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社会认知视角
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郭永玉 2016-1-06
《心理科学》2014年第6期
摘要：社会阶层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前沿领域，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资源(收入、教育和职业)的差异，以及感知到由此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社会阶层理论认为，处于同一阶层中的个体，由于共享的经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倾向，低阶层者是情境主义的，高阶层是唯我主义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环境所导致的认知倾向差异，使得高低阶层这在感知自我、他人和社会的方式存在显著的不同。而本土化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是需要未来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会阶层/唯我主义/情境主义/社会认知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数以万计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发展致富，致使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并引发大量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陈顺强，2010)。与此同时，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逐年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比1980年的0.23扩大了约一倍，已超过了警戒线。社会阶层分化致使我国城乡积聚了大量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大量存在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并引起犯罪，危及社会安定，从而影响社会发展与变革(杨灿明，胡洪曙，俞杰，2008)。那么，社会阶层是什么?它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与变革的?
虽然早在一百多年前，社会科学家们(Durkheim，1802；Marx & Engels，1848/1973；Weber，1958)从社会和群体的层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予以了回答，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社会阶层是通过人的心理和行为来影响社会的(Fromm，1955)。那么，社会阶层如何通过人的心理和行为来影响社会的?要探明这一问题，就得首先弄清社会阶层对个体的心理行为有哪些影响?近二三十年来，心理学家们(Adler et al.，1994；Diener，Ng，Harter，& Arora，2010；Gallo & Matthews，2003；Howell & Howell，2008)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心理学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是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展开的。首先是健康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该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于阶层与身心健康之间关系。例如，相对于低阶层者，高阶层者寿命更长，健康状况更好，遭受肢体残疾的可能性更小(Demakakos，Nazroo，Breeze，& Marmot，2008)；更多地体验到幸福(Howell & Howell，2008)；更少地体验到负面情绪(Gallo & Matthews，2003)。第二是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这种观点视阶层为一种文化形式，是一套共有的社会情境，这个社会情境塑造了不同阶层具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剧本(Grossmann & Varnum，2011)。例如，实证研究发现，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个体拥有不同礼节规矩(Kusserow，2004)。第三是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此种观点是建立在社会阶层的劳动观(Marx & Engels，1848/1973)和文化心理学观点(Grossmann & Varnum，2011)基础上的，认为客观物质资源和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差异导致了高低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由于共享的经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倾向。环境所导致的高低阶层者认知倾向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其感知自我、他人和社会的方式(Kraus et al.，2012)。相对于前两种视角来说，社会认知观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更全面，更清晰地回答了社会阶层对个体心理行为有哪些影响，是如何影响的。因此，本文将全面梳理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的相关研究。
2 社会阶层的界定与测量
2.1 社会阶层的界定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心理学探究的一个新的前沿领域，指的是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资源(收入、教育和职业)的差异，以及感知到由此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Kraus et al.，2012)。它是一个包含多重复杂成分的概念，从如下操作定义中可见一斑。Lachman和Weaver(1998)将社会阶层操作定义为家庭收入或经济地位；Snibbe和Markus(2005)将社会阶层操作定义为受教育程度；Goodman等(2001)则认为将收入、教育和职业综合起来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阶层。除了客观指标之外，还有研究(Christie & Barling，2009)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基于资源和声望的相对地位，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知。甚至，还有研究者(Adler et al.，2000)认为，社会分层不但可以通过社会指标，如收入、财富等来加以客观评价，还可以同时通过自我认定，进行主观评价。可以看出，尽管研究者对社会阶层的操作定义不一致，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取向：有的定义强调社会阶层的客观成分，即客观社会阶层(objective social class)，有的定义强调社会阶层的主观成分，即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ocial class)；有的同时强调社会阶层的客观成分和主观成分两个层面。
