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人性本质
Tim Anstiss, Jonathan Passmore , Paul Gilbert 文
Mints 编译
各种各样的动机会驱使人类会作出五花八门的行为。不幸的是，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会利用、刺激我们对威胁的敏感性、激烈的竞争意识、对自我的关注，以及集团意识的冲动（Gilbert，2018）。想要理解这些，只要看一眼美英大选的样子就知道了。
另一方面，在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宗教都认可的“慈悲动机”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基本欲望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Ricard，2015）。但是，想让人类完全解锁慈悲的力量，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慈悲的一些基本概念——慈悲从何而来？我们能刻意培养慈悲心吗？
01 什么是慈悲
慈悲的几种定义源自于不同的模型和方法。
字典里的定义可能是“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表示同情和关心”。但我们可以对慈悲进行一些细化，以强调慈悲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Gilbert & Choden，2013）。
有个科学模型认为慈悲进化源自哺乳动物的照料系统，该系统能够让父母敏锐感知到婴儿的痛苦和需要，并能够让父母找出如何最好的方法，以满足这些需求、减轻痛苦。例如，保护、喂养、安慰或救援。神经生理学和各种生理性适应支撑和巩固了这种新的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天生就具备了高级护理天赋。
然而，人类的慈悲心与哺乳动物的关怀在很多重要方面并不相同。大约两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发展一些新的认知能力，包括新的自我意识、使用语言、理性的方式、系统性的思考、即时的思考的方式、我们的行为对自己和未来其他人的影响，以及像正念这种有意识的意识促进过程（Gilbert，2019b；Marsh，2019）。
这些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可制定和可阐述的）动机方式。
例如，我们的竞争动机（competitive motivation）表现在国际体育、时装业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其动机有时是为了积累大量财富、权力和地位（导致我们周围看到的财富的巨大不平等）。
与此同时，我们的关怀动机（caring motivation ）使我们变成了“超级护理员”——例如，训练有素的专业医疗人员、消防救援队和国际救援机构。我们为社会公正和改善福祉而行动——不论他们是否是我们的亲人，抑或是陌生人、地球另一边的人、尚未出生的几代人和其他物种。我们有意爱护花草、公园、海洋、河流和雨林。
然而，虽然我们可能是超级照顾者，我们也超级残忍和无情。这些人性之恶，也会跟着进化，我们伤害他人、残忍和恶毒的能力也一同进化着。只要想象罗马的斗兽场、作为惩罚的十字架、大屠杀、种族清洗和奴隶制，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们确实是一个极端物种（Marsh，2018）。
为了人类未来的蓬勃发展，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哪些环境和个人状况会展现出我们最好的一面和最坏一面。（Sapolsky，2017）。
02 慈悲有何好处
给予他人慈悲和接受他人慈悲对人类生理有着重大的有益影响，包括对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生理回路，甚至表观遗传特征，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评论见Seppälä et al., 2017）。
富有慈悲心的行为也会在富有慈悲心的人身上产生积极的情绪。
例如，我们最近开发并测试了一种在虚拟现实中为癌症患者提供的富有慈悲心的心理训练体验。患者在原型系统（prototype system）测试中带来的积极反馈是我们职业生涯中的特别耀眼的一个部分。
除了给予他人慈悲、接受他人慈悲之外，自我慈悲也相当重要。研究表明，对自己更加慈悲的人往往能够：更多的体验到健康的心理状态；焦虑、思维反刍和完美主义也会减少；降低对失败和抑郁的恐惧；减少自己和不想要的观念的斗争；更愿意接受负面情绪；
他们也可能更好地应对包括学业失败、离婚、童年虐待和慢性疼痛在内的逆境；更有可能通过改变饮食、减少吸烟、变得更积极，并寻求适当的医疗照顾来照顾自己。
而且，自我慈悲程度较高的人，皮质醇水平较低，心率变异性增加（意味着副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交感神经活性降低），也许还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乐观、智慧、好奇心、探索、个人主动性、情绪智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功能以及较低水平的自残和自杀想法（见see Seppälä et al., 2017 and Cleare et al., 2018, ）。
03一种进化的动机系统
我们的动机——避免伤害、获得资源、确保地位、发展友谊、加入团体、寻找性伴侣、照顾孩子——都受到了以下的刺激反应算法所支持：
如果发生了A，同时感觉到、或者被注意到了A的发生……那么，就要做B。
例如：如果威胁……那么激活交感神经系统，然后逃跑或者躲避（run or hide）；如果是性机会……那么激活性唤起，接近并且参与（approach and engage）；如果饿了……那么去寻找食物。
一旦我们理解慈悲是一种从哺乳动物看护中进化而来的动机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受到神经学支持的刺激-反应算法，这种算法大概是：如果出现了痛苦的信号…那么就采取行动以减轻（基本的哺乳动物母婴照顾算法）这些痛苦信号。这就形成过了更为广义的、基于进化的慈悲定义：“敏感于自我和他人的痛苦，并致力于减轻和预防痛苦。”（Gilbert，2017）。
