980的秋天Kohut应该是又再严重地发病一次,因为他是lymphoma淋巴瘤,而且他心脏开过刀,心脏开刀是十年前就开的,所以他应该是心脏一直都有点问题,那个刀我记得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1980年的秋天Strozier去拜访 Kohut,Kohut把这三篇手稿交给他,这三篇手稿是triple- spaced,行距宽一点,有300页。Strozier抱著这个手稿,他离开了Kohut的家,他说他希望路上不会有车子或火车撞到他,这是他的描述。 1981的一月份开始,他们就开始访谈,访谈大概进行了七次,但是Kohut只有亲自edit前四次的稿子,所以後面那三次,Kohut可能没有来得及自己看过,而且後面三次我重新再看的时候仍会难过,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Strozier问的话,非常不像是对著即将要病重过世的人讲话,因为他追问他很多academic的问题,尤其跟历史有关的,尤其跟什么有关的。最後那三次的访谈,其实我觉得Kohut应该是有点impatient,他没有办法很有耐心地回答,甚至我觉得後面的三次比起前四次都没有那么clear,後面那三次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大舒服了,但是Strozier没有发现,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
给Strozier的三篇文章中,有篇文章就放在这本书里头,叫做“On courage”。这篇文章放在这里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在讲nuclear self,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是在60年尾70年初期,我们看看Kohut怎么说。他说在这些所谓self的概念中,有一个是most centrally located,它是在在最核心的中间地方,是最basic的,最resistant to change的,最不容易改变的,他称之为nuclear self,这是描述的。
他这边举了两个例子,有一个是奥地利的农夫叫做Franz Jaegerstaetter,对这段典故有兴趣的人,可能要去把典故的书找出来,因为这显然是在1943年,那时纳粹还没有完全垮台之前,大战还没有结束前,有几个人有些事迹,那些事迹大概是要反纳粹,因此被枪毙了。Kohut举这两个例子,这个是Jaegerstaetter,下面那个叫做 Sophie Scholl,她的哥哥叫做Hans Scholl,他们的事迹是,1943年在慕尼黑,当时应该是有学生可能要闹叛变,一个conspiracy,後来是被抓枪毙的。所以这段往事应该要看看原书是怎么样摘录下来的。当时这两个人,分别描述了他们自己的梦境。
第一个Jaegerstaetter,Kohut说,这个叫做martyr hero烈士,第二个Sophie Scholl,他说这样的heroism叫做rational resistant叫做理性的反对者。Anyway, 这两位都是当时决定反对,而代价是死亡的。他们两个分别做了一个梦境的描述。
Jaegerstaetter的梦境是这样子的,他说1938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叹气),对,他做了一个梦,所以他描述他以前的梦,他说他躺在…他半夜还没有睡著,虽然他并没有不舒服,但是他後来一定是睡著了,因为他突然看到一个beautiful railroad train,看到一列很漂亮的火车一直绕著一个山在转,成年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挤著上车,没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只有很少的成年人拒绝在这种 occasion 被carried along。然後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 “This train is going to hell”。这个是一个梦的片段,而且应该是在描述以前的梦。我不晓得那是怎么样的symbolism,很难讲,是犹太人deportation的那个车子吗?还是怎么样。总之Jaegerstaetter後来的事迹我也不大确定,因为这里没有交代得很清楚,总之这个人就是拒绝被recruit到德国军队,可能是因为这样才被枪毙的,他宁愿死都不要去当德国军队,大概是这样。
Sophie Scholl的事迹我也不大清楚,但Sophie 这段其实非常感人。她说:被行刑的那天,她被从梦中叫醒,她告诉她的cellmate,她告诉同牢房的另一个人她做的一个梦,in the dream,她说it was a sunny day。这句话实在是非常地..单单这句话,文字上,我就觉得很漂亮,因为Kohut过世的那天也是sunny day,很可能很多人都在sunny day过世。in the dream,她说, it was a sunny day。黑体字是我加的。Scholl说I carried a child,她带了一个孩子,然後穿著一个白色的长袍,那是要去受洗的,到教堂的路上突然一个steep mountain,就是突然走到一个很陡的山,她把孩子紧紧地抱住,突然有一个crevasse细缝,就是登山的人最怕的那个东西,尤其是雪盖住的,踩下去就踩不到底的那个东西。一个crevasse在她面前看著她,她只有恰恰好的时间可以把孩子放到对岸去,然後她就跌下去了,这是Sophie Scholl的最後一个梦。
OK,每一个人大概有两个course,有两个活著的方式,看看第二页,第一个是in his ordinary day live by the pleasure and reality principles,他是照著pleasure and reality principle来活著,他是man of work and love,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exclude在这个之外的那个tragic dimension,在这个生命悲剧的部分没有人能够不踩进去,没有人能够不介入。至少会有一些periods,或者一些moments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当他有察觉时,即使是非常地dimly,非常淡淡地察觉,有一种yearning有一种渴望,那种渴望不是要达到一种pleasure的 discharge,或者是一种drive的pleasure discharge,而是一个compelling urge to realize,一个很深的design of his nuclear self。这个文字有点绞绕,但是这个文字其实蛮好,而时间是在60年代尾70年代初,那个时间我可能要查一下他传记那个确切的时间,我不晓得是不是他刚被发现淋巴瘤,还是刚做开心手术的那个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一度面临死亡,或者已经有一个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那边。这篇手稿到了80年才拿出来,到了85年才发表,所以手稿不是马上发表,而是放了十年。 Man is propelled by both,这是我们一般的ordinary day跟那个所谓的moments。然後有一个conclusion,他说这个也许是会让人惊讶的conclusion,就是说这个nuclear self的realization,你要realize这个nuclear self,要让它实现的这件事,本质上,跟psychopathology不见得有关系。这样讲是非常奇怪的,稍後我们会有些其它方式再来 elaborate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话。