2.2 社会阶层的测量
2.2.1 客观社会阶层的测量
对于客观社会阶层，常用的测量指标主要有收入、教育和职业。一些研究者仅仅选择其中一个指标如收入(Lachman & Weaver，1998)或受教育程度(Bowman，Kitayama，& Nisbett，2009；Grossmann & Varnum，2011；Kraus et al.，2010；Snibbe & Markus，2005)或职业(陆学艺，2004)。另外一些研究者测量其中两个或三个指标，在同一个研究或不同子研究中分别考察它们与其他变量的关系(郑洁，2004；Christie & Barling，2009；Piff，Kraus，Cote，Cheng，& Keltner，2010)。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将其中两个或三个指标合成一个总的指标。例如，一些研究(Adler，Epel，Castellazzo，& Ickovics，2000；Kraus & Keltner，2009；Kraus，Piff，& Keltner，2009；Piff，Kraus，，Cheng，& Keltner，2010)先测量被试的家庭年收入、父母(或个人)受教育程度，然后将被试在这些指标上的分数分别标准化后求和，作为客观阶层的指标。总之，客观社会阶层的测量方法有多种，可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选择(任春荣，2010)。
2.2.2 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对社会阶层客观指标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Goodman et al.，2001；Liu，Ali，Soleck，Hopps，& Pickett Jr，2004；Oakes & Rossi，2003)，因为在研究过程中，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当客观的阶层定位与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不一致时，研究者拟定的阶层“标签”可能就失去了意义。于是，研究者们(Adler et al.，2008；Piff et al.，2010)开始强调主观社会阶层。
对于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最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MacArthur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ES；Adler et al.，2000)，它是一个10级阶梯量表，代表了具有不同水平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的人所处的位置。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首先给被试呈现一张梯子图片，让被试想象一下这个梯子代表了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地位，等级越高，表示其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被试接着被告知梯子最顶端的人处于社会最高层，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是最优裕的，他们的收入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工作最体面；梯子最低端的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是最糟糕的，他们的收入最低、受教育程度最低、工作最不体面。最后请被试结合自己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在梯子其中一级的旁边画一个记号X，表示其感知到的自己在整个社会等级中所处的位置(崔淼，林崇德，徐伦，刘力，李艳玲，2011；Adler et al.，2008；Piff et al.，2010)。研究表明(Adler et al.，2000)MacArthur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指标，间隔6个月的重测信度为.62。
研究发现，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Adler et al.，2000；Goodman et al.，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研究表明，收入、教育和职业与主观阶层认同的相关系数分别是.12、.09、.08。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社会阶层的主观指标比客观指标具有更好的预测效度。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更有力地预测生理疾病(Cohen，Alper，Adler，Treanor，& Turner，2008；Wolff，Subramanian，Acevedo-Garcia，Weber，& Kawachi，2010)，心理压力(Sakurai，Kawakami，Yamaoka，Ishikawa，& Hashimoto，2010)以及社会不公平感(马磊，刘欣，2010；Whyte & Han，2008)。这就意味着社会阶层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根据客观指标进行分层的层面，最好把主观指标结合起来。近期很多研究(，2011；Kraus et al.，2010；Kraus，Piff，& Keltner，2011)已经强调要对社会阶层的主客观指标同时进行考察。
3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研究
3.1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
Kraus等(2012)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提出客观物质资源和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差异导致了高低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由于共享的经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倾向。
低阶层者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较低的社会地位，这限制了他们的行为和追求目标的机会，进而增加了他们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低社会阶层者受教育机会较少，居住的环境较恶劣，并时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即低社会阶层者的社会情境的主要内容是缺少物质资源、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追求的目标受到了他们的较少的经济资源和较低社会地位的限制。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使得低社会阶层者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即情境定向，倾向于认为心理和行为受情境因素的影响；情境因素的影响可以是真实的、结构性的影响(例如，社会不公、社会服务不足)；也可以是外部力量对行为影响的预期(例如，对低社会阶层歧视的预期)。由于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个体只能通过管理外部限制、威胁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来采取行为。