注意，这个定义中包含了预防。这与参与和行动有关，吉尔伯特（2009）勾勒了可训练的参与慈悲的6种能力，以及6个慈悲行动的6个中心要素（见下图）。
参与慈悲胜任能力——对痛苦信号敏感、被痛苦信号打动（慈悲）、以及，在与痛苦打交道时能够容忍我们的个人痛苦、富有慈悲心的理解痛苦的性质和原因，并且采取非评判性的态度——这些对于慈悲而言是必要的，但是，这些还不够。
图1 慈悲的动机和胜任能力 改编自P.Gilbert（2009）的《慈悲心》
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仅与危难接触可能会导致精疲力尽（Ricard，2015）。因此，慈悲行为关注6项胜任能力同样是必要的：注意如何提供最好的帮助，想象有帮助的情景，推理原因和解决方案，解决问题，有帮助的行为，有时勇敢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和身体状态敏感。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某些微小的、富有慈悲心的扮演行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Fogarty将癌症患者随机分为“增强慈悲心”干预组，其中肿瘤学家在咨询开始和结束时加上几句话，就显著降低了焦虑（Fogarty等人，1999年）；麻醉师在术前进行一些旨在建立医患关系的谈话，就能够减少了术前镇静的需求，甚至减少了50%的术后阿片类止痛药的需要（Egbert等人，1963, 1964）。
04 慈悲不是简单的情绪
这种“动机/能力”观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慈悲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慈悲心可以与各种各样的情绪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展现慈悲的环境。例如，一名消防员到达失火的大楼时可能会感到恐惧、表现出勇气、与团队产生强烈的慈悲心链接，并在事后体验到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一名卧底记者在揭露公司不法行为时，可能会对不公正行为感到愤怒以及（焦虑于自己身份暴露的）偏执。
这种模式也帮助我们摆脱了将慈悲视为软弱和可怜的误区——比如认为慈悲只是一种善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认为慈悲是一种软弱的观念，阻碍了慈悲心的心理训练或自我慈悲训练。
因此，我们可以鼓励人们在脑海中想象自己正在为他人救援服务，或是想象自己是纳尔逊·曼德拉或埃梅琳·潘克赫斯特等历史人物，这些任务能够帮助我们在慈悲心和具体的形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他们会认为慈悲心是软弱的吗？
有时候，人们会分不清慈悲和善良，善良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比如记住某人的生日，或帮某人一个忙往往与幸福联系在一起，这种善良的行为往往不需要勇气或与苦难接触，而慈悲总是要面对这些（Gilbert等人，2019）。
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善良不用花一分钱”，但从事慈悲，是需要付出……这可以解释经典的“好撒玛利亚人”的研究（Darley & Batson，1973），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操纵被试的“匆忙”感，让90%的学生在路上和“好撒玛利亚人”谈话，他们同时又会忽略一位倒在小巷里的人。这可能是因为竞争动机（对成就的渴望或任务失败的威胁）减少了慈悲心的反应。
05 慈悲心泛滥？
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慈悲心，会不会因此而感到痛苦？也许会，因为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
做一些事情来减轻他人的痛苦可能会让那些付出慈悲心的人面临受到伤害的风险——例如，试图从燃烧的汽车中救人，或是插手保护他人免受种族骚扰。
有些人可能会体验到一种慈悲疲劳（compassion fatigue）——感同身受能力的减弱，以感到无法更多的关心他人。
这种综合征和倦怠反应是否一样，目前仍然存在争议（Sinclair et al., 2017），慈悲疲劳和倦怠反应的这种相同的结果，可能都是源自类似的原因（例如，工作压力过度加上毫无支持的环境系统以及自我照顾行为的减少），而不是太多慈悲心本身的原因。
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自我慈悲的增加可能有助于倦怠和慈悲疲劳的情况，包括心理学家的倦怠感（Eriksson，2018）。
06 慈悲心能够更强大么？
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具备进行有意识选择的能力，并以此提高我们的技能和功能。就像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变得更好，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心理训练，有意识的提高我们的心理技能。
目前的慈悲训练主要来源于耆那教和佛教的沉思（contemplative）传统，但在过去20年中，以慈悲为中心的干预和实践，及其对幸福、亲社会行为和神经生理系统的影响带来的科学研究迅速增长（Goleman & Davidson，2017）。虽然这些训练主要在治疗环境中提供，但教练也采用了循证方法培养慈悲心，帮助来访茁壮成长（Passmore 2019；Passmore&Oades，2015；Anstiss & Gilbert，2014）。
来自多个团队的证据表明，有指导、有目的地进行以慈悲为中心的活动和锻炼，对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系统，包括额叶皮层、杏仁核敏感性、心率变异性和免疫功能，都有显著影响。研究还表明，富有慈悲心的大脑训练可以改变神经结构的活动水平，从而实现和支持富有慈悲心的反应。
但是，富有慈悲心的心理训练真的会增加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吗？一些研究使用了一系列的评估措施（自我报告、经济游戏和现实世界的实验）表明，它可以。