再看下一个命题,但是如果一个人earnestly resolved他照著他的central purposes,live in accordance,然後in harmony with the highest idealized value,下面斜体字是我加上去的,and still preserve a sense of modesty and proportion, 如果你能够在尽力去实现的同时,你还能够维持住一点点的谦虚和比例的感觉的话,那时我们必须说这个narcissistic sector,一个人的自恋的很深的自恋的部分,有一个high degree of healthy mastery,你overcome你自己很深一个自恋的部分。那时候我们必须说the core of his personality is sane,这句话其实蛮好。然後下面那句话我觉得跟今天要讲的事情有关,因为最後那几天,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亡的一个悲剧性的状况,这个死亡,Kohut说不要只把它想成Eros跟 Thanatos之间的那样子,因为这个不是being in opposition to life,这并不是对一个生命相对应的东西,这是生命的一部份,这个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fe curve of the self。这句话放在他最後的一本书,其实是恰当的。所以,On courage,我必须假设他是希望自己有courage来面对自己的死亡。
我们下面看Kohut在1月29号到底说了什么。他说一个历史学家,当他看著他的material、历史的文献、文本的时候,就很像analyst看著他的病人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文献不会做free association,这是唯一的差别。这其实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把这问题点出来,这问题我现在没办法想清楚。文献如果不会说话,这时诠释学的循环可能比较单纯,而如果我们的被治疗者还会说话的话,那我们这时候诠释学的循环不晓得要循环到哪里去,因为他还在说话。我还想,我在说话的时候他又继续说话,那么这个循环其实是会一直不晓得滚到哪里去。这是个麻烦的地方,我们假如要做interpretation的话,什么叫做 interpretation?那假如要引用诠释学的说法的话,又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但这个是但书。
下面这段话上午明雄在讲Proust的时候有提到,但是Kohut的文字这样讲下来,可能更觉得有一种,我觉得文字有一种漂亮的地方。他说古典精神分析跟 self psychology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他们对time,时间的这个轴向的看法不同。Kohut讲出的一个aphorism,差别是说,古典分析发现了 discovered the depression of the child in the adult ,古典分析在成年人身上发现了孩子的忧郁,但是self psychology discovered the depression of the adult in the depths of the child,self psychology是在孩子的内心发现了这个成年的忧郁,这句话有点绞绕,我们等一下再绕回来看看能不能讲得更清楚。
再看下来,第三页的第二段, 我们的 life cycle is implied as the self’s nulear program, 是很早laid down in an individual, 这个nuclear program 我其实会觉得像是一个种子识, 那个东西是一个事情开始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种子而已,它会不会真的开花结果是不一定的,但是它其实在那里,而且那个种子应该是还会再被薰习,它本身还会再变化的。所以这边跟第八识、阿赖耶识、种子识的讲法会有关系,那个地方也叫做「藏」,收藏的藏,藏识,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推到那个地方讲的时候,扪心自问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五岁的我、十五岁的我、二十五岁的我、四十五岁的我、六十五岁的我,中间有一个过程好像并没有真正地变过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如果你真的不照著.. if you don’t answer the call,如果你没有照它的呼唤去做的话,你可能会後悔的那个东西,所以等一下後面还有文字也是讲到类似的状况。Pathological and pathogenic drive phenomena are a turning away form the self。这个drive的phenomena如果变成病态的话,它是一个turning away,不是self的一部份。 Isolated drive takes over,这个时候是一个孤立的drive takes over。
下面还有一段话其实很重要,跟这个有关系,这或许也可以回答今天到目前为止的speaker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以下的某些段落。有一些看来很primitive的状态,其实它是fully organized。比如说孩子的状态,他其实当时就是fully organized, only in a different way,他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organized。They’re different, certainly, but they are also perfect in their own ways,所以任何一个newborn,任何一个新生儿是perfect in its own way,他不是一个bundle、不只是一束、一串disconnected drives,不是一串drive而已,他本身就是perfect,本身存在状态,an assertive unit that has a purpose and a future,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把drive放到self的经验的一个部分里面去了。
