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特的自身心理学
作者: 心理空间 / 23155次阅读 时间: 2014年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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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俄底浦斯发展:口唇期和肛门期

科赫特没有完全抛弃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理论。他赞同弗洛伊德关于儿童在早期可能会发展出口唇和肛门固着的观点,但他对这一现象的病因解释与弗洛伊德不同。总的来说,科赫特认为这些固着是,儿童对由不共情的照看造成的对核心自身的创伤进行防御的结果,而不是儿童的性目的受挫的结果。

口唇期(oral stage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一时期的核心在于喂养过程本身和遇到的挫折——母亲不够宠爱孩子,给孩子提前断乳;或者过度溺爱孩子,孩子最終不得不放弃母乳或奶瓶,这些都会让儿童体验到挫折。其结果便是口唇固着,口唇固着对个体以后的人格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因而,弗洛伊德认为阻止儿童追求快乐的(性的)需要导致功能障碍。

与弗洛伊德不同,科赫特认为在这个阶段儿童要求在情感上给予支持、提供食物的自身—对象来悉心满足他(或她)的需要。如果母亲不共情——比如,表现出冷漠或拒绝——会对儿童的自尊造成伤害,自身就会分裂;儿童倒退至追求口唇刺激的享乐(性的),变得口唇固着。因此,追求享乐、性驱力固着会对自身造成伤害(Kohut, 1977, p. 81)。

肛门期(anal stage)弗洛伊德声称,儿童在滞留或排出粪便时有追求享乐的冲动。在追求享乐的过程中如果受挫,会导致肛门固着。肛门滞留型个体在以后的生活中会表现出固执和吝裔,而肛门排出型个体则会变得耽脏和凌乱,或者通过反馈,这样的个体会对秩序和整洁有强迫性需要。

科赫特则认为母亲不仅反应儿童追求享乐的(本能的)冲动,而且也反应儿童的自身—对象需要。她的态度对儿童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更具体地说,她可以对儿童给予和提供粪便的行为表示赞同,从而肯定儿童的自身,儿童会感到自豪。相反,如果她拒绝这份粪便赠礼,她是在拒绝一个自身,而这个自身正是创造性的中心。结果儿童很容易着迷于他(或她)的粪便以及由滞留粪便所带来的快乐。简言之,儿童会经历自身的分裂,即变得过度关注身体的一部分(Kohut, 1977, pp. 75~76)。

俄底浦斯发展:生殖器期

在科赫特看来,俄底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发现的一种重要现象。然而,科赫特认为弗洛伊德对俄底浦斯情结的解释有其局限性,需要做进一步扩展(Kohut, 1977, p. 223)。

生殖器期(phallic stage)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对四五岁男孩和女孩的俄底浦斯过程所做的描述。根据弗络伊德的理论,男孩渴望与母亲进行性接触,但害怕因为自己有样的想法而遭受父亲的惩罚。他们体验到阉割焦虑,寄希望于父亲来降低这种焦虑。随着男孩具有其父亲的价值观和理想,他们的冲突得到解决,同时超我也逐渐形成。对女孩来说,这个过程则很不同。通过观察,女孩发现她们没有阴茎,姚们体验到阴茎妒羡。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她们憎恨母亲,因为是母亲把她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却让她们少了阴茎;因为父亲有她们所渴望的,女孩开始爱其父亲。她们认同母亲的作用,通过母亲可以间接获得阴茎。女孩幻想与父亲发生性关系,并怀上父亲的孩子。确切地说,她们渴望有一个男婴,他有她们渴望已久的阴茎。

科赫特重新解释了弗洛伊德学派对俄底浦斯过程的解释。他认为只有那些在前俄底浦斯期与共情的父母交往,从而具有了内聚的核心自身的儿童才能成功解决俄底浦斯沖突。除非儿童认为自己是具有创造性的独立个体,否则他们不能够体验到对父母中异性一方的本能愿望,父母异性一方引起儿童的俄底浦斯冲突,并最终促成冲突得到解决(Kohut, 1977, p. 227)。比如,如果一位母亲在她儿子前俄底浦斯期时,对他的反应总体上是不共情的,也是不可靠的,他很可能会固着于婴儿时期的夸大的自身。结果是,他将不能进行变形性内化,而这种变形性内化对儿童与其母亲分离并建立起稳定、清晰的核心自身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的力比多能量仍然投注在夸大的自身而非他的母亲身上,所以俄底浦斯冲突没有得到解决(Kohut, 1971, pp. 64~65)。

对于女孩的没有解决的俄底浦斯冲突,科赫特的解释也不同于弗洛伊德。他讲述了他对一位低自尊、正经受着无望感折磨的四十多岁的女艺术家的分析。这位女艺术家以前拜访过另一位分析师,这位分析师用经典精神分析的术语解释了她的困境。分析师指出,她目前的消沉根源于她不能接受她的女性身份;也就是说,她的问题是阴茎妒羡造成的。科赫特发现这位女性的确有浴室幻想症(bathroom dreams),幻想她有阴茎,可以像男性那样站着撒尿。当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曾经梦到过她渴望看到父亲的身体,尤其是他的生殖器。科赫特让她相信这些梦起初并不与性有关。相反,它们源于她想摆脱情感淡漠、不共情的母亲的影响,而转向情感上更负责(共情的)及有爱心的父亲。患者报告说,记忆中她的母亲反复、严厉地警告她,去自家以外的厕所时不能坐在马桶上,因为马桶上有灰尘、细菌、传染物等等,这时候科赫特就有了这一认识。这份恐惧之所以会灌输给女儿,是因为这位母亲本人对外部世界疑心重重。母亲的多疑影响了儿童的精神,造成女儿探索外部世界的健康愿望不可能实现。她渴望看到父亲的阴茎,是因为她企图从父亲那里获得积极的、健康的、非偏执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这种企图转化成与性有关。女孩需要父亲的支持,用以克服母亲的影响,以便她可以,比方说,坐在马桶上;即是说,女孩为了重建虚弱的自身需要得到父亲的支持,这样她无论在性的和非性的经历中都会是快乐和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像她母亲那样空虚和疑虑重重(Kohut, 1977, pp. 221 ~222)。