相反，高社会阶层者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能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Johnson & Krueger，2005；Lachman & Weaver，1998)。相对于低阶层者来说，高阶层者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相对不用考虑他们的物质成本。充裕的社会资源和相对较少的社会限制，是高阶层者的社会情境的主要内容。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使得高社会阶层者形成了唯我主义(solips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即个人定向，倾向于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个体内部因素(特质、目标、情绪等)的影响，忽略和抵制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行为多由目标、情绪等个体内部因素激发。上图清晰地展现了高低阶层的不同认知倾向(如图1所示)。高低阶层者的认知倾向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自我、人际关系和社会知觉三个方面。
3.2 基于社会认知的实证研究
3.2.1 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
首先，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自我概念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communal)的自我概念；而长期处于较高社会阶层中个体，形成了独立(personally agentic)的自我概念。形成了互依的自我概念的低阶层者，更多自发地表述与环境密切相关的那部分自我；相反，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高阶层者，更倾向于用内在特质来进行自我表达。例如，Hart和Edelstein(1992)以冰岛的94名儿童为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的被试更多使用“高”或“矮”等外在生理特征词来描述自己；高社会阶层的被试更多地使用“聪明的”或“愚蠢的”等带有个人特质方面的词来描述自己。高低阶层者的自我表达不同，还反映在对美的偏好上。一项针对14172名被试展开的大型调查的结果表明，低阶层者偏好乡村音乐，而高阶层者偏好摇滚音乐。与乡村音乐相比较，摇滚音乐的内容通常更具表现性、影响力和独特性，摇滚音乐更符合高阶层者自我概念的表达，因而更受高阶层者的偏好(Snibbe & Markus，2005)。高低阶层者在自我概念上的差异，还体现在行为选择上。形成了互依的自我概念的低阶层者，倾向于做出与他人一致的选择；强调环境而不是特质和基因影响了行为。相反，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高阶层者，倾向于做出独特的选择；并强调基因和特质对行为的影响(Stephens，Fryberg，& Markus，2011；Stephens，Markus，& Townsend，2007)。例如，对于两种颜色的吸引力是相同的笔，低阶层者会在颜色占多数的笔中选一支作为酬劳，高阶层者则会选择唯一不同颜色的那支作为酬劳(Stephens，Markus，& Townsend，2007)。总之，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的、普遍性的、情境决定的自我概念；而长期处于较高社会阶层中个体，形成了独立的、独特的、特质决定的自我概念。
其次，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个人控制和威胁敏感性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弱，威胁敏感性较强(，Gyurak，& Levenson，2010；Johnson，Richeson，& Finkel，2011；Kraus et al.，2009)；相反，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高，威胁敏感性较低(Gallo，Bogart，Vranceanu，& Matthews，2005；Kraus，Horberg，Goetz，& Keltner，2011)。例如，国外的以106名本科生被试的相关研究(Kraus et al.，2009)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国内研究者(李静，2012)调查了湖北、广东、贵州、河北等多个省份的城乡居民(不包含学生)的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的关系。对17～65岁之间共831位被试的调查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而Chen和Matthews(2001)发现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如“你举手发言后有人在笑，你不知道他是因为你刚才开了个玩笑还是在嘲笑你的发言很愚蠢”，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和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敌意和愤怒。此外，来自生理指标的证据也表明，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的威胁敏感性较强。例如，Hajat等(2010)连续3天，每天6次收集来自不同种族(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的935名48～90岁的被试的皮质醇唾液(cortisol)样本。结果表明，相对于高社会阶层的被试来说，低社会阶层的被试在醒来后皮质醇的下降过程较为缓慢。皮质醇是反应生理压力的一项指标，被试的皮质醇下降缓慢说明被试在该时间段内都处于一种应激水平，他们时刻准备对生活中的威胁采取反应。综上可知，社会阶层对自我有着显著的影响。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communal)的自我概念，自我控制感较弱，威胁敏感性较强；相反，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自我控制感较高，威胁敏感性较低。
3.2.2 社会阶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首先，社会阶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人际关系策略上，高阶层者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最终导致其偏好交换的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策略；低阶层者的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最终导致其偏好互依的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策略。在交换的关系中，双方是由于互有需求而进行了关系建构与维持，个体关注于关系中的付出与收益是否平等；相反，在互依关系中，个体对对方的需要和利益进行无条件的投入，哪怕对象是陌生人或非亲属，个体关注的更多的是对方的需求而不是平等(Amato & Previti，2003；Kraus & Keltner，2009；Scherer，1974)。大量研究证实，无论是在陌生关系还是在亲密关系中，高低阶层者都表现出不同的人际关系策略。在陌生关系的人际情境中，Kraus和Keltner(2009)发现，低阶层者在与陌生人的交流中表现出更多的投入现象，比如，点头、挑眉、发出笑声和注视对方；更少的疏离现象，比如自我整饰、摆弄物品和涂鸦等。表明低社会阶层倾向于持有一种互依关系策略(Kraus & Keltner，2009)。在亲密关系的人际情境中，Amato和Previti(2003)发现，高阶层者报告离婚的原因更多的是对方人格问题(例如他很自私，并只关心他自己)，和两人合不来(例如对于性、友谊、目标和彼此观点等方面存在不一致)，表明高阶层者视婚姻关系更多是互换过程，关注于婚姻关系中的付出与收益是否平等。而低阶层者会更多地为对方的需求负责，更能够照顾到对方的情绪，更少地关心社会支持中的付出和收益平衡问题，表明低阶层者在亲密关系中采取的是互依的关系策略。