Kohut在77年那本书,他比较了Freud对过去的理解和Proust是不一样的,精神分析基本上对过去的兴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但是 Proust对寻找过去这件事情,是initiated by the searcher’s need to establish,是要找到一个连续性a developmental continuity of his self。然後there is a break,一定是有一个break,否则不会需要有这样的寻找,假如没有break的话这样的寻找是不需要的,所以一个人假如没有break,这个 self实际上根本上不知道、不晓得那个self,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另一句有趣的话。一个人察觉self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weakness的表现,本身是一件出问题的表现,不是一个健康的表现,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 The self is fragmented along the time axis,在时间的轴向上,这个self变成一个片段了。 Proustian那个search是,他的写作是为了heal this break and cure the self by feeling whole and historically continuous。Kohut说,他曾经supervise过一个case,那个治疗者对被治疗者说,就是单单说一句话而已,他说:「你记不记得as you said two weeks ago(你记不记得两周前你曾经说过)…」。那个病人felt marvelous。他觉得棒极了,他甚至不在意治疗者到底解释了什么,单单他的治疗者还记得他两周前说过的话的这件事情,he was there in the past,那他在两周前就存在了。The mere fact that in the selfobject’s mind a continuity of his was present,他的治疗者还记得他两周前曾经说过的话的这件事情,单单这件事情其实就有莫大的鼓舞。(叹气) …in that sense he began for a moment to grow together,现在问题是,他那个moment很快还会再过去,他很快可能又再崩解,所以这样的过程其实还需要做很长的工作过程,後面会提到疗程的事情。
第三页的倒数第二段讲到selfobject。他说,selfobject当然是一个object,从一个sociological sense当然是一个object,但是基本上看你怎么定义他,他是experienced by the person as performing s that are normally performed by himself,「本来是要自己做的事情,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帮自己做」的那件事叫做selfobject。
英国历史学家Hobsbawn说过「历史学家是人类族群历史的守护者」,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这和下一句意思是一样的。… the historian may indeed be a cultural selfobject for people,他是整个族群的cultural selfobject,他其实是守护著这整个文明的,这对历史学家是很大的恭维。然後他给each group and each individual who feels a part of the group a sense of continuity in time。所以历史学不发达的国家,其实要很担心他们的group self是有问题的。
…there is a nuclear program in an individual, 接下来这是很平铺直述的命题,所以前面这四讲其实很像是他在sumarize 他到那个时候为止的想法。而那个时候是他过世前大概九个月左右。这所谓的tension arc是bipolar self的讲法,後来才再加上tri-polar self。Once the program is in place, then something clicks and we have a degree of autonomy,那这样子的this degree of autonomy we call the self,这都是很平铺直述的讲法,it becomes a center of independent initiative这个self变成一个独立可以initiate的事情,that points to a future and has a destiny,然後它有它的natural, unfeared decline and end。「Unfeared」这个字我本来想打斜体字,因为其实这个decline跟end要unfeared是很困难的。
然後这个sense of discontinuity,他觉得在艺术家作品中间,是很痛苦地存在在那里。In mass culture I find the same discontinuity expressed in the frantic need to live only for the moment,大概失去时间感的时候,尽管人强烈极端地活在此刻,there is a deadness in the self。 It must be stimulated,它一定要被刺激,be enlivened, even if it means going to war,即使你是要去打仗了,但是你当时的self状况可能觉得只有这样子才算是活著。Now nothing in such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这样自毁的行为中没有guilt这一回事,它跟guilt无关,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得不然,it is just to feel alive, even if only at that single moment of declaring war。因为我们不要忘记,Kohut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离开欧洲的,假如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话,他是不要离开欧洲的。Strozier问他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跟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那段历史有关。