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降临世间,有韵律地呼吸,并以此方式以一名积极的关系中对话者活着。他们接受着四周抚育者的传递的讯息,并以他们独创的方式自发而又用力地对此讯息进行回馈。而这,已然是关系中对话了(Braten,2007,;Trevarthen,2007)有介于此,我怎么能够把这样每天发生、稀松平常的事情看做是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呢?也许这样说会挺矫情的,不过我依旧将对话视作生活的产物,而并非是一种特别的心理疗法。依我之见,每一名想要在治疗中给来访者(病人)带来积极改变的治疗师,都要学着成为一名对话者。
我受邀撰写一篇有关于开放式对话的文章,这是我致力的领域。编辑的初衷是希望我告诉读者如何成为对话治疗师(dialogical therapist)。能写这个主题令我兴奋,但同时我也有些困惑:以一种治疗方法的角度来讨论对话式治疗让我有些不安。我从始至终就将对话或对话式(dialogism)看做是一种一出生时就已学会的生活方式:抑郁和精神错乱之苦来访者(病人)的医疗服务。运用对话方式(dialogical approach)意味着动员患者所有的心理资源,包括病人和他的家属。在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咨询师在运用对话手段面对许多严重精神病患者时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对于这个问题,我要再展开些。把对话式治疗作为我选择的治疗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选择,我诚心探索着对话式治疗,希望在临床中,能寻觅出更多的惊喜。我们开始越来越专注于提高饱受严重的在芬兰的心理治疗领域,在我们所谓的特殊治疗方式(methods of therapy)中,对话手段占据着核心地位。后文,我将介绍对话治疗在芬兰西拉普兰起源及发展过程,再以实证研究来为对话手段的有效性提供一些数据证明。
『 治疗会谈中的开放式对话 』
需求调整技术最具震撼的突破性在于它的开放性治疗会谈(open treatment meetings)的理念。我们是在1984年从Turku团队听闻这样的理念的。在当时,我们正遭受着重大的挫败:无法很好的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单独治疗同给其亲属提供的家庭治疗很好的整合在一起。伊始,这两种疗法看起来实在是相去甚远毫无联系的。随后我们听闻了开放式会谈(open meeting)的概念。在开放式会谈中,病人及其家属在最开始就同时参与在会谈之中了,而不是我们刻意为之让某次会谈只能有病人或者只能有家属。在Turku小组中,是否参与会谈,是征求与会者的个人意愿为先的,而不是根据心理学家的心理评估后进行筛选。
在治疗会谈中,与主诉问题相关的主要当事人同病人一起合作参与。所有的治疗策略和决定取决于会谈过程中与会者的当下状况(present)。会谈以一种开放的讨论式的形式进行,所有的与会者在同一屋中围圈而坐。最先召集众人展开会谈的人首先开始发言对话。而在与会者问话环节,没有一个优先级的设置:每一名与会者都能进行积极的访谈(interview)。
最先的问题要尽量开放式(open-ended)以确保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及社会支持系统的每一人都能在此时此刻讨论起有关于主诉者的相关情况。团队亦不在事先设定会谈的主题。在一开始,所有接受访问者的任务是确切回答患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而更多情况下,他们会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来作为对患者问题的应答。这表现出与会者开始把病人同其他亲属的所言所语纳入了思考之中。有时,以他人的说话方式进行复述,会让对话更直切主题。
在确保不去打断他人对话进行的情况下,在会谈中的任意时刻,每一名与会者都有权利发表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每一次新的发言者需要对先前的发言者的内容进行相关回应。这意味着,他们在给出看法时,可以以询问方式对讨论内容进行更深度的挖掘,也可以对其他与会者给出的当下的想法进行一定的反馈。在看法阐述过程中,一些特定措辞(specific phrases)会逐渐浮现,来更好描绘病人的困苦经历。
每一名家庭成员都有义务发表就其个人而言,在患者身上最引人注目的议题。等所有重要的议题发表后,召开会谈的团队成员会说:“让我们结束这次的会谈吧。”结束的环节很重要,但在结束之前,需要遵循一下病人自己的心声。举例来说,可以问:“我想差不多我们要结束此次会谈了,不过在结束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内容需要我们讨论的吗?”在会谈的末端,这样做有助于简略的总结此次讨论的主题,特别是有没有讨论出一个决策方案,如果有,它是什么。会谈的长度可以弹性变动,不过一般以90分钟左右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