其次，社会阶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变量上。情境主义认知倾向的低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唯我主义认知倾向的高阶层者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Piff et al.，2010；Piff，Stancato，Cote，Mendoza-Denton，& Keltner，2012；Stellar，Manzo，Kraus，& Keltner，2012)。例如，Piff等(2010)通过MacArthur的梯子操纵被试的社会阶层之后，让其填写一份包括慈善捐赠在内的年收入的各项消费比例。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者的年收入中用于慈善捐款的比例显著高于高社会阶层者，表明相较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类似地，Hodgkinson等(1996)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项调查结果也表明，那些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人会拿出全部收入的4.2%用于慈善捐赠，而年收入达到75，000美元或更高的人只愿意拿出全部收入的2.7%用于慈善捐赠。
3.2.3 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
首先，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体现在内群体态度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t)倾向；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倾向。即低社会阶层个体倾向于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流行的意识形态、历史经济条件和社会习俗来划分的；高社会将阶层则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内在且稳定的生理因素来划分的(Kraus，2010；Mahalingam，2003，2007)。例如，Mahalingam(2007)选取高低两个不同阶层被试，让他们阅读一则故事，一个可能来自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的小孩，被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收养，让被试对儿童以后的行为做出推论。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被试认为儿童以后的行为会和收养他的家庭所处的阶层的行为模式一致；高社会阶层被试则认为这个小孩会与其亲生父母所处的阶层的行为模式一致。Kraus(2010)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低社会阶层的人更认可社会阶层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阶层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可以改变的；反之高社会阶层的人更赞同社会阶层的本质主义理论，认为社会阶层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
其次，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体现在情绪认知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以及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使得低阶层者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更加敏感，对互动对象的移情更加准确，更具有同理心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以及交换的人际关系，使得高社会阶层者更关注于自身的独特性，对互动对象的移情准确性较差，较少具有同理心(Kraus et al.，2010；Kraus et al.，2011)。例如，Kraus等(2010)首先通过问卷测量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被试在同理心准确性测验的得分中存在显著的差异，低阶层者的得分显著高于高阶层者的得分；随后的情境实验进一步验证，与高社会阶层的被试相比，低社会阶层的被试对搭档的情绪评价的准确性更高。Page-Gould等(2010)甚至使用更为客观的生理指标作为结果变量，发现高低阶层者在同理心上存在差异。在这个严格观测的实验室实验中，被试在实验前都佩戴上生物反馈仪；实验开始后，让两个被试一组玩一个棋类游戏；从生物反馈仪中所显示的心血管活动指标来看，在游戏(互动)开始后1分钟内，低社会阶层被试的心脏收缩性水平(表明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与搭档的心脏收缩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而高阶层者之间的心血管反应则是相对独立的。
最后，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还体现在解释风格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倾向于对事件进行外部归因；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事件进行内部归因(Beauvois & Dubois，1988；Grossmann & Varnum，2011；Kraus et al.，2009)。Beauvois和Dubois(1988)以法国成人为被试，以职业声望将所有被试划分为高低不同水平。将他们置于模棱两可实验情境，其中一个情境是儿童A将自己最心爱的火车借给儿童B，请对A的行为进行解释，是因为他想和B交朋友(内归因)，还是因为A的父母要求他这么做的(外归因)。结果发现，与中产阶级的被试相比，工人阶级的被试更多认为是A的父母要求他将玩具借给儿童B玩的，即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更早的一项针对美国全国性调查研究(Kluegel & Smith，1986)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倾向于将这种贫富差距的出现归结于环境的因素(例如政策的影响，不公平)，高收入群体则倾向于做内部归因(勤奋、努力)。国内研究者(李静，2012)调查了湖北、广东、贵州、河北等多个省，897个年龄在18～64岁之间的城乡居民，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客观阶层之后，主观阶层显著地负向预测了贫富差距外部归因倾向，即主观阶层越低，在外归因倾向上得分越高。
4 小结与讨论