That moment wipes out all the fragmentation, the absent past and meaningless future。那个moment会让人欣狂,会让人狂喜,that’s the pathology I think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所以Kohut讲的pathology是这样的pathology,这样的pathology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到战争的地步。我们所碰到的self disorder,他们会用frantic behavior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有其不得不然之处。所以我们遍地可见的behavior,大概都有这个部分在,都有这些整个self出状况的背景在,才会需要有这样的behavior出来。
I have always tried…,Kohut说到底他的价值观放在哪里,他是希望要尽量清楚的。他认为Freudian的讲法是一个clandestine,是一个隐而不宣的、是一个暗中的,是一个moral system,那样的讲法中Drives need to be tamed,这些drives,需要被驯服的。但是Kohut说,他觉得他的hierarchy of values,最大的一个value is to support human psychological life to its fullest,是去support一个人内在的那个世界可以发展到他最极致的地方。所以要很当心,Kohut其实不很against一些很极端的现象,或者有一些他刚刚讲的一句话,是这个nuclear self要实现出来的时候,跟他的pathology其实是independent,是不相干的,像他讲这种话真的会让人有点surprised,会让人有点不安的,因为他後面会讲到说,我们对纳粹的历史,现在如果要真的能够想去理解的话,一定要dispassionately,这在稍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接下来… then the observer’s simultaneous as a selfobject is a supportive one。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一句跟治疗疗程有关的话。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其实我们一般在讲supportive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 supportive这件事是一件比较inferior、比较不值得的事情,因为这个supportive是要帮助另外一个人本来无法实现的,要能够更充分实现的这件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selfobject其实是一个supportive的一个状态,本身要有这个状态在。我去年用了一个形容词,我说这个理论它是有温度的,它是一个warm、有温度的理论,意思就是这样。Winnicott的理论也是这样子,今天前面几位提到Michael Balint,他的理论也是有温度的,否则他为什么讲primary love?他可以讲primary narcissism、parmary…what kind of drive,whatever等等,但他没有讲这些,他讲primary love,这很奇怪不是吗?Michael Balint 会讲primary love。所以middle school跟self psychology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面对的人是一个broken self,是一个broken structure,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做,除非你先支持他一段时间。像去年讲的,你必须要能先盖一块纱布在上头,因为这个皮肤已经烫伤了,现在是非常痛的状况,你就必须要先盖一块纱布在上头。那个纱布是冰凉的生理食盐水,浸润过的,不会让他伤口沾黏的。你必须先取代那块皮肤,然後再看看接下来能够做什么,但这一步一定是最先的事情。这样来理解治疗就不analytical 吗?就不是精神分析吗?各位在看这些书的时候,请再反覆思考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所能形成的那一点点命题。你现在所看的跟你一年前所看的、跟你五年前所看的、跟你十年前所看的、跟你十年後所看的,你看看会不会有一点点差别。对,千万不要把这个文本当成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看这些文本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诠释这些文本,大概是这样子。
接下来Kohut说I don’t believe that will work for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他说这方面其实要讲empathy。这段其实是突然摘出来的,可能上下文有点跑掉了,这个是parental of selfobject vis-a-vis the child,这个empathy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要做的那件事情。我们最糟糕的命运是发现自己在一个predominantly nonhuman environment. This is the dreadful fear of our time。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在台湾要讲这句话还很困难,原因是台湾的人口太稠密了。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很像是你养老鼠的时候,你放一个笼子养三只老鼠跟养三百只老鼠是不一样的,我们大概就是养了三百只的,那不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台湾如果是一个动物园的话,台湾是一个很拥挤的动物园。所以我们在台湾要发现自己是处在一个nonhuman environment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你到处都看得到人。各位有兴趣看一个剧本的话,可以找一下Albee在1960年代写的一个剧本叫做Zoo story,叫做动物园的故事。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有两个人坐在bench上,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其中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其实把另外一个人杀死的前提是,死者其实是要藉助他来把自己杀死,那个叫做Zoo Story,是两个角色演的一出戏。我们在台湾这个nonhuman的感觉应该是很困难,所以我们的dreadful fear在哪里很难讲,因为我们人太多,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纠缠不清的事情太麻烦。而那个nonhuman也是卡夫卡在讲的东西,因为卡夫卡over and over again,他不管在他哪一个作品,在《审判》、在《城堡》,不管哪一个,一再一再地讲的Mr. K的命运就是这个经验。
