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mmung, Symptom und Angst (XIV,113-205)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XX,280)
潘恒 译
Ⅰ
“抑制是一种限制自我-功能的表现。”[2]
——弗洛伊德观察到了抑制的出现,这使得他觉得有必要区分抑制和症状。这次,他又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在语言学的使用中,抑制意味着功能的降低,而当一种功能经历了一些不正常的改变或者从这种功能中萌发出一种新的现象时,我们则使用“症状”这个词。
在一些疾病中,自我与“它我”之间的冲突的产生。同时为“自我-惩罚”的目的服务的抑制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出现。比如在《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出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弗洛伊德提到了一种性格类型——由成功引起的失败。自我不被容许去进行可以获得成功的活动,因为这些是超我所禁止的。自我放弃这些活动,为的是避免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在上述两种现象中,抑制是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出现的,其目的的是避免由活动的实施而引发的焦虑的出现。除此之外,在哀悼和抑郁中,抑制也会出现。自我面临着特定的精神任务,处理这些任务,需要耗费巨大的能量,由此造成的能量匮乏,使得自我的功能受到抑制。
抑制与功能的关系极为紧密,这促使弗洛伊德例举了四种功能的抑制:性功能的抑制、进食功能的抑制、运动功能的抑制、工作能力的抑制。这四种功能的抑制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抑制是一种限制自我-功能的表现。为何会出现抑制呢?弗洛伊德认为身体器官的爱欲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弹钢琴的手指或者走路用的腿被爱欲化后,性欲因素的增强促使器官的自我-功能受到限制,为的是避免Ⅱ
“症状是一个仍处于悬而未决中的冲动满足的标记或替代;它是压抑过程的产物。”[3]
——Freud
意识。那么自此之后,冲动运动的命运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能得到一个间接的回答——由于压抑过程,被期待的从满足过程中产生的快乐转变成了不快乐。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一个冲动的满足会产生不愉快感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我对它我中的过程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症状是一个仍处于悬而未决中的冲动满足的标记或替代,是压抑过程的产物。压抑过程则来自于自我。在超我的命令下,自我拒绝将自身与在它我中被唤起的冲动投注相连接。自我正是通过压抑,使得与应受谴责的冲动相连的表象免于进入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之所以会对它我产生影响,是因为它我与感知觉系统相联系。它我与此系统的关系,构成了自我区分于它我的基础。感知觉系统的功能与意识系统密切相关。它从内部和外部获得兴奋,并且通过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快乐和不快乐的感受来引导精神事件的过程,以使其符合快乐原则。自此之后,当自我与它我的过程相对立时,在近乎全能的机构——快乐原则的帮助下,它会发出“不快乐”的信号,以达到它的压制冲动运动的目的。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自我发出不快乐信号的能量来自何处?
当一个外部危险出现时,有机体撤回对危险对象的投注,逃离此危险,而主体处理内部危险的方式与此类似。压抑可以被视为此种逃离的等价物。自我撤回对应当被压抑的冲动代表的投注,使用这种投注来发出危险的信号(焦虑)。由此,自我成了焦虑的实际的所在地。如此的结果的得出,颠覆了早期理论中焦虑与压抑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焦虑理论中,弗洛伊德认为正是因为对冲动运动的压抑,才使得未被释放的力比多转化成了焦虑。而在这里,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变成为焦虑促使了压抑的产生,以逃离冲动运动所带来的危险。
症状来自于经压抑作用后的冲动运动。尽管存在着压抑,冲动仍然找到其替代,但是这种替代是被削减的、被移置的、被抑制的,并且它无法被继续为一种满足。当这种替代的冲动被完成后,并没有快乐的感觉;相反,它的完成具备了强制的性质。在满足退化为症状的过程中,压抑显示了它的力量。
Ⅲ
强迫症和偏执狂中,症状带来了自恋式的满足,分别表现为,强迫症建构的系统使得他觉得自己优越于其他人,因为症状让他觉得自己更为干净和有良心;偏执狂的谵妄赋予了他的敏锐的感知觉和想象力以一片在其他地方难以寻到的天地。此种获益,使得自我致力于并入这些症状且加剧症状-固着。
虽然自我区别于它我,但是作为它我的被组织的那一部分,其力量部分来源于它我。当自我试图压制冲动运动后,它我的其他的部分会发出营救。被压抑的冲动运动成为了分离于自我的部分,以症状的形式出现。在压抑与冲动运动的斗争后,产生了压抑与冲动运动的替代物“症状”的更为冗长的斗争。这时自我会表现出对症状的适应,就像其适应外部世界那样。这种适应的原因正是因为主体通过症状获益。比如在症状,作为被压抑的冲动的替代或衍生物,继续着后者的角色;它不断地更新它对满足的要求,迫使自我给出不快乐的信号且把自身置于一个防御的位置。[4]
Ⅳ
在前面几节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在这一阶段推翻了早期的“压抑和焦虑间关系”理论。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种颠覆的发生呢?答案正在于对“小汉斯”个案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