综上可知，社会阶层影响着人的心理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由于共享的经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环境所导致的高低阶层者认知上的唯我主义和情境主义倾向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其感知自我、他人和社会的方式。在自我方面，低阶层者以互依的方式来定义自我，其自我控制感水平较低，并且对来自环境中的威胁更敏感；高阶层者则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其自我控制感水平较高，并且对来自环境中的威胁不够敏感。在人际方面，低阶层者采取一种互依的关系策略，并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高阶层者则采取一种交换的关系策略，且亲社会行为较少。在社会知觉方面，低阶层者更具有同理心，倾向于对事件进行情境归因；而高阶层者倾向于对事件进行特质归因。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社会阶层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及其过程的研究刚刚起步，如下一些问题亟待澄清或进一步深入。
首先，主观还是客观社会阶层对个体心理与行为有更强的影响?尽管有研究证据表明，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是以同样的方式影响行为的(Kraus et al.，2011)，然而另一些证据也表明，主观社会阶层比客观社会阶层对行为有更强的预测力(Cohen et al.，2008；Wolff et al.，2010)。甚至在控制了客观上社会阶层之后，主观社会阶层显著地预测了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例如，Johnson等(2011)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为中产阶级的学生进入由来自更富裕家庭学生组成的精英私立大学后，当感知到社会地位较低，那么感知到的威胁感就越强。Kraus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通过客观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衡量，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被试，当感知到其主观社会阶层较低时，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更有可能预期他人以一种敌对或攻击的方式行事。对此，未来研究应更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相对于客观社会阶层来说，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认知方式有着更强的影响。
其次，文化变量能否以及怎样与社会阶层一起交互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高阶层者规范着该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被工人阶级视为是一般的文化标准，像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常被高阶层者用来传递和巩固他们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Kraus，Piff，& Keltner，2011)。因此，高阶层者的认知倾向更具有文化的典型性。这意味着社会阶层与认知倾向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存在差异。然而，较少有研究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绝大多数的社会阶层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鲜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不同于西方发达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相对较少，因而更可能形成互依的文化价值观(Kraus et al.，2012)。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处于互依文化中的个体，其原有的情境主义的认知倾向会逐渐转变为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初步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被试自我报告的自恋水平在显著增加，而自恋水平与主观社会地位提高显著相关(Cai，Kwan，& Sedikides，2012)。对此，未来研究应深入探究文化因素在社会阶层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中的作用。
最后，我国当代科研工作者们研究社会阶层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陆学艺，2002)。然而，只有客观地调查、分析和评估各个阶层的心理诉求，才能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心理学家们依据社会生活的物质资源(财富、教育和职业)的差异，以及感知到由此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将社会成员分成高低不同阶层，并发现高低阶层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有着显著的差异，以及高低阶层者有着不同的心理诉求。比如，在西方的研究表明，与高阶层者不同，低阶层者认为社会阶层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根据流行的意识形态、历史经济条件和社会习俗来划分的，是可以改变的(Kraus et al.，2012)。一般来说，只有低阶层者认为阶层是可以改变时，他们才可能会更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争取进入更高等级的阶层，实现向上流动。低阶层者认为阶层是可以改变的信念以及强烈的向上流动愿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Griskevicius，Tybur，Delton，& Robertson，2011)。那么，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发现的高低阶层不同心理行为特征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高低阶层社会成员?是否适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是一系列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问题，需要大量的本土化的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来予以回答。
(此为郭永玉在2013年3月26日～28日第455次香山科学会议(主题为“心理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及环境影响因素”)上所做中心议题评述报告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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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小勇，李静，芦学璋，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郭永玉(通讯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E-mail：yyguo@mail.ccnu.edu.cn。武汉 430079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109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190007)和华中师范大学优博培育项目(2013YBYB1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