二月十二号的那一次,Kohut谈从他所看过的病人,他没有办法作巨观的推论,因为他不是做民调,他不是要做什么取样,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推论。但它不是 meaningless,如果要做一些psychological reflection,它并不是meaningless。然後他谈到那些self disorder,他觉得来看他的那些self disorder病患,因为Kohut的治疗费非常贵,所以他说他多半看到rich slums,就是从富裕贫民窟来的人,而不是从真正贫穷的贫民窟来的。基本上要能够看到他,治疗费就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事,而那些所谓富裕贫民窟来的,大概都是少了他说的cultural selfobject,就是有个内在的东西是缺损的。…now I am not a fool,他说我不是不知道一个人当然需要食宿交通,但真正的贫穷是cultural selfobjects的匮乏。Poor slums 最有机会看到的是social worker,所以social worker的立场会很有趣。他们距离第一线真正的deprivation的现场最近,我们都还算是在退退退,退到後面去了。你假如治疗一小时收六千块的时候,你看的人绝对不是没有地方住的人。没有地方住的人怎么付得起一小时六千块的治疗费?所以虽然他的意思是那些rich slums的人的问题也很大,但poor slums的人恐怕其实是更惨的。
下一段话,Kohut说,他其实可以不用太过度谦虚的说,他发现了两个transferences,就是selfobject transferences,那个mirroring 跟idealizing。两个都是reactivations of frustrated developmental needs,都是曾经挫折的发展上的需要。它不是drive transference,而drive transference是到他想出来selfobjet transference之前我们所知道的transference,所被recognized的大概就只有drive transference。这句话会引起争议,可能会有人说,之前讲的transference好像意涵也不仅止於此。你原来对transference的理解,他加上了一个差别,这里是Kohut要讲的,these are two of the basic needs,这是人基本的需要,尤其正在发展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一个group self的时候,其实这段话我quote下来的时候会有点疑惑。我本来不知道他group self是这样的定义,他说group self其实不见得是majority,所以Kohut其实是非常菁英主义的一个人。他的意思是说少数的人如果initiate一些事情,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历史很大的改变,而那个其实是他心目中的group self。所以这跟我本来理解的不大一样,当我重新再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体会。
再看下一个命题,但是如果一个人earnestly resolved他照著他的central purposes,live in accordance,然後in harmony with the highest idealized value,下面斜体字是我加上去的,and still preserve a sense of modesty and proportion, 如果你能够在尽力去实现的同时,你还能够维持住一点点的谦虚和比例的感觉的话,那时我们必须说这个narcissistic sector,一个人的自恋的很深的自恋的部分,有一个high degree of healthy mastery,你overcome你自己很深一个自恋的部分。那时候我们必须说the core of his personality is sane,这句话其实蛮好。然後下面那句话我觉得跟今天要讲的事情有关,因为最後那几天,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亡的一个悲剧性的状况,这个死亡,Kohut说不要只把它想成Eros跟 Thanatos之间的那样子,因为这个不是being in opposition to life,这并不是对一个生命相对应的东西,这是生命的一部份,这个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fe curve of the self。这句话放在他最後的一本书,其实是恰当的。所以,On courage,我必须假设他是希望自己有courage来面对自己的死亡。
我们下面看Kohut在1月29号到底说了什么。他说一个历史学家,当他看著他的material、历史的文献、文本的时候,就很像analyst看著他的病人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文献不会做free association,这是唯一的差别。这其实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把这问题点出来,这问题我现在没办法想清楚。文献如果不会说话,这时诠释学的循环可能比较单纯,而如果我们的被治疗者还会说话的话,那我们这时候诠释学的循环不晓得要循环到哪里去,因为他还在说话。我还想,我在说话的时候他又继续说话,那么这个循环其实是会一直不晓得滚到哪里去。这是个麻烦的地方,我们假如要做interpretation的话,什么叫做 interpretation?那假如要引用诠释学的说法的话,又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但这个是但书。
下面这段话上午明雄在讲Proust的时候有提到,但是Kohut的文字这样讲下来,可能更觉得有一种,我觉得文字有一种漂亮的地方。他说古典精神分析跟 self psychology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他们对time,时间的这个轴向的看法不同。Kohut讲出的一个aphorism,差别是说,古典分析发现了 discovered the depression of the child in the adult ,古典分析在成年人身上发现了孩子的忧郁,但是self psychology discovered the depression of the adult in the depths of the child,self psychology是在孩子的内心发现了这个成年的忧郁,这句话有点绞绕,我们等一下再绕回来看看能不能讲得更清楚。
