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及链接:
Gutmann Michaël,
« Entretien avec Michel Guibal La Chine à la découverte de la psychanalyse Pour
une pratique interactive », Outre-Terre, 2/2006 (no 15), p. 487-492.
URL :
http://www.cairn.info/revue-outre-terre1-2006-2-page-487.htm
DOI : 10.3917/oute.015.0487
作者Michaël Gutmann
《地球之外》杂志(以下简称为O.-T.):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对中国的精神分析实践感兴趣的,为什么?
米歇尔·吉布尔(以下简称为M. G.):我在中国的冒险始于2000年,是在霍大同的提议下,后者是一个几年前在我这里做分析的中国人,那时,在巴黎,他是一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在法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成为四川大学教授以后,霍大同邀请我参加一个由他所在的机构组织的关于拉康思想的研讨会。他告诉我,自从1994年以来,他组织了一个精神分析的训练小组,其中,他对学生做精神分析治疗,并提供一个理论上的教学。在1999年,他所在的大学甚至允许他建立一个真正的系[1]: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对于这一邀请,我感到有点吃惊。在之前六年时间里,我没有任何关于我前病人的消息。显然,这样一场旅行立刻让我反思数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我的眼中,这是显然的,我应邀的这一场相遇,应当处于相互交流的领域内。这才是我(研讨会)发言的真正含义。面对(研讨会)参与者们,我一上来就提到我的担心,即要避免耶稣会[2]会士的趋向。我并不是作为一个传教士来中国的。拒绝作为精神分析文明在亚洲土地上的带武装的手臂,我并不希望让中国人皈依入教。相反,我觉得,能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领域里,我和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的想法一致:作为回报,对于中国思想和历史的认识,能帮助我们探究欧洲道德的基础。这次访问是很有成果的:一方面,我融入了成都精神分析小组,另一方面,和几个法国同事一起,我们创立了中欧精神分析互动协会。
一年以后,在2001年四月,北京医学院医学心理学系主任胡佩诚教授[3]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研讨会。我和其他一些来自西方的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家、以及上百位中国临床工作者、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学生一起,参与了这次大会。霍大同借此机会,公开地表明,他曾经和我做了五年的精神分析治疗。这次公开宣言标志了一个惊人的新闻:他被组织者承认为精神分析家,以至于第二届大会将在他的领导下,于2002年在成都召开。他的名声建立起来了,虽然也有几个负面的反应。
在我中国搭档们的要求下,我自己这一方面,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以便能让他们融入国际精神分析运动中。为了这个目的,2004年,在成都[4]举办了一次研讨会,结果是,霍大同创建的协会成为欧洲精神分析组织间联盟的正式成员。在这次大会上,(四川)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做开幕演讲,正式宣告了(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加入。
O.-T.:分析的知识在这个国家的传播是一个新近的现象吗?
M. G.:精神分析在中国并不是陌生的。自二十世纪初起,它就作为一种理论被一些追求“科学和民主”的知识分子引入了,后者们发表了“五四宣言”。因此,无意识这一概念的传递属于一个对西方文化开放的更大的运动的一部分。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基于同一基础的。这一时期是很合适的。帝国的瓦解创造一种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对于倾听和改变的需要。一个方面,许多中国人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吸引,另一个方面,教育者和精神科医生遇到了他们同胞丧失参照系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弗洛伊德的文章被快速地翻译出来,尤其以日本人为中介,从英语版本翻译过来。因此就出现一些与翻译连在一起的严肃问题:如何用中文翻译一些欧洲的概念?存在一些相应的汉字吗?这一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似乎,还有一个事件在精神分析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1921年,伯特兰·罗素[5],分析哲学的创始者,自由主义的积极分子,在北京做了一场关于弗洛伊德无意识的演讲[6]。他的讲话在关心教育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广大反响。许多医生与心理学家开始对这位奥地利思想家(弗洛伊德)感兴趣。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仅仅提到精神分析的一些方面。(对于精神分析的)抵抗始终是很大的。弗洛伊德提出的性的问题,在1949年以前,尤其是被掩盖起来的。从1949年起,毛泽东停止了精神分析运动,并认为这一学说是反革命的,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分析和所有那些看重个体独特性(的学说)一样,都消失了。
O.-T.:您在中国和精神疾患与家庭的专业工作经验是什么?
M. G.:在我和四川大学建立接触的同时,我希望能投身实地工作。从2000年起,我加入了星星雨,一个北京著名的接待自闭症儿童的非盈利组织,就像其他的一些(非盈利)组织一样,它借助了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基金。最近五年以来,我每年去两次这个机构。自闭症的孩子被中国医生们当作是无可救药的,也被学校和幼儿园所拒绝。你可以想像一下,在当前独生子女的情况下,这给家庭带来的自恋上的灾难。星星雨提供了一个希望。在此工作框架下,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为外国人的形象,有双重身份,既是法国人,也是精神分析家。我和父母们见面,并不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而是要倾听他们。和机构现行的主要原则相反,他们可以和我讲述他们的历史。由于我没有(熟练)掌握这门语言,这些访谈需要一个翻译。父母们希望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们来自全中国各个地区,是从网上了解到这家非盈利组织的存在的。
最开始显现的是同样的看到自己唯一的孩子病了的痛苦,然而,我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说话的)声调和非语言表达上,我从未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直观的痛苦迹象。没有一滴泪!声调始终是中性的。但是,一年年过去,父母们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疾病上,开始不再拘束,带着感情,谈论起家庭中的故事来。最后终于远离了陈词滥调。某种宣泄正在产生。见面结束以后,父母走出去,感到轻松,有所转变。能够向其他的家庭表现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重新和群体快乐地建立联系。交流也重新变得可能。精神的创伤一旦被分享,疾病也不再是需要遮遮掩掩的了。但是这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事实上,父母只有权和我进行一次晤谈。在缺乏继续(心理)治疗的情况下,(父母的)这一进步可能很快被抹去。这一情景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简单的游客,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也是自闭症的孩子的问题核心转了一圈而已。由于这个原因,我决定中断和星星雨的合作,也不用再看见,这些(心)门刚刚打开,就很快关上。
O.-T.: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对于精神分析的需要?就像它作为心理学的支流一样,在同样的背景下,是按照美国模式的?
M. G. :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精神分析重新逐渐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某种意义上讲,在那个时代,供应是先于需求的。实际上,从1990年代起,许多英国以及德国的心理治疗师前往中国,传递他们的本领。从这个角度上看,精神分析在中国的重新引入是一个涉及到地缘政治的事情。在今天,我们注意到法语世界(精神分析视角)的极端缺乏,而精神分析的美国模式是占主要优势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成员们各自占领了大学。它像一种真正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一样在作用着。这一单边的英语世界的精神分析视角是有问题的。从所谓应用行为分析理论派生出来,并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被应用,它过分地将病人们进行分类,不管是在诊断的层面上,还是在提供的治疗的层面上。仅仅举一个例子,以自闭症孩子们的遭遇为例。在我工作过的这个非盈利组织里,对于百分之九十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孩子,如果他们是在法国的话,是不会被诊断为自闭症的。我们剩下能说的只是,从今以后,在中国,法国传统在精神分析领域中是有一席之地的,这主要是归结为霍大同的工作。
O.-T.:存在只属于中国的无意识吗?一般而言,中国的传统和症状文化构成对于精神分析的集体阻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