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精神分析技术原理
在讨论精神分析技术实践之前，我想阐明几个主要问题。我认为，只有明确定义了那些关键性的原则，有关技术细节的讨论才能真正富有成效。因此，这一课在探讨技术细节的同时，旨在阐明和举例论证那些我视之为精神分析技术和理论之基础的主要原理。技术细节与主要原理是不可分割的。
启动我们研究的最佳方式始终是开始精神分析工作——第一次接触受治者。以一个神经官能症不太严重并且很快开始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受治者为例，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他所说的大多都是重要的，然而，由于我们无法即时接收并记录所有内容，因此很快开
始选择材料。通过这种选择，我们知道，我们是受自身关于心灵活动的知识指导的——精神分析师根据自己的分析获得这种知识，现在正将其应用于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些知识指导我们走向何方？精神分析师是否会不自觉地根据材料对受治者精神特质或自身精神特质的重要性来对材料做出取舍？由于我们是以自身心灵做中介来审视他人心灵，显而易见，这种取舍在很大程度上——虽非全部——取决于我们着手工作时的心态。当然，这对你来说并不新鲜，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全部含义值得仔细考虑。
精神分析态度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心态，就是所谓精神分析态度。假如我们试图定义这种态度，那么很快就会发现，无论是多么详尽的描述，都必然是枯燥无味的，并且要使这一概念变为现实，必须像其他事物的运行过程那样，将其付诸实践。这一点，我们只有在以后研究精神分析技术时才能做到。目前，我只会论及这种态度的几个特征。
关于精神分析态度，首要的是将我们的全部兴趣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即对这个人的思想的探索，而这个人暂时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相应地，其他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个人感受，都暂时不再重要。如果探索的强烈欲望与求真（无论这种真为何物）的坚定愿望相结合，并且焦虑不会对其造成太大干扰，我们应该能够不受干扰地注意到受治者展现给我们的心理状况，也不被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治愈受治者——影响。我们只有不给受治者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或者说过早地想搞明白病例的结构），不在接近受治者时通过预先设想的计划来指导他（尝试从他身上引起某种反应），才算做好了一步步了解受治者一切的准备。不过，我们也由此处于最佳位置，可以不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可以重新发现或修订之前的精神分析教条。这种相当好奇的心态，热切同时又耐心，独立于
主体同时又完全融入主体，显然是在各不相同（间有矛盾）的偏好与心理驱动力之间取得平衡的结果，是我们头脑中几个不同区域之间合作的结果。原因在于，尽管我们准备将受治者呈现给我们的内心解读为某种新东西，并无拘无束地对其做出回应，但是，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仍然起着作用。毫无疑问，我们的批判能力始终保持着活跃，但实际上，它已经退到了后台，在我们的潜意识与受治者的潜意识之间建立联系留出了空间。精神分析师在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这种协调，也反映了他对智力和情感之间的良好平衡能力。
如果到目前为止，关于精神分析态度，我传达出的信息给人留下毫无情感、机械生硬的印象，那么我应该赶快予以纠正。情感丰富、情绪高涨的精神分析师即使能够很好地控制自身的情感和情绪，也必须将受治者作为一个人来接近和理解。如果精神分析师着手像摆弄一件有趣而复杂的机器似的探索受治者的内心，那么他将不会进行富有成效的分析工
作——尽管他坚强而真诚地希望了解事实。这种基本愿望只有与对受治者的良好态度相结合才能实现。我所说的“良好态度”不仅是人类的友好情感和对人的仁慈态度，而且还意味着对人的思想和总体上的人格的深刻而真实的尊重。
如何控制权力欲与优越感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拥有并可以使用奇妙而独特的工具来获得我们分析所拥有的思维的能力，就容易产生权力欲和优越感。但是，如果我们彻底意识到，没有什么比对人类心灵的探索和理解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权力欲和优越感就将得到控制。无论我们对人类心灵的运作有多少了解，我们也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这会令我们保持怀疑和谦虚的态度）：了解另一个人整体性格的确切信息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对离自己最近的人有多少了解：我们了解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近亲以及密友吗？在认识他们多年之后，我们有没有对他们的某些行为和反应感到惊讶？我们能不能认识到，在对自认为非常了解的人的判断上，我们犯过严重错误？还有，更进一步说，无论我们学会了多少有关自己的知识，我们是不是有时仍然会对意外情况下自身的某些反应感到惊讶？
对心灵和人性的运作保持基本尊重，隐含在对律法和经济的所有真实洞察中，也深藏着对我们自身局限性的真正认识，但同时，这也是真正相信精神分析的疗愈力量的唯一基础。这种谦卑而自信的精神是抵御权力欲与优越感、抵御寻求快速或神奇结论的任何偏好—— 必然会使工作朝错误方向发展的偏好，例如，试图让受治者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或通过打动、宽慰、安抚他甚至让步于他，从而让他容易感到满意，等等——的最佳保障。