再看下来,第三页的第二段, 我们的 life cycle is implied as the self’s nulear program, 是很早laid down in an individual, 这个nuclear program 我其实会觉得像是一个种子识, 那个东西是一个事情开始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种子而已,它会不会真的开花结果是不一定的,但是它其实在那里,而且那个种子应该是还会再被薰习,它本身还会再变化的。所以这边跟第八识、阿赖耶识、种子识的讲法会有关系,那个地方也叫做「藏」,收藏的藏,藏识,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推到那个地方讲的时候,扪心自问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五岁的我、十五岁的我、二十五岁的我、四十五岁的我、六十五岁的我,中间有一个过程好像并没有真正地变过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如果你真的不照著.. if you don’t answer the call,如果你没有照它的呼唤去做的话,你可能会後悔的那个东西,所以等一下後面还有文字也是讲到类似的状况。Pathological and pathogenic drive phenomena are a turning away form the self。这个drive的phenomena如果变成病态的话,它是一个turning away,不是self的一部份。 Isolated drive takes over,这个时候是一个孤立的drive takes over。
下面还有一段话其实很重要,跟这个有关系,这或许也可以回答今天到目前为止的speaker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以下的某些段落。有一些看来很primitive的状态,其实它是fully organized。比如说孩子的状态,他其实当时就是fully organized, only in a different way,他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organized。They’re different, certainly, but they are also perfect in their own ways,所以任何一个newborn,任何一个新生儿是perfect in its own way,他不是一个bundle、不只是一束、一串disconnected drives,不是一串drive而已,他本身就是perfect,本身存在状态,an assertive unit that has a purpose and a future,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把drive放到self的经验的一个部分里面去了。
Kohut在77年那本书,他比较了Freud对过去的理解和Proust是不一样的,精神分析基本上对过去的兴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但是 Proust对寻找过去这件事情,是initiated by the searcher’s need to establish,是要找到一个连续性a developmental continuity of his self。然後there is a break,一定是有一个break,否则不会需要有这样的寻找,假如没有break的话这样的寻找是不需要的,所以一个人假如没有break,这个 self实际上根本上不知道、不晓得那个self,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另一句有趣的话。一个人察觉self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weakness的表现,本身是一件出问题的表现,不是一个健康的表现,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 The self is fragmented along the time axis,在时间的轴向上,这个self变成一个片段了。 Proustian那个search是,他的写作是为了heal this break and cure the self by feeling whole and historically continuous。Kohut说,他曾经supervise过一个case,那个治疗者对被治疗者说,就是单单说一句话而已,他说:「你记不记得as you said two weeks ago(你记不记得两周前你曾经说过)…」。那个病人felt marvelous。他觉得棒极了,他甚至不在意治疗者到底解释了什么,单单他的治疗者还记得他两周前说过的话的这件事情,he was there in the past,那他在两周前就存在了。The mere fact that in the selfobject’s mind a continuity of his was present,他的治疗者还记得他两周前曾经说过的话的这件事情,单单这件事情其实就有莫大的鼓舞。(叹气) …in that sense he began for a moment to grow together,现在问题是,他那个moment很快还会再过去,他很快可能又再崩解,所以这样的过程其实还需要做很长的工作过程,後面会提到疗程的事情。
第三页的倒数第二段讲到selfobject。他说,selfobject当然是一个object,从一个sociological sense当然是一个object,但是基本上看你怎么定义他,他是experienced by the person as performing s that are normally performed by himself,「本来是要自己做的事情,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帮自己做」的那件事叫做selfobject。
英国历史学家Hobsbawn说过「历史学家是人类族群历史的守护者」,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这和下一句意思是一样的。… the historian may indeed be a cultural selfobject for people,他是整个族群的cultural selfobject,他其实是守护著这整个文明的,这对历史学家是很大的恭维。然後他给each group and each individual who feels a part of the group a sense of continuity in time。所以历史学不发达的国家,其实要很担心他们的group self是有问题的。