例如，Leiberg和他的同事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与主动控制组相比，接受短期慈悲训练的参与者在亲社交游戏中帮助行为有所增加。最关键的是，一个人花了多长时间来练习他们的慈悲心，这与为陌生人提供帮助数量的变化有关。Weng等人（2013）发现慈悲心训练增加了（对训练环境外遇到的受害者的）利他性资金再分配，培训后的亲社会行为与参与社会认知和情绪调节的大脑区域的激活改变有关。安妮·博克勒（Anne Bockler）2018年领导的一项研究在一项为期9个月的大规模干预研究中调查了三种不同的心理训练，发现只有关怀和慈悲方面的训练才能促进利他主义动机的行为。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人类的亲社会性、利他主义动机和行为是可延展的，可以通过简单、短暂和无代价的日常心理活动加以改变，而且，这些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实施。
在教育环境中，对213个以学校为基础的社会和情感学习项目的元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相比，25万名幼儿园到高中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态度和行为提高了11%，而和45个与亲密关系有关的元分析则发现50万名学生（Goldberg等人，2018年）在社会、情感和行为调整（包括积极的社会行为）方面表现出微小但显著的改善。
在医疗专业人士必读的一本书《慈悲组学：革命性的科学证据：关怀能带来改变》中，Anthony Trzeciak和Stephen Mazzarelli回顾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表明慈悲能为经历各种疾病的患者带来巨大的益处；临床医生可以接受培训，以便其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大的慈悲心；并且这种增长可以改善病人和医疗系统的产出。
07建立慈悲心的8个步骤
1、了解什么是慈悲，什么不是慈悲，以及慈悲对自己和他人的好处。
2、练习自我慈悲。认识到痛苦的必然性，注意你自己的痛苦，用你可能对待别人的同样的仁慈、关心和理解来对待自己。
3、感同身受的倾听。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事物，并传达这种理解的尝试。
4. 在白天花一些时间（也许是在任何时候）练习正念，或者是在旅行或工作中——默默地祝福别人，祝福他们幸福和免于痛苦。
5、在静坐中练习培养对简单事物的慈悲心，例如你爱的人、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心爱的宠物等，然后将这种“慈悲圈”扩展到仅仅是熟人和陌生人。然后，也许，对那些你非常讨厌的人。
6、增加你对他人的善举。帮助人们做一些他们不能或可能难以为自己做的事情。试着帮助别人，而不是伤害别人。
7、试着从自我关注转向系统关注，承诺自己是一个更大的生物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合作通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8、以关注、接近、减轻和防止自己和他人的痛苦为中心，不断磨练你的技能和能力，例如，如非评判性、同理心、耐痛苦、勇气和技术帮助技能。
08所以？
1963年，Niko Tinbergen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必须充分思考过这些问题才能完全理解慈悲这种进化产物（包括其中的心理特征）。
- 慈悲的功能是什么？
- 慈悲的身体机制是什么？
- 慈悲演化的历史是什么？
- 如何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展现慈悲？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慈悲动机研究的不断发展，以上几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都来自于慈悲的进化动机。我们还发现，有证据表明，通过训练和治疗可以发展个人的慈悲心；慈悲能够改善幸福感，增加亲社会反应。
目前的研究正在尝试在校园中培养慈悲心（Maratos等人，2019年，https://www.compatitionschools.org/）。在工作场所，无论是在世界活动还是在员工待遇方面，组织都开始探索有益无害的富有慈悲心的概念（Anstiss 2017；Dutton&Worline，2017）。富有慈悲心的方法也正在扩展到城市（Ruez&Parekh，2019年）和政治生活（www.compassioninpolitics.com），其重点是创建有益而无害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但是，仍然存在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人类能否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以足够的规模和速度培养慈悲心？
我们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与威胁、技术进步、环境挑战、政治集团主义和极端主义。找到我们慈悲的快速通道需要的条件，无疑是我们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心理科学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ReferencesAnstiss, T. and Gilbert, P. (2014). Compassionate Mind Coaching. In, J. Passmore, (ed.) Mastery in Coaching, London: Kogan Page
Anstiss (2016). Compassion at Work. In L. Oades, M. Steger, A Della Fave and J. Passmore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Positivity and Strengths-Based Approaches at Work. Chichester: Wiley. Wiley Blackwell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Positivity and Strengths-Based Approaches at Work.