弗洛伊德的发现——移情
在对精神分析态度做出一些一般性阐释之后，我接下来将更详细地考察与这种态度紧密相关的现象，即移情。值得一提的是，精神分析在理论和技术上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弗洛伊德对移情的发现。首先，正如你们所知，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使用了催眠和宣泄疗法，其目的是使受治者发泄因某些经历而受到抑制的情绪。当他发现性欲是神经官能症的部分病因时，他放弃了催眠和宣泄疗法，并改变了精神分析技术。还有另一个结论促成了这一变化。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提到这样一个病例（1925年，第27页），一位女性受治者非常顺从地接受了宣泄疗法，但在宣泄之后从催眠状态中醒来时，她用双臂抱住了弗洛伊德的脖子。尽管这一特定案例的治疗未继续下去，但这一观察结果以及其他观察结果使弗洛伊德意识到，受治者同医生的个人情感关系比宣泄疗法更有效。对受治者与医生之间情感关系的重要性的早期了解是他发现移情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和前面提到的理论发现，他放弃催眠和宣泄疗法，提出了自由联想技术，当然，后来的发展方式并非完全如此。潜意识已经在宣泄疗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只有在放弃宣泄疗法后，才开始认真对待潜意识。通过改变精神分析技术，1895—1900年，弗洛伊德发现了抗拒，发现了压抑，发现了存于受治者内心的愿望幻想。
诱惑理论的修订及其对精神分析技术的影响
这些发现是精神分析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再次促进了精神分析技术的发展。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愿望幻想。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受治者向他讲述的性经验（如被强奸或诱奸等）完全当真。他很快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讲述远非仅仅是谎言，是基于一种特殊性质的愿望，这种愿望导致受治者发展出一种特殊幻想。可以想象，在与受治者打交道时，这种认识对他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举例来说，分析师的某种怀疑可能与他试图将某种真实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尝试有关，毕竟他一定会对此有所怀疑，但当他意识到幻想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时，怀疑消失了，这对精神分析工作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弗洛伊德本人揭示出的，正是这些发现，以及——我认为更重要的——由这些发现带来的他对精神分析技术的改变。由此，他全面发现了婴幼儿性欲的存在，并再向前迈进一步，全面认识到俄狄浦斯情境的重要性。
我主张，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发现肯定再次对精神分析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治者出于某种原因而恨自己的父亲，并且这种恨必定会在他与分析师产生联系的特殊背景下出现，这种认知当然与对移情不断增进的理解紧密相关，必然引起分析师对这些 感
受和情境的不同反应，从而不仅影响其所表达的真实性，而且影响其如何表达。反过来，这使分析师能够发现越来越多关于俄狄浦斯情境的细节，由此掌握有关它的知识。
我之前提到过，对移情的日益了解为分析师带来了另一种反应。我将举一些实例来说明，在对移情产生新认识之前，分析师即使有耐心和理解力，对受治者的仇恨、指责等的反应与现在相比，也有不同。现在，他理解了移情，因为他认为这种感觉是移情的必然结果。这影响了分析师的反向移情，并使得通过理解和尊重移情现象而忍受负移情的可能
性更高。
对我们来说，移情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很难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1893）最初通力合作，共同撰写了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总结的那样，布洛伊尔退出了他们的共同工作，因为他注意到受治者爱上了自己。但是，弗洛伊德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感觉实际上并非他个人独有的。如果人们意识到以前从未弄清楚过这样的事实，那似乎是很令人兴奋的，不过他并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我之前提到过弗洛伊德的受治者，她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后，就用手臂抱住了弗洛伊德的脖子。他似乎一下子就猜出这些爱意是有特殊原因的，与他没有特别的关联。他在自传中说：“我很有自知之明，没有将这件事归因于我自己不可抗拒的个人魅力，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掌握了在催眠背后起作用的神秘元素的本质。”（1925年，第27页）在谈及让他放弃催眠的原因时，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看法，即使是在开展宣泄疗法过程中也是如此：（1）一旦受治者和医生的私人关系受到干扰，就无法得到最佳结果；（2）受治者用手臂抱住他的现象让他得出了关于移情性质的结论。后来，人们意识到，这两个放弃催眠的原因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表明，他已经对移情有了一些认识。