…there is a nuclear program in an individual, 接下来这是很平铺直述的命题,所以前面这四讲其实很像是他在sumarize 他到那个时候为止的想法。而那个时候是他过世前大概九个月左右。这所谓的tension arc是bipolar self的讲法,後来才再加上tri-polar self。Once the program is in place, then something clicks and we have a degree of autonomy,那这样子的this degree of autonomy we call the self,这都是很平铺直述的讲法,it becomes a center of independent initiative这个self变成一个独立可以initiate的事情,that points to a future and has a destiny,然後它有它的natural, unfeared decline and end。「Unfeared」这个字我本来想打斜体字,因为其实这个decline跟end要unfeared是很困难的。
然後这个sense of discontinuity,他觉得在艺术家作品中间,是很痛苦地存在在那里。In mass culture I find the same discontinuity expressed in the frantic need to live only for the moment,大概失去时间感的时候,尽管人强烈极端地活在此刻,there is a deadness in the self。 It must be stimulated,它一定要被刺激,be enlivened, even if it means going to war,即使你是要去打仗了,但是你当时的self状况可能觉得只有这样子才算是活著。Now nothing in such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这样自毁的行为中没有guilt这一回事,它跟guilt无关,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得不然,it is just to feel alive, even if only at that single moment of declaring war。因为我们不要忘记,Kohut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离开欧洲的,假如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话,他是不要离开欧洲的。Strozier问他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跟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那段历史有关。That moment wipes out all the fragmentation, the absent past and meaningless future。那个moment会让人欣狂,会让人狂喜,that’s the pathology I think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所以Kohut讲的pathology是这样的pathology,这样的pathology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到战争的地步。我们所碰到的self disorder,他们会用frantic behavior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有其不得不然之处。所以我们遍地可见的behavior,大概都有这个部分在,都有这些整个self出状况的背景在,才会需要有这样的behavior出来。
I have always tried…,Kohut说到底他的价值观放在哪里,他是希望要尽量清楚的。他认为Freudian的讲法是一个clandestine,是一个隐而不宣的、是一个暗中的,是一个moral system,那样的讲法中Drives need to be tamed,这些drives,需要被驯服的。但是Kohut说,他觉得他的hierarchy of values,最大的一个value is to support human psychological life to its fullest,是去support一个人内在的那个世界可以发展到他最极致的地方。所以要很当心,Kohut其实不很against一些很极端的现象,或者有一些他刚刚讲的一句话,是这个nuclear self要实现出来的时候,跟他的pathology其实是independent,是不相干的,像他讲这种话真的会让人有点surprised,会让人有点不安的,因为他後面会讲到说,我们对纳粹的历史,现在如果要真的能够想去理解的话,一定要dispassionately,这在稍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接下来… then the observer’s simultaneous as a selfobject is a supportive one。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一句跟治疗疗程有关的话。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其实我们一般在讲supportive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 supportive这件事是一件比较inferior、比较不值得的事情,因为这个supportive是要帮助另外一个人本来无法实现的,要能够更充分实现的这件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selfobject其实是一个supportive的一个状态,本身要有这个状态在。我去年用了一个形容词,我说这个理论它是有温度的,它是一个warm、有温度的理论,意思就是这样。Winnicott的理论也是这样子,今天前面几位提到Michael Balint,他的理论也是有温度的,否则他为什么讲primary love?他可以讲primary narcissism、parmary…what kind of drive,whatever等等,但他没有讲这些,他讲primary love,这很奇怪不是吗?Michael Balint 会讲primary love。