Cleare, S., Gumley, A., O’Connor, R. (2019). Self-compassion, self-forgiveness, suicidal ideation and self-harm: A systematic review. Clin Psychol Psychother.: 1-20
Bockler A, Tusche A, Schmidt P, Singer T. (2018). Distinct mental trainings differentially affect altruistically motivated, norm motivated, and self-report prosocial behaviour. Scientific Reports. 8:13560
Darley JM, and C. Daniel Batson, C.D (1973).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A Study of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Variables in Help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ages1 – 100.
Durlak JA, Weissberg RP, Dymnicki AB, Taylor RD, and Schellinger KB. (2011) The Impact of enhancing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of school-based universal interventions. Child Dev. Jan-Feb; 82(1): 405-32
Dutton and Worline (2017). Awakening Compassion at Work: The Quiet Power that Elevates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Egbert et al (1963). The value of a pre-operative visit by an anesthetist. A study of doctor-patient rapport. JAMA 185, No7: 553-5.
Egbert et al (1964). Reduction of post-operative pain by encouragement and instruction of patients. A study of doctor-patient rappor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70: 825-7.
Eriksson, T et al. (2018). Mindful Self-Compassion Training Reduces Stress and Burnout Symptoms Among Practicing Psychologis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Brief Web-Based Intervention. Front. Psychol. Nov 27.
Fogarty et al. Can 40 seconds of compassion reduce patient anxiet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17 No1: 371-9.
Gilbert, P. (2017a). Compassion: Definitions and Controversies. In: P. Gilbert (Ed). Compassion: Concept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 3-15). London: Routledge.
Gilbert, P. (2017b). Compassion as a social mentalit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 P. Gilbert (ed). Compassion: Concept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 31-68). London: Routledge
Gilbert P. (2018) Living Like Crazy. York: Annwyn house
Gilbert, P. (2019a). Explorations in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ompass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8, 108-114.
Gilbert, P. (2019b). Psychotherapy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grative, evolutionary, contextual, biopsychosocial approach.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92, 164-189. DOI: 10.1111/papt.12226
Gilbert, P & Choden. (2013). Mindful Compassion. London: Constable Robinson.
Gilbert, P., Basran, J., MacArthur, M., & Kirby, J. N. (2019). Differences in the semantics of prosocial words: an exploration of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Mindfulness, 1-13.
Goleman, D., & Davidson, R. J. (2017). Altered traits: Science reveals how meditation changes your mind, brain, and body. Penguin.
Leiberg S, Klimecki O, Singer T. (2011). Short-term compassion training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ur in a newly developed prosocial game. PLoS One. Mar 9;6(3)
Maratos, F., Montague, J., Ashra, H., Welford, M., Wood, W. Barnes, C., Sheffield, D., Gilbert, P. (2019). Evaluation of a Compassionate Mind Training Intervention with School Teachers and Support Staff. Mindfulness
Marsh, A. A. (2019). The caring continuum: Evolved hormonal and proximal mechanisms explain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extrem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0, 347-371.
Passmore, J. (2019). Leading with compassion. IESE Business School Insights. 152, pp56-63. https://dx.doi.org/10.15581/002.ART-3244
Passmore, J. and Oades, L. G. (2015). Positive Psychology Coaching Techniques: Random Acts of Kindness, Consistent Acts of Kindness and Empathy. The Coaching Psychologist. 11(2), 90-92.
Ricard, M (2015). Altruism. The Power of Compassion to Change Itself and the World. London Atlantic Books.
Ruez, D and Parek. (2019) ‘There is no political agenda’. Governing and Contesting the compassionate city in Louisville. City, Vo23, Issue 1.
Sapolsky, R. M. (2017). 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Penguin.
Sinclaire et al (2017). Compassion fatigue: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healthcar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29, 9-24.
Seppälä, E.M., Simon-Thomas, E., Brown, S.L., Worline, M.C. Cameron, C.D & Doty, R.R (201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ssion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nbergen, N (1963). On aims and methods of Ethology. Ethology. January‐December.410-433.
Trzeciak, S & Mazzarelli, A. (2019). Compassionomics: The revolutionary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caring makes a difference.New York: Studer Group
Valk, S. L., Bernhardt, B. C., Trautwein, F. M., Böckler, A., Kanske, P., Guizard, N., Collins, D.L & Singer, T. (2017). Structural plasticity of the social brain: Differential change after socio-affective and cognitive mental training. Science Advances, 3(10), e1700489.
Weng, H. Y., Fox, A. S., Shackman, A. J., Stodola, D. E., Caldwell, J. Z., Olson, M. C., … Davidson, R. J. (2013). Compassion training alters altruism and neural responses to suffer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7), 1171–1180. doi:10.1177/0956797612469537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