总之,科赫特认为只有当儿童具有了强大的核心自身时,成功地解决俄底浦斯冲突才成为可能。成功解决了这一冲突,个体在进入潜伏期时才会是一个更完全的男性自身或女性自身(Kohut, 1977, pp. 239~240)。

后俄狄浦斯发展:潜伏期和生殖期

潜伏期(latency stage) 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本能在潜伏期处于睡眠状态,潜伏期是从大约六岁到青春期。他认为基本人格结构在生命的最初五年就已确定下来,之后很难再出现大的变化。弗洛伊德也认为,儿童在这一阶段进人学校,结交同伴,努力学习一系列关于身体的、社会的和学业的技能,这有助于增长他们的成就感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效发挥机能的能力。

相反,科赫特认为个体的人格在五岁以后仍然会有相当大程度的改变。比如,他声称超我不仅在潜伏期,在青少年时期也是脆弱的、容易变化的。受创伤性经历(比如,父亲离婚后决定断绝与家庭的一切联系)的影响,青少年会放弃大部分由内化父亲的价值观形成的不确定超我,而寻求理想化另一个外在对象。在寻找过程中,男孩可能将自恋力比多投注在一个反社会群体上,像十几岁的歹徒或极端的宗教崇拜者。科赫特认为,对父亲逐渐感到失望,有利于儿童更现实地看待父亲,这对儿童的健康发展 不无禅益。然而,痛苦的不良经历(比如,被父 亲抛弃)很有可能对核心自身造成持久损害 (Kohut, 1971, pp. 44~48)。

生殖期(genital stage)在青春期,青少年的性压力大大增强。他们的生殖器官已经成熟,两性都有了生殖能力。在前几个阶段性本能的自标主要是自发引起性欲的,但现在的目标则是异性爱的。在弗洛伊德看来,适当的异性爱调整取决于个体在这一阶段可用的性能量或力比多的多少。如果前一阶段的冲突已经得到很好地解决,已没有力比多面着于早期的对象,适当的调整是可能的。在弗洛伊德看来,当个体到了成年期,他(或她)基本上都已结婚,进入家庭生活,人们为了支撑家庭从事职业。因而,正常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良好适应——爱和工作。正常或心理健康的人被称为拥有生殖性格。相反,因为力比多固着而造成在这些方面适应不良会导致个体形成多种性格障碍。

科赫特的青少年观则很不同。谈及在这个阶段的性固着,他注意到它们几乎都是不负责任、不共情的父母伤害了自身造成的。父母的病态让青少年感到缺少爱,感到孤单和脆弱。为克服这些感受,他们会变得好出风头,做坏事。比如,偷车并与朋友开车兜风、酗酒,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破坏他人的私有财产或攻击老人,以此引起同伴的注意、羡慕和认同。这些行为都是自恋引起的愤怒和攻击的外在表现,它们缓解了由不反映的对象及不能进行理想化的自身—对象所导致的青少年的呆滞和消沉 (Kohut, 1977 p. 272)。

科赫特认为,个体同他人建立起亲密的、爱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强而有力的自身,只有这时候个体才会健康发展。父母共情地对待儿童,会促进儿童发展出强有力的、有现实感的自身。这样的自身的感觉以自主感为特征,例如,个体独立思考,做出并尊重自己的判新,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有力的自身与坚强的自我相联,自我运用它的技能和智慧解决爱和工作上的问题(Kohut, 1977, p. 284).如果父母不共情,自身会缺少有力感,人们将不可能发展出应对问题所必需的技能。相反,他们会寻求与不共情的母亲建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母亲反映他们初始的夸大感或安全、自尊和方向感。因而,他们会很依赖父母,期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引导。在这种情形下,家庭成员间的界限很模糊。举例说,十几岁的女儿和她们的母亲从对方那里要求爱和认同(并指责对方没有给予自己爱和认同)。她们情绪反应过度,而由自己决定目标和价值的能量却很少(Perosa & Perosa, 1997, pp. 144~146)。

最后,健康发展不会在人一生中某个特定时间一劳永逸地达到。确切地说,个体一直试图在克服随时会出现的问题和冲突中增强他 (或她)的自主的自身。科赫特断言,中老年人(大约58至64岁)特别容易遭受危机。这些人正经历着一种"最后的衰退",深受焦虑的折磨,担心他们是否能真正实现他们的潜能。根据科赫特的理论,这正是许多个体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并感到彻底无望和消沉的时间。他认为在中老年期实施的自杀是一种补救行为,它们传达了一种想要抹掉由分裂及自身不完善所带来的 羞耻感(Kohut, 1977, p. 241)。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们,借助他人的帮助能消除羞耻感,平 静气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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