所以middle school跟self psychology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面对的人是一个broken self,是一个broken structure,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做,除非你先支持他一段时间。像去年讲的,你必须要能先盖一块纱布在上头,因为这个皮肤已经烫伤了,现在是非常痛的状况,你就必须要先盖一块纱布在上头。那个纱布是冰凉的生理食盐水,浸润过的,不会让他伤口沾黏的。你必须先取代那块皮肤,然後再看看接下来能够做什么,但这一步一定是最先的事情。这样来理解治疗就不analytical 吗?就不是精神分析吗?各位在看这些书的时候,请再反覆思考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所能形成的那一点点命题。你现在所看的跟你一年前所看的、跟你五年前所看的、跟你十年前所看的、跟你十年後所看的,你看看会不会有一点点差别。对,千万不要把这个文本当成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看这些文本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诠释这些文本,大概是这样子。
接下来Kohut说I don’t believe that will work for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他说这方面其实要讲empathy。这段其实是突然摘出来的,可能上下文有点跑掉了,这个是parental of selfobject vis-a-vis the child,这个empathy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要做的那件事情。我们最糟糕的命运是发现自己在一个predominantly nonhuman environment. This is the dreadful fear of our time。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在台湾要讲这句话还很困难,原因是台湾的人口太稠密了。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很像是你养老鼠的时候,你放一个笼子养三只老鼠跟养三百只老鼠是不一样的,我们大概就是养了三百只的,那不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台湾如果是一个动物园的话,台湾是一个很拥挤的动物园。所以我们在台湾要发现自己是处在一个nonhuman environment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你到处都看得到人。各位有兴趣看一个剧本的话,可以找一下Albee在1960年代写的一个剧本叫做Zoo story,叫做动物园的故事。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有两个人坐在bench上,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其中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其实把另外一个人杀死的前提是,死者其实是要藉助他来把自己杀死,那个叫做Zoo Story,是两个角色演的一出戏。我们在台湾这个nonhuman的感觉应该是很困难,所以我们的dreadful fear在哪里很难讲,因为我们人太多,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纠缠不清的事情太麻烦。而那个nonhuman也是卡夫卡在讲的东西,因为卡夫卡over and over again,他不管在他哪一个作品,在《审判》、在《城堡》,不管哪一个,一再一再地讲的Mr. K的命运就是这个经验。
二月十二号的那一次,Kohut谈从他所看过的病人,他没有办法作巨观的推论,因为他不是做民调,他不是要做什么取样,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推论。但它不是 meaningless,如果要做一些psychological reflection,它并不是meaningless。然後他谈到那些self disorder,他觉得来看他的那些self disorder病患,因为Kohut的治疗费非常贵,所以他说他多半看到rich slums,就是从富裕贫民窟来的人,而不是从真正贫穷的贫民窟来的。基本上要能够看到他,治疗费就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事,而那些所谓富裕贫民窟来的,大概都是少了他说的cultural selfobject,就是有个内在的东西是缺损的。…now I am not a fool,他说我不是不知道一个人当然需要食宿交通,但真正的贫穷是cultural selfobjects的匮乏。Poor slums 最有机会看到的是social worker,所以social worker的立场会很有趣。他们距离第一线真正的deprivation的现场最近,我们都还算是在退退退,退到後面去了。你假如治疗一小时收六千块的时候,你看的人绝对不是没有地方住的人。没有地方住的人怎么付得起一小时六千块的治疗费?所以虽然他的意思是那些rich slums的人的问题也很大,但poor slums的人恐怕其实是更惨的。
下一段话,Kohut说,他其实可以不用太过度谦虚的说,他发现了两个transferences,就是selfobject transferences,那个mirroring 跟idealizing。两个都是reactivations of frustrated developmental needs,都是曾经挫折的发展上的需要。它不是drive transference,而drive transference是到他想出来selfobjet transference之前我们所知道的transference,所被recognized的大概就只有drive transference。这句话会引起争议,可能会有人说,之前讲的transference好像意涵也不仅止於此。你原来对transference的理解,他加上了一个差别,这里是Kohut要讲的,these are two of the basic needs,这是人基本的需要,尤其正在发展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一个group self的时候,其实这段话我quote下来的时候会有点疑惑。我本来不知道他group self是这样的定义,他说group self其实不见得是majority,所以Kohut其实是非常菁英主义的一个人。他的意思是说少数的人如果initiate一些事情,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历史很大的改变,而那个其实是他心目中的group self。所以这跟我本来理解的不大一样,当我重新再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